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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墓葬出土铁券考

2018年05月25日 10: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何月馨    【 收藏本文

    考古发现的隋唐时期墓葬中,偶尔出土一类长20~30、宽10~20厘米的薄铁片,多发现于墓主头部附近,发掘材料报道中常以铁券、铁板、铁片、铁牌、铁刀等名称之。为叙述方便,本文暂统称为铁券。这类铁券在南北朝墓葬中鲜有发现,应为隋唐时期新出现的随葬品。由于发现时多已锈蚀破碎,难以确定其性质,报道中往往不予详述,导致对其认识的缺乏。因此,本文拟在全面梳理并分析隋唐墓葬出土此类铁券的时代、地域、等级等问题的基础上,对铁券的性质进行考察,以完善对于隋唐时期民间葬仪过程的了解。

一、出土概况

(一)隋代

    隋代墓葬中出土铁券,目前仅见于安阳一地。1928~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中,共清理157座隋墓,其中有52座墓出土铁券(报告称“方铁镜”),形制均呈长方形,长20多厘米,宽10多厘米,质薄,每墓仅出一件,位于墓主头部或覆于墓主肩部、腰部[1](图一)。1966~1975年在殷墟发掘的29座隋墓中,出土了相同形制的13件铁券,“每墓只出一件,置于死者肩部或四肢处,都呈长方形,质薄,已锈蚀成碎块。长22~28、宽12~18、厚0.2厘米左右”。报告推测其“可能为压胜之物”[2]。此外在安阳置度村8号隋墓[3]、安阳桥村隋墓[4]中同样各出一件铁券。

图一安阳小屯刀形墓YM261平面图

(据《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附录一:隋唐墓葬(上)”第283页图一四四改绘)

    这一时期的铁券均出自安阳地区中小型隋墓中,以刀形土洞墓和钉形土洞墓为主,所涉及的墓葬既有合葬墓也有单人葬,既有男性墓也有女性墓,可见用铁券随葬并非仅属于某一性别人群,而是具有普遍性,反映了这一时期安阳地区中下层人群的埋葬习俗,其来源尚待考察。

(二)唐代

    到唐代,墓葬中仍常出土此类铁券,形制均为长方形薄片,分布地域大大扩展,主要集中在如下区域。

1.河北地区

    集中分布在安阳及其以北的河北地区,北至朝阳。安阳所在的豫北地区在唐代属河北道南部,唐代仍有随葬铁券的墓例,如安阳市第二制药厂二号墓在墓主头部出土长方形铁片一件[5],该墓为盛唐时期。

    安阳以北,在河北磁县讲武堂两座唐墓中出土“长方形铁板”两件,简报未说明这两件铁券是分别出自两座墓葬还是同出于其中一座墓葬,也未记录尺寸,两墓纪年分别为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3年)和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均属唐前期[6];此外,河北廊坊文西县西关M1出土一件铁券,该墓为夫妇合葬的圆形砖室墓,时代为晚唐,铁券位于男性墓主腰部[7]。

    朝阳地区是随葬铁券的又一个中心,时代集中在唐前期。如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合葬的左才夫妇墓出土一件铁券,长24、宽16、厚0.3厘米[8]。此外在朝阳市区中心市场M10[9]、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M1[10]、朝阳市郊纺织厂M1[11]、朝阳白石水库管理局住宅楼M4[12]均有铁券出土。

2.河南地区

    河南地区出土铁券数量较多,在郑州[13]、洛阳[14]、巩义[15]、偃师[16]、荥阳[17]、新乡[18]等地唐墓中均有铁券出土,延续时间从初唐到晚唐,反映了这一习俗的流行。以偃师杏园唐墓为例,有8座纪年墓内随葬铁券,分别是宋思真墓(公元695年)、李嗣本夫妇墓(公元709年)、李延祯墓(公元709年)、段夫人墓(公元727年)、袁氏墓(公元729年)、郑洵夫妇墓(公元778年)、李存墓(公元845年)、穆悰墓(公元847年)[19],所出铁券长20~30、宽10~20、厚约1厘米。由于这批墓葬均未被盗扰,铁券明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应是下葬时放置在棺内的(图二)。

图二偃师杏园段夫人墓(M312)平面图

(据《偃师杏园唐墓》第22页图17改绘)

