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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层位学之“层位关系”

2018年12月04日 10:00   来源: 《考古》2017年05期    作者: 霍东峰    【 收藏本文

  考古层位学脱胎于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经由考古地层学发展而来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层位关系是考古层位学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概念,主要是指单位在堆积先后次序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只有正确理解层位关系的含义和内涵,才能准确地划分遗址的层位,从而明晰各单位之间的先后顺序,以期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可靠、确凿的研究资料,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层位关系”这一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考古学界认为遗址中的堆积如同地质学中的地层一样,也是层序叠加而成。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考古学者运用水平等距离深度发掘法自上而下地进行揭露,虽然已经注意到“地层”之间的叠压关系,但并未按照“地层”来收集遗物,始终是按照人为划定的水平层位进行收集。这一时期的考古学者认为遗址堆积均是由各类土质、土色不同的“地层”所构成,尚未注意到遗址堆积与自然堆积之间存在有本质的区别,即并未意识到遗迹的存在,因此在发掘中更多的是关注“地层”之间的叠压关系。李济先生曾发现夏县西阴村遗址“地层”中曾有扰动或“后来的侵入”现象[1],梁思永先生也指出该遗址“地层”中充满了“交叉或袋形的状态” [2]。与此同时,李济先生已经认识到“后来的侵入”等现象可以为“地层”之间年代的判定提供“一点间接的帮助” [3]。如今来看,西阴村这些“地层”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打破关系,但当时未对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功能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4]


  1931年,在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梁思永先生根据遗址堆积的土质、土色和厚度划分成不同的地层,再根据各地层的包含物合并为不同的文化层,然后依据文化层的堆积顺序,分别称为“上层”(小屯)、“中层”(龙山)、“下层”(仰韶),即“后冈三叠层”,发掘过程中还辨识和清理出了白灰面、长方坑、墓葬、夯土和石堆等遗迹[5]。后冈遗址的发掘理念较之前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依据土质、土色划分为若干地层,并将出土有相同遗物的地层整合为一个文化层;二是明确遗址堆积可以区分为地层和遗迹,它们之间除了叠压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打破关系,如后冈遗址中曾发现“白灰面被后来的小屯式的长方坑破坏,长方坑又被1个乾隆墓葬破坏的情形”[6]。正是基于上述发掘理念的变化,才促使地层学理论的充实和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改进,即“以文化层而不是人为的水平层划分地层以及对遗迹叠压打破关系的正确处理上”[7],这就意味着地质地层学为考古地层学所取代,因此“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就标志着考古地层学的形成。此后,考古学者普遍将遗址堆积区分为地层和遗迹两大类,在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很好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但在后期整理和研究中却多认为遗迹附属于地层,并未意识到遗迹与地层其实是互不统属、相互独立的,从而多将遗迹归入与其年代相同或文化属性相同的地层之中,称为“上层”、“中层”、“下层”等[8]


  20世纪60年代以后,考古学界逐渐形成以“单位”的层位关系为核心的地层学内容,表明中国考古学对于遗址堆积的认识已彻底摆脱地质地层学的影响,考古地层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理论—考古层位学。考古层位学是关于遗址堆积单位和单位在堆积顺序中位置关系的学说,主要内容有:1.关于堆积的定义和性质,2.关于堆积的分类和堆积单位的划分,3.关于堆积单位在遗址堆积里存在的形式,4.关于堆积单位在堆积中的层位和层位关系,5.关于遗址堆积的层序和层面[9]。这一时期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遗址堆积中的地层和遗迹属于同级分类单位,即各自独立,互不附属。同时已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地层、遗迹并非是最小单位,它们可再进一步区分为更小的单位,一个最小单位则可能代表了一次人类行为的结果[10]。可见,考古层位学产生之初,考古学者不仅非常熟练地辨识和处理一个遗址内不同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而且也逐渐开始关注同一单位内部最小单位的划分及其这些最小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遗址堆积过程研究转向以聚落为单位的人的行为内容和过程研究,同时又受到了来自于欧美地区田野考古发掘理念、方法的影响和冲击,中国考古学者不仅努力完善和提高田野考古操作的技术规范,还进一步深化了对遗址堆积分类的理论认识。1.遗址堆积分类的系统化。《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明确指出:堆积单位是考古发掘现场可区分的最小堆积,是田野考古工作中发掘、记录文化堆积的最小单位;遗迹单位由一个或多个堆积单位组成,是相对完整的功能单位[11]。据此可知,遗址堆积可以区分为地层和遗迹两类不同性质的堆积,地层或遗迹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遗迹单位,一个遗迹单位则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堆积单位组成。2.界面(或称地面、活动面)概念的提出。界面就是承载人类活动的地面,主要可以分为“地层界面”、“遗迹界面”两类,每一类界面又可分为“水平”、“垂直”两种[12]


