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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

2018年05月24日 17:00   来源: 《考古学报》    作者: 赵德云    【 收藏本文

    西南夷是指《史记》、《汉书》所称“巴蜀西南外蛮夷”,《后汉书》又称为“蜀郡徼外夷”,包括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都、冉、白马氐等,战国秦汉时期,包括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区及川西南山地在内的广袤地域内活跃着上述大小不一、文化面貌迥异的人群。

    在西南夷考古中,常发现一类比较特殊的青铜器,其上端多为人物或动物形象,少数为铜鼓形,下端多数有圆銎,其内残留木柄痕迹,銎侧或有对穿之孔,插销固定于柄上。少数无銎,下为尖锥,用以栽插于柄端。关于这类器物的用途,过去有仪仗用木杖之首、鸠杖的附属物、权杖头等不同意见,所以西南地区学者一般称之为杖首或杖头饰。欧亚草原地带也有同类器物,中外学界一般称为竿头饰,这个定名较为中性客观,本文予以采用。

    西南夷地区考古发现的竿头饰数量众多,其所牵涉的若干问题,如类型与年代,与不同分布区域特定人群及地方文化的联系,反映的区域间文化交流和互动及其功能用途等,学术界虽有涉及,但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发现与类型

    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其出土地点多集中在四川盐源以南与云南元江以北地区(图一)。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一次发掘的M1中首次出土,其后在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及第五次发掘[1]、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及第二次发掘[2]、呈贡天子庙M41[3]、昆明羊甫头M113[4],滇西高原的祥云检村石棺墓地[5]、祥云大波那M1及M2[6]、祥云红土坡石棺墓M14[7]、弥渡苴力石洞山石棺墓地[8]、宾川夕照寺M1[9]出土近三百二十五件,在滇东南的元江洼垤打篙陡[10],滇西高原的大理洱源河东村[11]、巍山母古鲁村[12],滇西北横断山区的德钦石底[13]、德钦纳古[14]及四川盐源[15]等地采集有近三十件(表一)。此外,昆明羊甫头墓地M113出土木竿头饰二件[16]。

图一西南夷地区青铜竿头饰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表一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统计表

    在上述发现中,有数件带有铜竿或木竿,为考察青铜竿头饰的整体形制与功用提供了重要信息。江川李家山M22:21、M23:16,竿头饰下接铜竿,通体圆柱,竿头铜人跪坐于鼓形座上,前者通长125、直径1.8、人高12厘米。祥云大波那M1出土的一件,空心,上粗下细,竿头饰另外铸成二豹相抱之状,纳入竿心,可以拔脱,通长125、直径1.3厘米。盐源采集一件,由九节直径相同的圆管组成,每节长35-39厘米,管与管之间用木棍相连接,竿首一节顶端为一圆盘,圆盘上立一巨喙高冠翘尾的雄鸡,圆盘背面有四个半月形镂孔,四缘各有一钮,钮上挂一圆牌形挂饰,竿身满饰阴刻的小鱼纹,通长134.8、直径1.4厘米(图二,1)。昆明羊甫头M113:2,木竿铜竿头饰为一跪坐鼓面的侍女形象,高6、木竿残长38厘米(图二,2)。此外,弥渡苴力石洞山M3出土二件,鸡形竿头饰下90厘米处有二件圆锥状铜,中有朽木相连,可见完整的木竿也有用铜的。

图二青铜竿头饰
1.铜竿(盐源采集)2.木竿(昆明羊甫头M113:2)

    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铜竿能够确认的有四例。多数原为木竿,出土时多朽蚀,仅余铜竿头饰。根据与木竿的套接方式,可分二类。

    甲类:以銎套接木竿。根据銎部特征,可分五型。

    A型:铜鼓形銎。根据銎部特征,可分四亚型。

    Aa型:短銎,銎为鼓形,形态逼真,胸、腹相交处多有系。其上伫立各种动物或人物形象,人物多为跪坐,如江川李家山M69:159(图三,1);动物形象有牛,如晋宁石寨山M71:88(图三,2);小鸟,如江川李家山M49:4(图三,3);鹰,如晋宁石寨山M20:11(图三,4);水鸟,如晋宁石寨山M20:12(图三,5);鸟衔蛇,如江川李家山M69:160(图三,6)等。