    偃师杏园出土铁券的纪年唐墓中,既有五品以下的官吏墓,也有无官品的庶人墓。墓主等级最高者为宋思真,所任职事官为洛州密县县令,官品正六上阶,而李延祯、段夫人、袁氏、穆悰均无品级,可见在墓中放置铁券并不具备等级意义。

3.河东地区

    在太行山以西,河东地区从南往北,长治、太原、大同唐墓均有铁券出土。长治仅两座墓出土铁券(简报均称铁刀),一为崔拏夫妇墓(公元689年),出土铁券一件,长23、宽12.5厘米[20];二为郭密墓(公元849年),所出铁券长23、宽12、厚0.3厘米[21]。太原金胜村M5出土铁券一件,该墓为初唐时期的双人合葬墓,铁券长23、宽12、厚0.2厘米[22],与长治唐墓所出铁券形制相同。大同西南郊7号墓为阶梯墓道横长方形土洞墓,墓主头部出土“铁板”一块,长20、宽10厘米[23];大同浑源晚唐墓为长斜坡墓道圆形砖室墓,墓室北部棺床上人骨旁出土“长方形铁牌”一件,长22、宽8厘米[24]。

    河东地区出土铁券数量较少,但时代却跨越了初唐到晚唐。

4.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的西安[25]、临潼[26]、宝鸡[27]、凤翔四地唐墓中明确有铁券出土。1983~1990年在凤翔南郊墓地共发掘337座隋唐墓葬,其中28座唐墓中出有铁券,形制基本呈长方形,长约26、宽约20厘米,位于墓主人头侧,多数出土时锈蚀成碎片,发掘者将这28座墓划分在同一期,即8世纪初至8世纪中期稍后,并提到“发现有的残片上有朱书文字”[28]。

    关中地区出土铁券的唐墓均无纪年,墓葬形制有正方形砖室墓、长方形土洞墓、梯形土洞墓等,等级均较低,时代集中在初唐及盛唐时期,晚唐亦有一例。

5.陇右地区

    宁夏固原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史索岩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铁券,该墓为长斜坡墓道正方形砖室墓,铁券长24、宽14厘米,出于墓室棺床之上,发掘者指出其“可能起镇墓作用”[29]。此外,甘肃平凉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下葬的唐刘自政墓中出土一件盝顶石函,函盖上刻“铁券函”三字,内装一长方形铁券,厚约0.3厘米,已破碎(图三,1),发掘者认为其“可能是地契券或是祈祷亡灵的冥券”[30]。

图三唐墓出土的铁券
1.平凉刘自政墓出土的石函和铁券(笔者2013年摄于甘肃平凉博物馆)2.厦门陈元通夫人汪氏墓出土的铁券(采自《唐陈元通夫妇墓》第25页图四九)

6.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明确出土铁券的唐墓较少,时代集中在中晚唐时期。如福建厦门咸通三年(公元862年)陈元通夫人汪氏墓,该墓未被盗扰,棺床中部的腰坑底部“铺设一层薄铁皮,锈蚀呈细碎状”(图三,2)[31]。重庆奉节宝塔坪2001ⅠM1006出土“铁牌”1件,长22、宽10、厚0.2厘米,置于头箱中部;2001ⅠM1010出土“铁牌“1件,长22、宽10厘米,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中晚唐至五代时期[32]。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中同样出土铁券一件,呈规整长方形,长32、宽25、厚约0.3厘米,出于棺床上,“原应放于死者头部西侧棺外的竹箱奁内”[33],墓主水邱氏为吴越王钱镠之母,卒于晚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

    通过梳理唐墓中出土铁券的情况,我们可得出如下信息。一是唐墓出土的铁券形制与隋代基本一致,均为长20~30、厚不足1厘米的长方形薄片,有的原有朱书文字。二是唐代随葬铁券的区域相比隋代的安阳一地大大扩展,北方地区随葬铁券的墓葬年代从初唐一直延续到晚唐,而南方地区出土铁券墓葬的年代集中在中晚唐时期,应是受到北方的影响。三是两京地区高等级墓葬未出土铁券,可见以铁券随葬并未被纳入唐代官方的丧葬体系,而仅是民间行为,流行于中下层官员和平民之中。但到了晚唐时期,一些高等级墓葬如甘肃平凉刘自政墓和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开始出土铁券,可见随葬铁券经历了由低等级人群向高等级人群扩散的过程。