  伴随着遗址堆积分类认识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学者们对遗址堆积中的层位关系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开展了有益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陈雍、许永杰认为除了叠压、打破关系之外,还应存在第三种层位关系—“平列”,即叠压在同一地层之下而又同时打破同一地层的遗迹单位,年代不一定同时,其年代关系存在多种可能[13]。有些遗迹单位在同一遗址堆积次序中所处的位置相同,但却互不相干,以往学者对这些遗迹单位在遗址堆积中所处的空间位置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却忽略了在遗址堆积空间中这些遗迹单位之间的关系。“平列”关系的提出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说明这些遗迹单位之间是“平等”、“并列”的层位关系。但陈雍、许永杰所提出的“平列”关系仅是针对遗迹单位之间而言,并未能够对一个遗迹单位内部不同堆积单位之间是否也存在“平列”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王立新指出某些地面建筑是由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构成,附属建筑往往依靠在主体建筑之上修建而成,从而提出一种新的层位关系—“凭依”[14]。主体建筑为附属建筑所依靠,两者应有主、客体之别,“凭依”一词意为附着、依托、依靠,未能很好地表达出主、客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这里将“凭依”改为“依附”,意为附着、从属,即同一遗迹单位本身可区分为一个或若干个不同的堆积单位,其中处在客体位置的堆积单位附着、从属于处在主体位置的堆积单位。王立新所提出的“凭依”关系仅是针对同一遗迹单位内部不同堆积单位而言,也未就不同遗迹单位之间是否也存在“凭依”关系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何驽指出层位关系主要包括叠压、打破、共用界面三种类型,但未对“共用界面”的含义进行说明,仅以图示来展现其内涵[15](图一)。从图中标注“4层表界面(4、5层共用界面)”的位置来看,推测“共用界面”可能大致有以下两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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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叠压打破关系示意图(引自《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5页)


  一是第4层叠压在第5层之上,却未将第5层全部覆盖,第4、5层的层面[16]相连成一片,人们在第4、5层的层面上进行活动形成了依托于第4、5层之上的共用界面。所体现的含义是:人们在同一遗址不同时期的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的层面上同时进行活动,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人们活动的界面,由于该界面是依托在不同时期的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之上,故将之视为多个时期的“共用界面”。界面是承载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地面,依托在遗址堆积中的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之上。界面和其所依托的单位是不同行为的产物,两者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关系。由于遗址堆积分布得不均衡、不连续甚或缺失,遗址堆积中若干个年代有别的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之间相连形成一个“共同层面”,人们在这个“共同层面”上活动从而形成界面,这一界面其实就是某一时期人们活动的地面,只不过其依托在多个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之上,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多个时期界面的共用现象,不应将之视为“共用界面”。


  二是人们在第5层层面上活动形成了第5层界面,一段时间之后,第4层覆盖了部分第5层界面,新形成的第4层层面与未被覆盖的第5层界面相连成一体,共同形成了承载人们活动的第4、5层共用界面。所表达的含义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在同一遗址上进行活动时形成了隶属于各自时期的界面,由于某种原因早期界面的局部得以保留和沿用,成为晚期界面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由“早”、“晚”界面共同组成应用的界面亦即“共用界面”。“共用界面”的依托单位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人们的活动也并不相同,自然在其上也就会不断形成新的界面。界面是依托于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而存在的,界面的层累需要通过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的叠累而展现出来。“共用界面”存在着区分为多个时期界面的可能性,但各个时期界面的层累并未能够通过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的叠加体现出来,这里所谓的“共用界面”多是将“早”、“晚”界面及其各自所承载的人类活动混为一谈。