图三甲类青铜竿头饰
1-6.Aa型(江川李家山M69:159、晋宁石寨山M71:88、江川李家山M49:4、晋宁石寨山M20:11、晋宁石寨山M20:12、江川李家山M69:160)7-14.Ab型(江川李家山M69:205、江川李家山M69:209、江川李家山M69:210-2、江川李家山M69:210-2B、祥云红土坡M14:102-13、祥云红土坡M14:106-1、晋宁石寨山M19:2、江川李家山M51:295-1


    Ab型:长銎,上部为鼓形,下接素面管形銎。上伫立动物形象以禽鸟类为主,如江川李家山M69:205(图三,7)、江川李家山M69:209(图三,8)、江川李家山M69:210-2(图三,9)、江川李家山M69:210-2B(图三,10)、祥云红土坡M14:102-13(图三,11)、祥云红土坡M14:106-1(图三,12)等,也有兔子(如晋宁石寨山M19:2,图三,13)、卧鹿等。人物形象有跪坐俑、立俑、舞俑等。还包括少数特例,竿头饰为一铜鼓,晋宁石寨山M13出土一件,江川李家山M51出土二件,如M51:295-1(图三,14),元江洼垤打篙陡墓地采集一件。

    Ac型:长銎,上部为鼓形,下接管形銎。銎管密布各种几何纹饰。整体制作较为粗糙,多有变形现象。其上伫立各种禽鸟形象,如祥云红土坡M14:110-2(图四,1)、M14:106-6(图四,2)、M14:109-2(图四,3)、M14:44-1(图四,4)、M14:105-6(图四,5)、M14:42-3(图四,6)、M14:105-15(图四,7)等。盐源C:643,其上为三个背水少女形象,相对讴歌,颇为生动(图四,8)。

图四甲类铜竿头饰
1-8.Ac型(祥云红土坡M14:110-2、祥云红土坡M14:106-6、祥云红土坡M14:109-2、祥云红土坡M14:44-1、祥云红土坡M14:105-6、祥云红土坡M14:42-3、祥云红土坡M14:105-15、盐源C:643)9、10.Ad型(江川李家山M51:338-1江川李家山M51:338-2)

    Ad型:长銎,銎部分为两段,以二铜鼓间隔一段,中间为人物形象,之下接管形銎。其上动物形象为鱼,如江川李家山M51:338-1、M51:338-2(图四,9、10)。

    B型:柱形銎。根据銎部的长短,可分三亚型。

    Ba型:短銎,多圆形,也有方形。其上动物形象为鱼,如昆明羊甫头M113:79-1、2(图五,1、2)、晋宁石寨山M71:222B(图五,3)。

    Bb型:短圆筒状銎,銎管多有密布几何纹饰,其上动物形象为禽鸟,如祥云红土坡M14:112-2、M14:112(图五,4、5)。

图五甲类青铜竿头饰
1-3.Ba型(昆明羊甫头M113:79-1、昆明羊甫头M113:79-2、晋宁石寨山M71:222B)4、5.Bb型(祥云红土坡M14:112-2、祥云红土坡M14:112)6-8.Bc型(祥云红土坡M14:51-24、祥云红土坡M14:15-19、祥云红土坡M14:40-3)9、10.C型(祥云红土坡M14:40-7、祥云红土坡M14:108-1)

    Bc型:长銎。銎管素面。其上动物形象多为禽鸟,如祥云红土坡M14:51-24、M14:15-19、M14:40-3(图五,6-8)。

    C型:圆座形銎。数量不多,其上动物多为禽鸟形,如祥云红土坡M14:40-7、M14:108-1(图五,9、10)。

    D型:树干形銎。数量较多,竿头饰树形,有枝桠及抽象树叶,主干即为銎,其上除鸟形,如盐源C:27(图六,1);还有虎形,如盐源C:502、C:328(图六,2、3);双马形,如盐源C:154(图六,5)等。制作粗简,多饰对称星形圆片,圆片上饰同心圆纹或连珠纹,如盐源C:28(图六,4)、C:645、C:511、C:343、C:603、C:165(图六,6-10)等。