二、性质考证

    隋唐墓葬中出土的铁券,其性质究竟为何?它在民间的埋葬习俗中有着怎样的作用?这类物品多出土于墓主身旁,与墓主又有何关系?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探讨的。

    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形制相同的铁券在隋唐时期是有专名的,其名正是“铁券”。1982年在甘肃平凉刘自政墓中出土一合石函,由灰黄色细砂岩制成,长39、宽21、通高14厘米;盖为盝顶式,中刻“铁券函”三字(图四,1),函内有浅槽,内装铁券已破碎[34](见图三,1)。以刘自政墓出土的石函为线索,可以发现在扬州、安阳等地曾出土过同样形制的“券函”。2010~2011年在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M68出土一合石函,底边长32、宽20.2、高8.8厘米;盖同样为盝顶长方形,上刻“券函”二字(图四,2、3)。刘家庄北地M126郭燧夫妇墓也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石函[35],这两座墓均被严重盗扰,三件石函内未发现铁券,但从其“券函”的刻铭来看,石函内原应装有铁券。此外,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报道了在江苏扬州江都县槐泗区发现一座唐墓的简讯,提到出土“墓志铭1副,约50(厘)米见方,底与盖相合,中间夹铅、铜合制薄板1块,字迹除盖面有‘亟善’两字及部分忍冬花纹可见外,余均风化”[36],这里提到的“墓志”应正是一合石函,而“亟善”两字也应为“券函”两字反读的讹误。

图四唐墓出土的石函
1.平凉刘自政墓出土石函盖顶拓本(采自《唐刘自政墓清理记》第28页图四)2.安阳刘家庄北地M68出土石函盖顶拓本(采自《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宋墓发掘报告》第104页图五)3.安阳刘家庄北地M68出土石函(采自《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宋墓发掘报告》第104页图四)

    以上出土石券函的四座墓葬,除江都槐泗区唐墓由于材料缺乏时代不明外,其余三座均为晚唐墓葬,因此,至少从晚唐时期开始,人们将放入墓中的这种长方形铁片称为“铁券”,应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在隋唐时期的大量文献记载中,“铁券”仅指皇帝奖励功臣所赐的具有免死功能、荣耀性质且作为一种物化特权的“丹书铁券”。其始自汉初高祖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37],具有传统的盟誓性质;到东汉时,始有“丹书铁券”[38]之名。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唐及其后,获赐铁券者地位显赫,铁券作为“许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39]的特权,并不用于随葬,而是由获赐者子孙世代流传。国家博物馆藏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唐昭宗颁赐钱镠的铁券[40]即是这样的传世品,呈覆瓦形,长52、宽29.8、厚0.4厘米,刻24行字,皆嵌金,与“形如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刻用金填”[41]的记载一致。而墓葬出土的铁券多出于较低等级的中小型墓葬,为长方形薄片,专为随葬制作,形制、等级、性质等不同于皇帝赐予的免死铁券。

    东汉以来,大量墓葬随葬买地券,券文内容一般模仿现实中的土地买卖文书,质地有玉、铅、砖、石、铁、瓦、木、纸等,“既体现了实在的土地契约与向冥府‘购买’冢地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又遵循了名从主人的原则”[42]。考古发现隋唐时期性质明确的买地券非常少,目前所见的隋代买地券仅1件,唐代买地券仅11件[43],那么,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这类铁券有没有可能是买地券?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丧葬使用的买地券亦被称为“丹书铁券”。

    北宋官修堪舆地理书籍《地理新书》卷十四“斩草忌龙虎符入墓年月”记载埋葬前需要举行“斩草”仪。

    斩草者,断恶鬼,安亡魂也。《鬼律》云:葬不斩草,买地不立券者,名曰盗葬,大凶。……凡斩草日,不宜与葬月同。凡斩草日,必丹书铁券埋地心……公侯已下皆须铁券二(长阔如祭板,朱书其文,置于黄帝位前。其一埋于明堂位心,其一置穴中柩前埋之)[44]。