  “共用界面”依托在相同的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之上,说明“共用界面”是基于人们在“共同层面”之上进行活动而形成的。不同时期的人们在“共同层面”上进行活动形成了各自的界面,这些不同时期的界面在“共同层面”的位置上层累,从而形成了“共用界面”。“共用界面”却未物化为类似于遗迹单位或堆积单位叠累的形式体现出来。由此可知,所谓的“共用界面”其实并非是不同时期人们所共用的界面,而是各有自己的界面,其本质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在“共用层面”上进行活动而形成了各自的界面。不同时期的界面在“共用层面”上层层叠加,界面的叠加并没有转化为“有形”的存在,而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因此与其说是“共用界面”,不如说是“共用层面”更为合适。


  “共用界面”是一种层位关系,可暂将其理解为是“一个界面为不同时期所共用的现象”,强调的是“界面的共用”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共用界面”并非是被不同时期所共用的界面,而是依托在“共同层面”之上不同时期界面的一个无形集合体,不存在同一个界面反复为不同时期人们所共用的现象,那么,所谓“界面的共用”关系也就并不成立,“共用界面”就不应被视为一种层位关系。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中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堆积性质的判断,重视对遗址堆积功能的辨识,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着自身特色的遗址堆积分类方法“层级分类法”[17]。一个遗址的堆积通常是由地层、遗迹、界面三部分组成,地层、遗迹可区分为一个个遗迹单位,一个遗迹单位自身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一个个堆积单位。这些单位作为一个个客观实在的物体独立存在,在遗址堆积中也有着各自的空间位置。


  界面是承载人类活动行为的地面,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经常活动等原因形成的有清楚边界和易于剥离的界面,如各类遗迹的“边”等;另一类是虽有人类活动但并没有形成清楚的边界和易于剥离的界面,如农田的界面等[18]。这两类界面并不是以客观物质形式来存在的,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界面的辨识都离不开对堆积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只有判明了堆积的性质和功能,才能正确地理解界面的存在。如果想要确定一个界面在遗址堆积中的空间位置,就首先要明晰界面所依托的单位在遗址堆积中的位置关系,然后借助与依托单位相关的其他单位之间的位置关系,才能推导出该界面在遗址堆积中所处的空间位置。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界面常常被视为某个地层或遗迹中的一个堆积单位,也就是说,界面隶属于地层或遗迹。


  一个遗址的层位关系主要是指单位在遗址堆积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单位”一词主要包括遗迹和堆积。遗迹单位的层位关系与堆积单位的层位关系区别显著,主要体现在不同层次上,遗迹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主要体现的是同一遗址内部不同遗迹单位之间的关系,而堆积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则是同一遗迹单位内部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关系。因此,依据目前对遗址堆积层次划分的认识来看,遗址层位关系应该按照遗迹单位、堆积单位两个层次来分别进行讨论。


  (一)同一遗址内不同遗迹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


  一般情况下,遗址堆积可以分为地层、遗迹两大类,地层可再分为人工层、自然层,遗迹可再分为房址、墓葬、灰坑、窑址等。然后各遗迹单位依次编号,地层可进一步分为若干层,如第1层、第2层、第3层……。遗迹可细分,如墓葬顺次为M1、M2、M3……[19]。一个遗迹单位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功能单位,正是由于遗迹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遗址堆积的顺序。从田野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的现象来看,在同一遗址堆积中,不同遗迹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有五种。


