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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徽墨

2018年11月08日 09:00   来源: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5期    作者: 刘伟文 姚昱    【 收藏本文

  唐代制墨业主要集中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和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以祖氏、奚氏和李氏最为著名。晚唐五代,制墨技术随着迁徙的浪潮而进入歙州(今安徽黄山)、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徽墨诞生,并自此始终占据了中国墨业的前沿,引领了中国墨的进步历程。

 

1徽墨的源起

 

  宋代罗愿在《新安志》中有“李超与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的记载。李氏父子在易水制墨法的基础上,利用黄山、松萝山之古松取烟,并改进配料、和胶、杵捣等技术,制造出前世无法企及的佳墨,史称“李墨”。南唐后主李煜亦评价李墨和澄心堂纸、龙尾歙砚为“天下冠”,并因此敕封李超为检校水部员外郎。由于无度地使用和挥霍,及至北宋宣和年间“李墨”就极为罕见,故时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李廷珪制“翰林风月”铭长方墨,墨呈长方薄板形。一面泥金草书阴识“翰林风月”四字;另一面草书填朱三字,已模糊无法辨认。墨色黝黑有漆光,质坚实如玉。边薄而锐利,中间略凸,墨面布满大小、高低不平的突起,间有犀纹。从实物的现存状况来看,确如史料评价的具有“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宋代李孝美《墨谱》)“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和“历久弥新”的鲜明特点。这锭“李墨”历经千年仍有如此优异的的表现,在于李氏父子制墨没有拘泥于早期造墨理论的束缚,开创性地运用胶法、药法改善墨质。《墨记》中记载了李廷珪首创分次和制的对胶之法。《墨经》则记述了李廷珪制墨善用重胶,并添加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味中药,及少量的生漆和熟漆和制,使解胶和胶力持久两个矛盾的命题完美统一。再通过数万次的均匀杵捣、揉捏和压制,使胶和松烟颗粒充分融合,从而做到了“墨寿千年”。

  作为最有名的制墨家,李氏父子第一次将中国墨的品质发挥到了极致。关于李墨的精良,历史上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五代宋初时期的文学家徐铉、徐楷兄弟,幼年时曾共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筋的李超墨,每日书写不下五千字,十年方才用完。还有宋大中祥符年间,一贵族误将李廷珪墨遗失于水中,数月后,又于同一地点遗落了金器,故派人捞取,惊奇的是李廷珪墨也被完好无损地捞取出来,且光色不变、表里如新。1978年,文府墨被发现时整体浸泡在水中,出土后历经数十年自然老化,其磨口依旧有莹莹胶光(图1)。可见,在李氏父子的引领和推动下,宣歙之地的制墨水平得以整体进步。《墨经》记载了著名制墨家张遇曾妙得李氏制墨之法,并以此传家,其子张谷、孙张处厚皆以制墨名世。其后,歙州又有耿仁、耿遂、耿文政、耿文寿、耿德、耿盛等,宣州则有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等,都受到李氏制墨之法的影响。而李廷珪之后,其弟廷宽,儿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庆、惟一、仲宜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制墨家传,其中李惟庆更是担任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墨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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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晚唐五代 文府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


  李氏一族所制之墨多以“新安香墨”“新安香剂”为铭,并题制墨人款识,如“歙州李廷珪造”“歙州供进李承宴墨”和“歙州供进墨务官李惟庆墨”等。新安、歙州均为古徽州旧称。晋太康元年(280),将新都郡改名为新安郡,属扬州。领遂安、海宁、始新、黎阳、歙、黟六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自此,“徽墨”之名渐次形成。由于“李墨”与“徽墨”的诸多渊源,“李墨”被认为是“徽墨”的不祧之祖,李超和他的儿子李廷珪也被普遍认为是“徽墨”的缔造者。宋以降,“徽墨”逐渐从中国墨的体系中突显出来,成为中国墨中最光耀的一个品类。

 