    据《地理新书》,斩草仪中所用买地券形制为“两券背上书合同字……用铁为地券”,并附有券文的格式[45]。可知时人认为挖圹动土是对地下神祇的冒犯,故须“斩草”,买地立券。1972年在湖南湘阴隋墓出土的陶智洪买地券记载“维大业六年太岁在庚午二月癸巳朔廿一日癸丑,斩草”[46],明确可知早在隋代已有斩草仪。到唐代,墓志中有斩草的记载[47],敦煌文献中也有记载斩草吉凶日的葬书[48]。

    斩草仪举行的时间“不宜与葬月同”,故应在葬月之前,仪式中所用的买地券被称为“丹书铁券”,应是用丹砂书写在铁板上,共有两件,券上书“合同”二字及券文,一件在仪式时埋于墓前明堂位心,另一件埋葬时置于墓中柩前。这里以“丹书铁券”明指买地券,显然与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帝王赏赐功臣的铁券无关,而“铁券”之名,正与隋唐墓葬中出土“铁券”的自名一致,显然并非巧合。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乏明确将买地券称之为“丹书铁券”或“朱书铁券”者,只是这些买地券往往并非铁制[49],而是铅、木、砖或石制,如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铅券[50]、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木券[51]、刘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砖券[52]、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石券[53]等。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已开始将买地券称作丹书铁券,这一传统延续至隋唐及以后,唐代墓志中亦有“旌铁券以启坟,修玉堂以成寝”[54]的叙述。

    后代,仍有文献称买地券为铁券。旧题宋陶榖《清异录》卷下“土筵席”条载:

    葬家听术士说,例用朱书铁券,若人家契帖,标四界及主名,意谓亡者居室之执守,不知争地者谁耶?[55]

    用铁作地券或将地券称作“丹书铁券”,可能和民间对帝王所赐“丹书铁券”的内涵理解有关,铁券本是帝王赏赐给功臣的具有盟约性质的文书,由受赐者子孙世代沿袭,以垂永久。作为一种盟誓信物,这种凭证方式在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将买地券称作“丹书铁券”,正是借用了高等级“丹书铁券”的内涵,以更好地赋予买地券符契的性质,以示信契的坚固和长久。

    金代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王处存墓”条云:

    王处存墓在曲阳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龙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烬,得银百余星,一砚一镜,唐哀帝所赐铁券,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其孙周臣说[56]。

    此条记载虽与史不符,且将帝王所赐“丹书铁券”与买地之“铁券”揉为一事,但正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此外,帝王赏赐功臣的丹书铁券是一式两份,其中一券藏于太庙或内府,一券赐予功臣,可以世代沿袭[57],而《地理新书》所记斩草仪中的买地铁券也是两份,“两券背上书合同字”,其一埋于墓前明堂位心,另一件葬时埋于墓中,意为亡者所执,可知两种铁券本质相同,均代表双方共同缔结的契约。

    隋唐墓葬出土的铁券往往锈蚀严重,仅凤翔南郊唐墓出土的铁券残片明确有朱书文字,其他少有明确可辨认的字迹,这也是以往难以判断其性质的原因。1976年在湖北孝感发现一座北宋墓,北室出土一件铁券,长31.5、宽22、厚1.5厘米,形制与上述隋唐墓葬出土的铁券一致,上有朱砂书写楷书16行共255字,是一件性质明确的买地券[58],且该买地券首书“合同”二字,券文格式与《地理新书》所记买地券的格式完全一致[59]。因此可以确认,这件铁券正是《地理新书》所记“置穴中柩前埋之”的“丹书铁券”。

    《地理新书》所记铁券是置于“穴中柩前”的。而考古发现的隋唐墓葬,如太原南郊金胜村M5铁券置于墓室前部西南角砖台之上[60],辽宁朝阳左才墓铁券置于甬道口墓志一侧[61],江都槐泗区唐墓铁券函出于墓室入口处[62],都合乎文献记载;也有如厦门汪氏墓出土的铁券置于腰坑之中;大部分铁券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及四肢处,应是原置于棺内或棺床之上。但无论是置于“穴中柩前”还是“柩中”,都应和铁券作为墓主买地的信契、与墓主关系密切有关。