  1.叠压  是指一遗迹单位覆盖在其他遗迹单位之上的现象。地层叠压地层、地层叠压遗迹、遗迹叠压地层比较多见,遗迹叠压遗迹则相对较少。


  (1)地层叠压地层  如图一中第1层叠压在第2层之上,第3层同时叠压在第4层、第5层之上。


  (2)地层叠压遗迹  如图一中第3层叠压在M2之上,图二中第2层叠压在H7、H8、M2之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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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西安客省庄村北剖面图(引自《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第32页)


  (3)遗迹叠压地层  如图三中外城西城墙叠压在第3层之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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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敦化敖东城遗址03DATG1南壁剖面图(引自《考古》2006年第9期第41页)


  (4)遗迹叠压遗迹  如图四中,G1被第4层、东城墙Ⅱ期夯土所叠压,Ⅰ期夯土建于一条南北向的路上,路下为生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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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洛阳东周王城东城墙T1、T2南壁剖面图(引自《文物》2008年第8期第16页)


  2.打破  是指一遗迹单位对其他遗迹单位造成了不可逆破坏的现象,主要为遗迹打破地层、遗迹打破遗迹。


  (1)遗迹打破地层  如图一中H1打破第2层,M2打破第4层。图三中现代坑打破外城西城墙和第2层。


  (2)遗迹打破遗迹  如图一中M2打破H2,图二中M2打破H8,H8打破H7。


  3.平列  处于遗址堆积先后次序中相同位置的遗迹单位之间未发生任何接触的层位关系。主要有地层平列地层、地层平列遗迹、遗迹平列遗迹。


  (1)地层平列地层  如图五中第2层、第3层在堆积中为平列关系。


  (2)地层平列遗迹  如图五中第2层、第3层与H1为平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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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平列层位关系示意图


  (3)遗迹平列遗迹  如图二中H7、M2为平列关系。


  4.依附  是以一遗迹单位为主体,其他遗迹单位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其上的现象。主要是遗迹依附遗迹,可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同一时期遗迹之间的依附关系。如大连市四平山积石墓中所谓的单列多室墓M35应为一个个单室墓先后连接而成,先分别修建A、B、C、M34E,然后在上述各室之间又修建A-B室、B-C室、D室,使七座墓葬相连形成了一列墓葬[23](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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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大连四平山积石墓M35平面、剖视图(引自《考古学研究》(九)第615页)


  另一种是不同时期遗迹之间的依附关系。如在重庆开县故城、吉林白城市城四家子城址中,现代人依古城墙而建的房屋、圈舍,古城墙的部分墙体成为现代人房屋、圈舍的墙体(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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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不同时期遗迹依附层位关系示意图


  5.重合  是指一遗迹单位与其他遗迹单位完全重合的现象。主要是遗迹重合遗迹,可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同一时期遗迹单位之间的重合关系。如内蒙古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F11居住面共分为上、中、下三层,可知该房址至少经过三次修缮,每次修缮的居住面都与墙体共同构成了一座房子的房屋空间,后两次的修缮并未对墙体进行任何改变,因此可以将寨子塔F11视为同一时期同一位置上有上、中、下三座不同的房址相互重合(图八)。云南澄江县金莲山M184的墓穴中人骨自上而下至少可以分为三层,至少可能代表了人类三次不同的埋葬行为,应将其区分为三座墓葬,这三座墓葬为重合关系(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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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F11平面、剖视图(引自《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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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澄江县金莲山遗址M184平面、剖视图(引自《考古》2011年第1期第26页)


  另一种是不同时期遗迹单位之间的重合关系。峡江地区六朝至唐时期比较流行“借墓而葬”的现象,同一墓室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使用。如湖北老虎包墓地M1墓室建于东汉,六朝、唐代利用其墓室又进行埋葬[24]。隋唐时期统一中国后,对一些旧城市进行改造,同时兴建了一批新城市,这些城市至今仍在沿用,其中重庆开县故城就是一座古今重叠型城址,唐、清代以来所形成的内、外城布局直至被淹没前依然在开县县城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5]