图六 甲类盐源D型青铜竿头饰
1.C:272.C:5023.C:3284.C:285.C:1546.C:6457.C:5118.C:3439.C:60310.C:165

    E型:銎部为上方动物颈部自然延伸,或为人物形象之中空下部,如巍山母古鲁村征集,(图七,1);动物形象有马,如德钦纳古征集;鹿,如德钦石底采:05(图七,2、3)。

图七  青铜竿头饰
1-3.甲类E型(巍山母古鲁村征集、德钦纳古征集、德钦石底采:05)4.乙类(祥云大波那M1出土)

    乙类:无銎,以尖锥栽插或焊接的方式与柄端结合。能够确认的有祥云大波那M1出土(图七,4)一件,盐源征集一件(图二,1),均为完整器。

    此外,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常出有牛头和鹿头,过去也曾经认为可能是竿头饰[17],张增祺则认为牛头是系索悬挂的装饰品,鹿头则是某种器物的装饰附件[18],近来有确切证据表明,牛头系大型墓内钉在木棺上的装饰,鹿头似作漆器钮饰,表示墓主的身份[19],不能与竿头饰混为一谈。宾川古底石棺墓出土鸡形饰一件,下为片状柄[20],盐源也征集二十件,另有双鸟形饰,可能也是如盐源C:9一样焊接于铜片上作为竿头饰。但盐源征集铜鸡案形器一件,底部为一长方形铜片,其上所立四只铜鸡与宾川古底、盐源征集的鸡形饰相同,可见这类器物有作为其他器物装饰的可能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本文暂不把它们作为竿头饰。

二、年代与文化属性分析

    西南夷地区的铜竿头饰,集中分布于滇池区域、滇西高原、盐源盆地和滇西北横断山区,均属于青铜时代遗存,各自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则需要具体分析。

    滇池区域的铜竿头饰,见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等重要墓地。石寨山墓地的年代,第二次发掘报告将发掘的二十座墓葬定在西汉初至东汉初。由于这些墓葬中有很多墓出土由汉地输入的铜镜、钱币、带钩等,M6还出土著名的“滇王之印”金印,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所以历来争议不大。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报告将出土竿头饰的六座墓,包括M17、M18、M21-M24划为一类墓,年代最早,在战国晚期到汉武帝之前,但由于M21出土木柄残片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2500±105年[21],有学者据此认为包括上述六墓在内的滇文化墓葬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在战国中期[22]。

    但汪宁生很早就指出,这个数据尚属孤例,可靠性还值得怀疑[23],法国学者皮拉左里根据滇文化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认为上述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250年至公元50年[24]。徐学书则认为滇文化早期墓的年代在西汉早期[25]。近来杨勇对此问题又有精细分析,认为李家山墓地早期墓葬以西汉早期为主,部分或可至战国晚期,原报告对墓葬年代的判断基本符合事实[26]。呈贡天子庙M41的年代,发掘报告依据椁木的碳十四数据和与江川李家山一类墓、楚雄万家坝23号墓的对比,定为战国中期。杨勇则认为应为战国末到西汉早期[27]。考虑到其与晋宁石寨山大型墓、江川李家山一类墓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的组合与器形都比较接近,我们同意这个意见。昆明羊甫头墓地M113发掘报告划为第三期,该期绝对年代为西汉初至公元前109年。

    由上述可知,滇池区域铜竿头饰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到东汉初之间,尤以西汉中晚期最为流行。种类上以甲类Aa、Ab型最为多见,Ad、Ba型仅见于此区域,本文划分的其他类型则不见。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的滇池区域,属于滇文化的范畴,或称石寨山文化[28],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各种动物和人物形象广泛装饰于铜兵器、工具、装饰品及其他生活用器上。竿头饰上常见的各种动物形象,与其他器物上装饰的别无二致。人物形象的穿束亦常见于其他各种平面和立体图像。銎部多作铜鼓形也是滇文化青铜竿头饰的显著特征。元江洼垤打篙陡墓地的年代,发掘简报分为三期,前二期的绝对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第三期为战国晚期。但有学者认为,墓地出土器物总体特征相似,分期存在困难,根据蛇头形茎铜剑等出土器物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的比较,墓葬的年代主要属于西汉,早的或可至战国晚期[29]。墓地采集竿头饰上端为铜鼓形,是甲类Ab型中较特殊的,相同的造型有石寨山M13出土一件,李家山M51出土二件,年代均为西汉中晚期,因此打篙陡墓地采集的这一件,年代应早不到战国,定为西汉时期较为妥当。墓地位于元江—红河水系中上游,整体文化特征属于红河流域青铜文化,但墓地出土的许多器物具有明显的滇文化特征,这件竿头饰的出现,当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结果。