    有学者认为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这类铁券应即《地理新书》所言“压呼龙,以生铁五斤安墓内”之“生铁”,其性质和李静训墓石棺内出土的残铁块相同,是缘于生铁压呼龙而特意放置的[63]。但是隋唐墓葬出土铁券与李静训墓随葬的铁块,一为长方形薄铁片,一为不规则铁块,形制完全不同。铁券当不是置于墓内作镇压用的生铁,功能也与墓中镇压水龙和土龙的铁牛、铁豕的意义不同。如偃师杏园唐李存墓(葬于公元845年)同时出土了铁牛、铁豕和铁券,说明两者功能并不相同。

    综上所述,隋唐墓葬中出土的铁券实为买地券,据《地理新书》记载应在葬月前墓地举行的斩草仪中使用,原应为一式两份,一份埋于墓前明堂位心,一份下葬时埋于墓中。它一方面延续了前代买地券的传统,另一方面借用了帝王颁赐“丹书铁券”的信契内涵。隋唐墓葬中的铁券证明了隋唐时期民间埋葬过程中斩草仪的存在。《地理新书》作为宋代官修地理的集大成者[64],内容吸收了前代丧葬习俗和堪舆术的成果,也使我们能够一窥隋唐民间丧葬习俗的一个侧面。

三、结语

    隋唐时期,两京地区的高等级墓葬极少出土铁券,这与前代“茔墓随葬买地券之俗,大约只流行于中下层官员及普通平民中,而真正的高门大族并不普通使用”[65]的现象一致,也说明这种风俗并未列入国家制度的范畴,而是民间丧葬习俗。因此,我们在隋唐时期官方的丧葬文献和对明器制度的若干规定中,看不到关于铁券的记载。

    五代至宋,买地券广泛见于各类墓葬中,成为一种较普遍的随葬品,多为方形石质,但铁券在北方地区高等级墓葬中仍屡有发现,同时在南方地区分布的地域范围更广,在安徽[66]、江苏[67]、上海[68]、浙江[69]、福建[70]、贵州[71]等地均有发现。

    据《宋史·礼志二十七·凶礼三》记载:“又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入坟有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地轴、十二时神、志石、券石、铁券各一”[72]。这一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五代吴越国康陵[73]、李茂贞夫人刘氏墓(公元945年)[74]、五代冯晖墓(公元958年)[75]、北宋元德李后陵(公元1000年)[76]、韩琦家族墓[77]、冯京夫妇墓[78]等一批五代至北宋高等级墓葬均出土铁券或与晚唐刘自政墓铁券函形制相同的长方形盝顶石函。可见这一时期,铁券已经被纳入官方的丧葬体系,开始具备一定的等级特征。此外,金代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二墓区M2也曾出土一件铁券,冯恩学考证其应是宋元时期流行的买地券[79],反映的正是汉式丧葬习俗对女真族的影响。

    与数量众多的石质地券相比,铁券数量较少。有学者指出这可能和“当人们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材质的要求时,还要通过文字来达到相似的效果”有关,而铁质地券的减少,也可能在于“铁质的比较容易锈蚀,以致券文不清,人们可能担心这些锈蚀地券会失去合同的效力,所以采用坚固程度和铁质相差无几的石质和砖质地券”[80]。


    从现有资料看,以铁券随葬是隋唐时期民间的一种埋葬习俗,人们从帝王颁赐功臣的“丹书铁券”中汲取灵感,创造了随葬专用的“丹书铁券”,虽然形制和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但其作为双方达成的一种“信契”,以取久远,内涵相通。作为一种民间性的中下层官员和平民的埋葬习俗,其逐渐向上层渗透、影响,从晚唐五代时期开始,逐渐成为部分高等级墓葬的选择,到宋代甚至进入了官方的丧葬制度体系。