  (二)同一遗迹单位内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


  一个遗迹单位是由一个或多个堆积单位组成,而堆积单位是考古发掘现场可区分的最小堆积。基于此认识,当遗址堆积区分为一个个地层、一个个遗迹之后,它们尚有进一步划分的可能。1.一个地层可划分为亚层,如泗水尹家城第8层可分为六个亚层∶⑧A、⑧B、⑧C、⑧D、⑧E、⑧F[26]。一个遗迹内部可划分为小遗迹、小地层,小遗迹如房址包括有柱洞、灶、门道、窖穴等,小地层如灰坑内堆积的分层H1①、H1②、H1③……。2.一个小地层还可以划分为更小的层次,如泗水尹家城第⑧C层可再细分为上、下两部分[27]。一个小遗迹可再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遗迹、地层,如灶可区分为Z1①、Z1②、Z1③……。以此类推,直至划分为最小堆积。堆积单位是遗址内最小的堆积,正是堆积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完整的功能单位——遗迹单位。从田野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的现象来看,在同一遗迹单位之内,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有五种。


  1.叠压  是指在同一遗迹单位内,一堆积单位覆盖在其他堆积单位之上的现象。小地层叠压小地层、小地层叠压小遗迹、小遗迹叠压小地层比较多见,小遗迹叠压小遗迹较少。


  (1)小地层叠压小地层  如图四中洛阳东周王城东城墙Ⅰ、Ⅱ期夯土均可划分为若干小地层即夯土层,夯土层自上而下层层叠压。


  (2)小地层叠压小遗迹  如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F11上层房址中,房内堆积叠压在“圆形地面灶”之上(见图八)。


  (3)小遗迹叠压小地层  如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F11上层房址的“圆形地面灶”灶叠压在黑灰垫土之上(见图八)。


  (4)小遗迹叠压小遗迹  如熟土二层台,在土坑竖穴墓修建完毕后,又在近墓底处沿墓壁堆筑或夯筑起来的台阶式遗迹,其与墓葬本身之间构成了一组小遗迹叠压小遗迹的层位关系[28]


  2.打破  是指在同一遗迹单位内,一堆积单位对其他堆积单位造成了不可逆破坏的现象。主要有小遗迹打破小地层、小遗迹打破小遗迹。


  (1)小遗迹打破小地层  如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F11上层房址的灶非地面灶,而为一向下挖掘形成的坑式灶,这个灶与黑灰垫土之间就构成了一种打破关系(见图八)。


  (2)小遗迹打破小遗迹  如墓葬内发现的腰坑、壁龛等遗迹。腰坑内殉牲或葬物,它与墓葬构成一组小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壁龛与墓葬本身也构成一组小遗迹间的打破关系。


  3.平列  是指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处于相同位置的堆积单位之间未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主要有小地层平列小地层、小地层平列小遗迹、小遗迹平列小遗迹。


  (1)小地层平列小地层  可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为同一堆积单位被分割成为互不相连的部分,各部分之间构成平列关系,如图四中第2层被分割成三块,这三块第2层为平列关系。图一○中两块第5层为平列关系。另一种为处于相同位置堆积单位之间的平列关系,如图一○中第2层、第3层为平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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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灰坑内堆积层位关系示意图


  (2)小地层平列小遗迹  如图一一中第2层、Z之间为平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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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房址内堆积层位关系示意图


  (3)小遗迹平列小遗迹  如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F11上层房址的“圆形地面灶”与墙体之间就是平列关系(见图八)。


  4.依附  是指在同一遗迹单位内,以一个堆积单位为主体,其他堆积单位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其上的现象。主要为小遗迹依附小遗迹,如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F54,主要由主房、侧房、回廊三部分构成,以主房为中心,沿主房墙体外侧先后修建了侧房、回廊等附属建筑[29](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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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F54平面图(引自《考古》2010年第8期第17页)


  5.重合  是指在同一遗迹单位内,一堆积单位与其他堆积单位完全重叠的现象,主要是小遗迹重合小遗迹,此类层位关系比较少见。如图一一中的灶,如果因长期使用部分灶壁破损,后将破损处修补后继续使用,该房址中就应有修补前、修补后两个灶,这两个灶完全重合。