    滇西高原青铜时代墓葬以祥云大波那M1最为重要,此墓原发掘报告定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其后木椁残片的两个碳十四数据发表,分别为距今2415±75年和2350±75年[30],所以此后这一地区其他墓葬年代的判断,包括出土青铜竿头饰的墓葬,如祥云大波那M2、检村石棺墓地、宾川古底石棺墓地、弥渡苴力石棺墓地等,由于墓葬形制或出土器物与之相似,往往将年代上限定在战国时期。但徐学书认为其年代在西汉景帝至武帝前期[31],杨勇又做了进一步补充[32],可以采信。弥渡苴力石洞山M6有两个人肢骨碳十四年代数据发表,结果为距今2065±90年和2005±90年[33],大致在西汉时期,从出土器物看,应是可信的,由此也可见原发掘报告断在战国早中期是不正确的。祥云红土坡M14的碳十四测年亦采用木头,结果为距今2295±115年,但出土器物与前述墓葬非常相近,显然也属西汉时期遗存。宾川夕照寺村M1和大波那M1、M2均属土圹墓,出土器物接近,年代亦应大体相同,为西汉时期。

    可见,滇西高原的铜竿头饰大致属于西汉时期的遗存。种类上有甲类Ab、Ac、Bb、Bc、C型及乙类,以甲类Ac型、Bb型、Bc型、C型最具特征,少见于其他区域。其上的装饰内容,除大波那M1所出为二豹相抱之外,只有一例人物形象,其余均为各种禽鸟。禽鸟的形象均为站立状,无一例外,这和滇池区域的禽鸟均为蹲卧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滇西高原出土青铜竿头饰的墓葬,除祥云大波那M1、M2,宾川夕照寺村M1为土圹墓之外,其余均为石棺墓。这种石棺墓与岷江上游等地存在一些差异,所用石板厚重,且有用小石块填塞缝隙的现象,以致有的学者将其作为大石墓[34]。随葬器物以三叉格铜剑、曲刃矛、圆弧刃斧(钺)、宽叶形和条形锄以及本文讨论的竿头饰最典型。有学者划为云南石棺葬的“祥云区”[35],或划为滇西高原土著青铜文化的“石棺墓遗存”[36],或称为金沙江中下游石棺葬的“石洞山类型”[37]。但一般认为,这些石棺墓与该区域的土圹墓文化特征基本相同,都属于滇西青铜文化范畴。关于其族属,有学者将其与巂、昆明比对[38],也有学者认为系《史记》记载的“靡莫之属”,属濮系族群[39]。

    滇西北横断山区德钦石底、纳古的发现,虽为采集品,但周边均有石棺或土坑墓地,应为墓地出土。纳古石棺墓地共发掘二十四座,与滇西高原祥云等地的石棺墓采用厚重石板构筑不同,系用大小不等的天然石块垒砌墓壁,出土器物以陶双耳罐、柳叶形长矛、曲茎短剑、双圆饼首短剑及大量绿松石珠饰最为典型。石底的发现,为二座竖穴土坑墓,出土陶双耳罐,还有单耳罐、尊形罐等。德钦的同类发现尚有永芝石棺墓和土坑墓等[40]。这些墓葬的年代据发掘者的意见,纳古石棺墓在春秋早中期,或可早到西周晚期;石底土坑墓和永芝墓葬则为战国至西汉早期。从墓葬内涵看,虽有石棺墓和土坑墓的差异,但随葬品具有强烈的共性,应具有相同的文化性质,年代亦应相差不远。我们同意石底土坑墓和永芝墓葬发掘者的意见,其年代应在战国至西汉早期。三件采集的铜竿头饰的年代应大致属于这个年代范围。