注释:
[1]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附录一:隋唐墓葬(上、下)”第355~36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置度村八号隋墓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4期。
[4]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1期。
[5]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第二制药厂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6]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期。
[7]廊坊市文物管理所:《河北文安县西关唐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
[8]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见《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9]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发掘简报》,见《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
[11]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郊唐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12]冠玉峰等:《朝阳白石水库管理局住宅楼唐墓》,见《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地区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5年第5期。
[14]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15]a.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第92、18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b.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巩义铝厂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第17、19~22、100、179~182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7]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代纪年墓》,《考古》2010年第11期。
[18]a.河南省文物局:《新乡老道井墓地》第53~5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b.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乡市凤泉区王门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19]同[16]。
[20]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21]王进先、朱晓芳:《山西长治县郝家庄唐郭密墓》,《考古》1989年第3期。
[2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23]山西云冈古物保养所清理组:《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辽、金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24]李晔:《山西大同浑源唐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1年第5期。
[25]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西安净水厂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b.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4期。
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长安区唐乾符三年天水赵氏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26]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关山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27]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第195、198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2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凤翔隋唐墓》第239、24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9]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38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0]刘玉林:《唐刘自政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31]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唐陈元通夫妇墓》第24、25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32]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奉节宝塔坪》第127~130、13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晚唐钱宽夫妇墓》第87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34]同[30]。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
[36]王德庆、魏百龄:《江都县槐泗区发现唐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3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第81页,中华书局,1962年。
[3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第741页,中华书局,1965年。
[39][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九第543、544页,中华书局,1976年。
[40]宁波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珍宝展》第174、175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4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第137页,中华书局,1959年。
[42]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43]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179~21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
[44][宋]王洙等:《图解校正地理新书》第452、453页,集文书局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金明昌三年张谦刻本影印,198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45]《图解校正地理新书》第454~456页。
[46]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释文见鲁西奇:《隋唐五代买地券丛考》,《文史》2007年第2期。
[47]如“大唐故亡宫三品人金氏之柩”墓志,志文记金氏“(垂拱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亡,十二月廿二日斩草,(永昌元年)一月十三日葬”。参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永昌001”第2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8]如P.2434《阴阳书·葬事》。参见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第301~309页,民族出版社,2007年。
[49]隋唐以前可能为买地券的铁券仅见河南陕县刘家渠M107、M120出土的2件。参见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50]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第5218、5219页,见《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十三册,大通书局,1986年。
[51]赵雪野、赵万钧:《甘肃高台魏晋墓墓券及所涉及的神祇和卜宅图》,《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52]罗振玉:《石交录》第968、969页,见《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三册,大通书局,1989年。
[53]鲁西奇:《跋甘肃灵台、陕西长武所出北魏地券二种》,见《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
[54]《唐故简州金水县令上柱国天水赵府君墓志铭》,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4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5][宋]陶榖:《清异录》第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6][金]元好问:《续夷坚志》第6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年。
[57]a.洪海安:《论“丹书铁券”的渊源与形制》,《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
b.杨琳:《丹书铁券的左右问题》,《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2期。
[58]孝感市文化馆:《湖北孝感大湾吉北宋墓》,《文物》1989年第5期。
[59]a.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第2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b.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430、4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
[60]同[22]。
[61]同[10]。
[62]同[35]。
[63]沈睿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第263页,开明出版社,2015年。
[64]沈睿文:《<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见《古代文明》第8卷,文物出版社,2010年。
[65]王志高、堇庐:《六朝买地券综述》,《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
[66]何福安:《安徽无为县发现一座宋代砖室墓》,《考古》2005年第3期。
[67]a.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
b.屠思华:《江苏凤凰河汉、隋、宋、明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
c.镇江市博物馆:《镇江宋墓》,见《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
d.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江苏南京南宋周国太夫人墓》,《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
[68]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唐宋墓》,《考古》1986年第2期。
[69]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湖州风车口南宋墓地》,见《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b.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三天门宋墓》,《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70]a.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州圣王山古墓清理记》,见《福建考古资料汇编(1953~1959)》,科学出版社,2011年。
b.南平市博物馆:《福建南平大凤发现宋墓》,《考古》1991年第12期。
[71]张合荣:《贵州古代墓葬出土的买地券》,《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4期。
[72][元]脱脱:《宋史》卷一二四第2910页,中华书局,1977年。
[73]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74]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第8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第47、48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
[76]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32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77]韩琦墓(1075年)、韩忠彦夫人吕氏墓(1090年)、韩治夫妇墓(1125年),见河南省文物局:《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21~4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7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79]冯恩学:《对完颜希尹墓地出土“铁券”性质的新认识》,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80]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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