2宋代徽墨制作技艺的进步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重归统一。但宋朝自建国之初就面临着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方强大的契丹族和占据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羌族,与宋朝形成100多年对峙的局势。后起的女真族又分别于公元1125年灭辽、公元1127年灭北宋,和偏居临安的南宋朝廷再度形成152年的南北对峙。长期的外族袭扰,尤其是北宋的覆灭,使北方人口再度避乱南迁。徽州由于远离对峙前线,稳定的社会局势吸引了大量中原移民。人口的激增和先进技术的进入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制墨业的前行。

  两宋时期,由于执行了“安内、重文”的国策,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繁荣、自信、开放和包容的一个朝代。唐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商业,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宋的首都汴梁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千百年来的坊市制度彻底被打破,沿街开设的商铺活跃了市民生活,促进了城市繁荣。一些地区也由于商业的兴盛而发展起来,徽州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山区城市,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的矛盾,在接纳了大量移民后已尤显突出。生存的危机促使部分农业人口或外出谋生、或转为手工艺者。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道:“徽州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顾炎武口中的徽州小民,除了将茶叶、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运销外地,徽墨这等蜚声国内外的产品自然也是他们的主营。在商品经济和贸易需求的推动下,徽州本土形成了“家传户习”的制墨盛况,更是涌现出如黟县张遇、歙州潘谷、新安吴滋、黄山沈桂等制墨高手。《墨史》收录则有耿仁遂、高庆和、戴彦衡、胡智等十数人,深受徽州制墨影响者更众。

  宋代徽州制墨最突出的成就是油烟制墨法的确立和发展。取烟采用色泽肥腻、性质沉重的古松,是中国制墨千百年来维持品质的重要原因。但由于长期砍伐,中原地区适宜的古松越来越少,严重制约了制墨业的发展。作为易水制墨世家的李氏一族,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徽墨鼻祖李廷珪迁居徽州后,以黄山古松取烟的同时,也尝试兼用桐油烟入墨。《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古墨皆松烟,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后杨振、陈道真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来,松烟之制渐亡,惟是法独传。”之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易水迁徽州的墨工张遇,受李廷珪影响以桐油烟制墨。他独创以龙脑、麝香、金箔入油烟,制成“龙香剂”墨,成为当时收藏家竞相争购的瑰宝。在诸位墨家的不断尝试和推动下,油烟渐次成为中国墨的主要原料,极大地缓解了墨原料来源单一和面临枯竭的局面。1988年安徽省合肥市宋太师舒国公孙马绍夫妇墓出土的两锭宋墨,其中一锭九华朱觐墨(图2)即为油烟墨。朱觐为安徽九华人,宋神宗、哲宗时期(1048—1100年)制墨家。墨作梭形,墨面中部钤有阳文楷书“九华朱觐墨”铭。墨背中部钤枣核形线框,内有凤形花纹;线框上下两端各入圆形印纹,圆内各有一阳文楷书“香”字。墨锭长21厘米,中部宽3.4厘米,上下端宽1厘米,厚0.7厘米。该墨虽历千年,墨色依然黝黑,质地坚致如故,宋代油烟制墨的水准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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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宋 九华朱觐墨安徽合肥文管处藏

  