  前文中对遗迹单位、堆积单位中所见的层位关系进行了举例说明,在此基础上将田野考古发掘中所能见到的层位关系总括为叠压、打破、平列、依附、重合等五种。


  (一)叠压关系 


  主要是指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的作用,同一遗址堆积中一单位覆盖于其他单位之上、由下至上依次层叠而成的层位关系。叠压关系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极为普遍,是人们最先认识和利用的层位关系。这一概念应主要是从地质学上的地层层序律或称地层叠覆[30]借鉴而来。根据遗址堆积空间位置的上下叠置关系,可以用来判定有着叠压关系的诸单位形成时间早晚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同一遗址中有叠压关系的诸单位之间,形成较晚的单位总是叠压在形成较早的单位之上,即形成时间较早的单位在下,形成时间较晚的单位在上。


  (二)打破关系


  主要是指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的作用,同一遗址堆积中一单位对其他单位造成的不可逆破坏的层位关系。打破关系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极为普遍。随着对遗址堆积分类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遗迹是人类遗址堆积中独有的遗存,在此认识基础上,最终认识和确立了单位间的打破关系。根据遗址堆积的上下叠置关系,可以用来判定有着打破关系的诸单位形成时间的早晚。通常情况下,同一遗址中有打破关系的单位之间,形成较晚的单位总是打破形成较早的单位,即打破其他单位的单位形成时间较晚且形态相对较为完整,而被打破的单位形成时间略早,其形态被破坏。


  (三)平列关系


  主要是指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作用,同一遗址中处于遗址堆积先后次序中相同位置的单位之间未发生任何接触的层位关系。平列关系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极为普遍。根据遗址堆积空间位置的上下叠置关系,无法对有着平列关系的诸单位在形成时间早晚的关系上做出判定。同一遗址中有平列关系的诸单位,处于相同的空间位置但相互之间毫无联系,它们在形成时间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能同时或相近,抑或相去甚远,只有通过对这些单位中包含物或参考其他相关现象进行分析后才能获知它们形成的先后顺序。


  (四)依附关系


  主要是指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同一遗址堆积中以一单位为主体,其他单位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主体单位的层位关系。这一层位关系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并不普遍。根据遗址堆积空间位置的上下叠置关系,可以用来判定有着依附关系的诸单位形成时间早晚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同一遗址中有依附关系的单位之间,形成时间较晚的单位总是依附于形成时间较早的单位,即依附于其他单位的非主体单位形成时间较晚,被依附的主体单位形成时间略早。


  (五)重合关系 


  主要是指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同一遗址堆积中以一单位为本体,其他单位完全与本体单位重叠为一体的层位关系。这一层位关系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根据遗址堆积空间位置的上下叠置关系,只能对有着


  重合关系的诸单位中最后一个单位的形成时间做出判断。同一遗址中有重合关系的单位之间构成了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二者融合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或者是本体单位包含了后来的其他单位,或者是本体单位包含于后来其他单位之中。通常情况下,本体单位形成的时间较早,而与本体单位相重合的其他单位形成时间则较晚,只有通过对这些单位中包含物或参考其他相关现象进行分析后才能获知它们形成的先后关系。



  五种层位关系的辨识,不仅明确了单位自身在遗址堆积中的空间位置,而且也明晰了各单位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认识基础上,各单位按照堆积的先后次序自下而上依次叠累,从而最终构建起整个遗址堆积的结构与序列。从这一结构与序列中,我们既可以考察诸单位之间纵向的联系与变化,也可以观察处于同一空间中诸单位之间横向的联系与分布。


  正如前文所言,遗迹单位与堆积单位是遗址堆积中两类不同层次的单位,这两类不同层次单位所表述的层位关系在遗址堆积中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一)同一遗址堆积内不同遗迹单位之间的五种层位关系