    这三件铜竿头饰,两件属于甲类E型,在西南夷地区仅见于这个区域;一件属于Bb型。其上动物形象为禽鸟,与滇西高原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共性,表明两个地区之间由于地域相近,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或传播的情况。

    童恩正将滇西北横断山区的石棺葬与滇西高原划为一个亚区,认为其族属系系民族,大致相当于汉代的巂、昆明[41]。罗开玉沿用之[42]。陈祖军将本区石棺墓划入横断山区的“扎金顶文化”,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巂、昆明有关[43]。郭继燕则划为云南地区石棺葬的“中甸区”,并指出本区石棺葬与云南其他区域(元谋区、祥云区)有较大区别,而与相邻的川西高原石棺葬有较多相似之处[44],罗二虎将本地石棺葬划入“扎金顶文化”,但内涵与陈祖军有差异,并认为它们可能是包括白狼、木、唐等在内的“蜀郡徼外夷”[45]。我们认为,滇西北横断山区的青铜文化,与滇西高原的文化面貌差异很大,应属于不同的文化区,而与川西高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发现关系更为密切。至于族属,由于资料尚少,还不好确定,不过与白狼、木、唐等“蜀郡徼外夷”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盐源盆地目前发表的青铜时代考古资料仅有老龙头墓地一处,但盗掘严重[46]。尽管经正式发掘的墓葬均未出土青铜竿头饰,现有资料都是征集品,但这些竿头饰以及征集的其他青铜器与发掘出土品在质地、制造工艺、整体风格等方面均十分接近,可能都是同一墓地被盗掘之后流散于社会的,至少是同一时代同一文化体系的遗物。盐源青铜文化的年代,根据清理的十一座墓葬出土器物与周边发现的对比,被定在西汉时期,上限或至战国,下限可到东汉早期。

    盐源征集的铜竿头饰,以D型数量最多,最具特色,无论是树形的整体造型,还是其上动物形象中的虎、双马以及对称星形圆片,均不见于其他区域,为本地独有。一件铜鼓形銎见于滇池区域和滇西高原,但铜鼓上为三个背水少女形象,颇具特色。另一件则和滇西高原的祥云红土坡M14出土者无论在整体造型还是动物形象上都完全一致,可能是从滇西高原传播而来。

    根据发掘者的意见,盐源青铜文化器物虽可分为A、B、C、D四组,显示了多元的文化特征,但目前仅有A组在盐源的器物独具特征,是盐源青铜器的核心部分。关于其族属,发掘者从生业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并结合文献记载考订为人[47],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西南夷地区出土或征集的铜竿头饰,时代相近,均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德钦采集竿头饰年代可能略早,滇池区域、滇西高原和盐源盆地的主体年代均为西汉时期。从文化属性上看,分属滇文化、滇西高原青铜文化、滇西北横断山区青铜文化、盐源青铜文化,种类上各具特征,地域特色浓郁(表二),但相邻区域之间又互有联系。总体而言,不同区域发现的竿头饰,多应为当地青铜文化制品,仅有少数存在物品直接传播流动的情况。

表二不同区域青铜竿头饰类型分布表

    尽管区域性特征鲜明,但青铜竿头饰分布的四个区域,共同的特征在于“动物意匠”(Ani-mal Style)发达,暗示这四支青铜文化在来源、族属等方面具有较密切的关系。而西南夷中南部的夜郎、邛都以及北部的徙、冉、白马氐等族群,学术界对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已有基本的共识[48],目前尚未发现竿头饰,“动物意匠”也极少见。过去学术界探讨西南夷内部不同的来源、族系等问题时,均未注意这一点。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对此问题不拟展开,容另文探讨。