  解读九华朱觐墨和同期出土的歙县黄山张谷男处厚墨(图3),对于我们了解宋墨的造形和制作工艺极有裨益。结合1977年春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半枚叶茂实墨,可以看出,宋墨在造型、纹饰上并未较前代有较大的突破,造型仍以规矩的几何形为主,但较唐墨更为修长、平整,墨面光滑,墨边锐利、挺直,呈现出较唐代更为先进的压制工艺特点。纹饰、款识早期仍采用热剂钤压的方式,晚期则可能改为整体模制,自然也更为平整清晰。这种力求平直、简洁的线面结构,明显受到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尤其是真宗、仁宗之后,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倡导“平淡自如、条达舒畅”的文风,理学上更是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徽墨墨式形成严谨含蓄、不施浮华的风格,形制、纹饰受文化思想和制作技术的局限,使墨家更多转向对质地的追求。针对皇室和士大夫阶层的贡墨、御墨、订制墨等高端墨品,制作上不惜工本,力求精绝。得益于宋代书法绘画艺术进步的促进,尤其是在皇室的鼓励和直接参与下,规模空前的宫廷画院建立了,聚集了许多著名画家。唐中叶以后兴盛起来的中国山水画,此时成了画家们最喜爱的表现媒介。两宋画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著名的山水画家,北宋有郭熙、李成、董源、范宽和米芾等;南宋有刘松年、梁楷和马远等。相较人物画的线条勾勒,山水画描绘的清旷烟云、浑厚峰峦和清幽水色,对墨色的浓淡、晕染和层次感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文人频繁地反馈体验感受,并积极地参与制墨实践,促使徽墨技艺的提升和墨品的文人化趋势。诸多书画家和制墨家“翰墨因缘”的故事更是因此诞生了。文豪苏东坡就在《孙萃老寄墨》诗中赞颂徽州墨家潘谷“妙手惟潘公”,更言“墨成不感用,进入蓬莱宫”。潘谷死后,苏东坡又以“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悼之。在文人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动下,墨家对墨质的追求甚至达到“淫巧奢靡”的程度,尝试以不同的珍贵药材入墨,“轻烟万杵”的精工制作,使得徽墨在层次表现和胶力耐久方面更显突出。宋代遗存的大量书法、绘画作品,如米芾的《蜀素贴》、夏圭的《雪堂客话图》等,今天看来依旧墨色如新、熠熠生辉,徽墨的贡献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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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宋 歙县黄山张谷男处厚墨安徽合肥文管处藏

 

3徽墨商品化理念的出现

 

  宋代徽墨在制作和销售方面,呈现高低两个针对的发展趋势。受到科举制度改革和印刷技术进步的驱动,面向大众市场的日用墨、印刷墨等商品墨诞生了,制作时力求价廉物美。究其缘由,是宋代科举制度实施了诸如扩大录取范围、防止考场舞弊等改革措施,鼓舞了庶族和寒门子弟,刺激了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活字印刷的发明,则缩短了印制周期、降低了印刷成本,书籍的大量印制和流通,普及了文化知识。这些都带动了墨、纸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市场需要产量大、价格低的实用墨品,直接导致了墨品的商品化和市肆化。宋以前,墨的流通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为地方贡品入贡后,由皇室赐予;二是专门机构订制并供给相关机构和官宦;三是少量的文人间交流、馈赠。入宋后,则出现了买卖墨品的交易记载。据宋代孟老元所撰《东京梦华录》记述,当时在首都东京相国寺的坊市中,潘谷的墨是极其抢手的商品。《墨史》也记载潘谷售墨时“士或不持钱,留券取墨,亦辄与之。……后忽取积券焚之”。这种极富文人特色的贸易活动,洽洽正是商业经营的雏形。晁氏《墨经》也有商品墨制作的相关记载:“況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素售,故喜用膠少。”这说明当时的墨匠,为了达到速制、速售和速用的目的,制作这类墨品时往往采用轻胶。宋代罗愿《新安志》则评价“若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胶不多而烟墨不昧,若岁久胶尽,则脱然无光如土碳耳”。可见,匠者在知晓轻胶制墨弊病的情况下,依旧使用这一技法,是商人逐利本性的驱动。但事物发展必然有其两面性,由于徽州墨商群体的逐渐形成,资金、人才得以更为顺畅地进入徽墨制作领域,商人对市场的把握和需求的了解极大地促进了徽墨技艺的进步。自明代开始,墨商成为徽墨制作业的主导力量,这对后世徽墨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结语

 

  唐代,制墨技艺从中原传入徽州,北方精通制墨的世家也来了。他们奠定和影响了徽墨千年的传承。宋代徽墨制作也大都秉承了精工细作的理念,尤其是在模制技术上的发展和进步,确定了徽墨器形、纹饰上的装饰风格,为明清两代的辉煌夯实了基础。这是徽墨的诞生和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制墨史上创造力最为活跃的时期。经历了唐代的成熟妩媚、宋代的自信优雅,徽墨的制作技艺蜕变为最富灵气的手工劳动,并逐步引领了中国墨业前行的步伐。

 

(责任编辑:梅雅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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