  同一遗址堆积内不同遗迹单位之间的五种层位关系,所反映的时间跨度大小不一,主要是指一个遗址堆积的形成过程,其内诸遗迹单位或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分属于若干个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在一个遗址中,堆积依其性质和功能可以被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遗迹单位,通过这五种层位关系,可以将同一遗址中全部遗迹单位相互关联起来。纵向来看,依据遗迹单位在空间位置上先后次序的不同,可以明确每一个遗迹单位在遗址堆积空间中的位置并推测其形成时间的早晚关系。横向来看,依据遗迹单位所处遗址堆积空间中的位置,可以了解处于同一空间位置的诸遗迹单位之间的平面分布状态。两者相结合,不仅可以明晰一个遗址堆积层累的形成过程,而且又能观察到同一遗址中不同时期聚落的平面布局与结构,以及不同时期之间聚落平面布局与结构的联系与区别。


  (二)同一遗迹单位内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五种层位关系


  同一遗迹单位内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五种层位关系,反映的时间跨度较小,主要是指一个遗迹单位的存续时间,亦即这一遗迹单位产生、使用、修整、转用、消亡等的过程。


  在一个遗迹单位之内,依其性质和功能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堆积单位,通过这五种层位关系,可以将同一遗迹单位中全部堆积单位相互关联起来。纵向来看,依据堆积单位在空间位置上先后次序的不同,可以明确每一个堆积单位在遗迹单位空间中的位置,同时推测其形成时间的早晚关系。横向来看,依据堆积单位所处遗迹单位空间中的位置,可以了解处于同一空间位置的诸堆积单位之间的平面分布状态。两者相结合,不仅可以明晰一个遗迹单位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还可以观察到同一遗迹单位内不同时间诸堆积单位的平面布局与结构,以及不同时间诸堆积单位之间结构上的改变与变化,也就是说一个遗迹单位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经过修补、转用等的过程。


注 释:

[1]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2]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3]同[1]。

[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5]a.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b.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6]同[5]b。

[7]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8]许永杰:《考古层位学札记三则》,《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9]陈雍:《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思考》,《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

[10]a.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b.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c.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第16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2]界面内涵与分类的认识来自于英国考古学家爱德华•哈里斯,本文从以下论文中转引而来。a.赵辉:《遗址中的“地面”及其清理》,《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b.孙德荣:《试述Context System及其考古地层学原理》,《文物世界》2000年第1期。c.赵辉、张海、秦岭:《田野考古的“系络图”与记录系统》,《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13]a.2004年7月,陈雍曾在天津蓟县考古发掘工地教学授课中提出“平列”关系。b.同[8]。该文中使用的是“堆积单位”一词,但是根据该文中所表述的意思及其所举例子来看,其意更接近《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遗迹单位的含义,而与其中的堆积单位有较大差异,为避免造成歧义,这里将该文中的堆积单位改称为遗迹单位。

[1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在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工地教学中提出。

[15]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16]同[12]a。该文认为“层面”不仅包括过去人们活动形成的界面,还包括未承载人类活动的遗址堆积内部诸单位之间接触面,进而提出所有的地面都是层面,却非所有的层面都是地面,并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说明。笔者认为依据是否与人类活动有关可以将遗址堆积内部诸单位之间的接触面划分为界面和层面两大类,界面是人们活动所形成的并承载着人类活动的行为的地面,层面的形成与人们活动无关,仅仅是指未承载人类活动的遗址堆积内部诸单位之间的接触面。

[17]霍东峰、陈醉:《“全面揭露发掘法”与“探方揭露发掘法”评议》,《考古》2015年第11期。

[18]张弛:《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中国田野考古中对遗址堆积物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19]同[17]。

[20]苏秉琦、吴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2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22]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东城墙遗址200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8期。

[23]宫本一夫、赵辉:《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墓研究》,《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老虎包墓地发掘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25]霍东峰、刘继东、华阳:《重庆开县汉丰镇考略》,见《“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2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27]同[26]。

[28]胡继根:《浙江汉墓中“熟土二层台”现象分析》,《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2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

[30]宋春青、邱维理、张振春:《地质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杨尚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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