三、起源与传播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西南夷地区出土的青铜竿头饰,年代最早可至战国晚期,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至东汉早期消亡。从出现伊始,即是成熟的形制,尚未在本地区寻找到更早的祖型,其源头应从其他地区探求。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有龙柱形器K1:36(图八,1),二号坑出土有铜鸡K23:107(图八,2)和铜鸟K23:301-3(图八,3),报告认为龙柱形器是某种器物上的附件,铜鸟可能原来套接在某器物的顶部[49],《中国青铜器全集》指出“龙柱形器”和铜鸟均可能是某种器物的附件[50]。有学者将其中的铜鸡和铜鸟与滇文化中的竿头饰进行比对[51],也有学者认为,龙柱形器、铜鸡、铜鸟均为杖首,是权力的象征物,且西南夷地区的“杖”是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蜀杖”南传的结果[52]。孙华认为龙柱形器与同坑所出环身虎形铜器座和带管蜷身龙形铜饰共同组成象征着权威用手拄着立在地上的权杖。而二号坑出土的鸟头K22:141(图八,4),他认为是一件鸟首杖,而且一、二号坑分别出土的这两件杖,可能是这两个社群首领分别把持的权杖,前者是军政权力即世俗权力的象征,而后者则是宗教权力的祭祀权力的象征[53]。这些器物是否是权杖,与后世西南夷地区的竿头饰关系如何,都需要进一步分析。

图八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
1.龙柱形器(K1:36)2.鸡(K23:107)3.鸟(K23:301-3)4.鸟头(K22:14)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鸡和铜鸟与西南夷地区竿头饰在形制上相近。但据笔者在三星堆博物馆观察实物,铜鸡的尾部及铜座的后部均有一开槽,这与竿头饰区别明显。有国外学者注意到了这点,不仅给出了清晰的照片,而且指出这个开槽是用来将整器镶嵌在其他器物上面[54]。铜鸟高约27.8厘米,底座内径报告及图录均未涉及,据图片资料估算,内径约5厘米,与竿头饰高约10、銎径约2厘米差距较大。铜鸟喙部有一穿孔,与同坑出土的小型神树上铜鸟一致,整体造型风格相近,将其视为某种器物(可能是神树)的附件更为合适。

    孙华认为是鸟首杖头的鸟头,通高约40.3厘米,尽管报告及各种图录均未提及其颈部的内径,据笔者现场观察及图片比例应约14厘米,大于龙柱形器的6厘米。如此直径,无论如何是难以视为“杖”的。此外,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据报告分析,一号坑在殷墟一期之末和殷墟二期之间,二号坑则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55],与西南夷地区青铜竿头饰的流行年代相差近千年,其间并无传承的迹象可寻,因此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其源头不应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

    与西南夷地区毗邻的两广地区,也有竿头饰的发现。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六件,其中三件残,仅余銎管,另三件顶端有立禽、立兽形象,合模铸造,质量较差,较完整的M74:13,通高约5厘米。据《墓葬登记表》,六件器物分别出土于六座墓[56]。同墓地M124出土一件,鸟形,腹部有短方銎,通高8厘米[57]。M124的年代,报告定在西汉后期;战国墓的年代,报告根据与外地考古材料的比较推定为战国中晚期,下限可能到秦或西汉初。但黄展岳指出,这批墓葬年代定得偏早,从出土器物分析,应为南越王国早期的墓葬[58]。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常出土人首柱形器,如肇庆北岭松山古墓[59]、清远马头岗M1[60]、四会鸟旦山M1[61]、罗定背夫山战国墓等[62],器身呈长柱形,上大下小,下端侧面或正面有方形穿孔,穿孔中插以条形器,上部饰人首、兽首、禽首。通常一墓出土四件,少数两件或一件。蒋廷瑜认为平乐银山岭的发现应与这种柱形器类同,并根据与民族学材料的对比,认为与古时棺架立柱有关[63],近来郑君雷对此又进行了进一步分析[64]。二位学者的分析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这里要指出的是,银山岭墓群出土的七件,通高约10厘米,与人首柱形器相差悬殊,形制区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而与西南夷地区竿头饰应是同一类器物,但发现不多,年代较晚。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其源头不应在两广地区找寻。

    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中段,青铜竿头饰的发现较为普遍。甘肃永登榆树沟[65]、原县吴家沟圈[66],宁夏中卫狼窝子坑墓地M1[67]、彭堡于家庄墓地[68]固原杨郎马庄墓地[69]、彭阳县店洼村[70]、固原王家坪[71],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72]、准格尔旗西沟畔M2(图九,1)[73]、准格尔旗速机沟征集(图九,2)[74]、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图九,3-5)[75]等墓葬均有出土。这些铜竿头饰,动物形象有羊、鹿、马、狼、鹤、鸭、鹰、刺猬等,一般通高约20厘米,銎径多约2厘米,与西南夷地区的发现最为接近。据乌恩研究,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公元前六至前三世纪)[76]。比西南夷地区竿头饰的流行年代要早。

图九青铜竿头饰
1.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M2出土 2.内蒙古准格尔旗速机沟征集出土 3-5.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出土 6.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M8501出土 7.青海大通黄家寨M16出土 8.青海湟源大华中庄M87出土

    在长城地带中段东西两侧均有更早的青铜竿头饰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有竿头饰,宁城小黑石沟M8501出土四件(图九,6)[77]、敖汉热水汤土坑竖穴墓出土一件[78]。日本学者高滨秀认为,这些发现表明,在早期游牧文化传播之前及传播之初就已存在由东向西的文化交流,推测这些东方因素对欧亚大草原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79]。乌恩认为,动物纹竿头饰在长城地带西段出现要早于长城地带中段,如卡约文化青海大通黄家寨M16(图九,8)[80]、湟源大华中庄M87(图九,7)[81]出土品,并指出动物纹竿头饰在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文化遗存多有发现,因此长城地带中段西部早期游牧人遗物中常见的动物形竿头饰,其源头当在境外早期青铜文化中寻找[82]。有国外学者认为,首批竿头饰出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北高加索地区石冢(kurgans)中[83]。看来,目前要确认竿头饰的起源地点尚有一定难度,但无论如何,竿头饰是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十分常见的器类,分布地域广泛,年代较西南夷地区早,是不争的事实。关于欧亚草原地带包括竿头饰在内的动物意匠与中国西南地区出土同类遗物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颇多[84],如日本学者白鸟芳郎注意到滇文化中的动物搏斗纹和兵器上的动物装饰等,与斯基泰艺术中的动物搏斗图案十分相似,说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85],但也有不同意见,目前尚未取得一致。我们曾经对此问题进行过梳理,倾向于认为欧亚草原和滇文化动物意匠具有相当的共性,应当反映着二者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86]。限于资料,现在还无法就欧亚草原青铜竿头饰向西南夷地区传播的时代、途径等问题进行具体的论证,但竿头饰无疑是研究二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值得今后加以更多的关注。两个地区竿头饰上的动物形象各有特点,反映的是各自区域的动物区系,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的竿头饰存在影响,应该是一种观念的传播或承继,而不是物品的直接流动。

    另外,广西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发现,有意见认为是秦时发遣至岭南的屯戍移民及其子孙的墓地[87],至少部分出土物应是由秦军带来的[88]。两广墓葬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动物纹牌饰,过去认为是南平百越的秦军遗物。黄展岳认为,除此之外,也不排除有南越国仿铸的可能性[89]。我们在讨论南越王墓出土的凸瓣纹银盒时,也认为其造型风格很可能是通过北方草原传播而来的[90]。总之,发现于广西和西南夷地区的竿头饰,极有可能都是北方草原地带传播的结果。

四、功用蠡测

    关于西南夷地区出土竿头饰的功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晋宁石寨山墓地首次发现之时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发掘者推测是杖头饰物,或为仪仗之属[91]。第二次发掘时注意到,它们出土时多与兵器放在一处,推测为仪仗头上的装饰物[92]。张增祺认为,圆銎的直径约2厘米,作为仪仗显然太细,应该是鸠杖的附属物[9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权杖头[94]。

    在春秋战国墓中已经发现有鸠杖实物,说明鸠杖至少应始于两周时期[95]。先秦时期鸠杖的发现,有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96]、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97]、浙江绍兴漓渚镇[98]、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99]等,似乎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南地区。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鸠杖三件,其中M18出土鸠杖上缠有木简十枚,即所谓“王杖十简”[100]。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鸠杖多有发现,汉代画像石刻于老人手执鸠杖的场景也多有刻画。从图像资料和出土实物看,尽管部分有用青铜制作鸠形杖首的例子,但更多的是通体木质,鸠鸟腹部有一穿孔,以纳木杖,与青铜竿头饰以銎纳竿的方式完全不同;通长约2米,执握杖之中上部。而西南夷地区的竿头饰,尽管鸟类形象占一定比例,但形象复杂,难以用鸠杖涵盖。另外,两件有明确尺寸的器物,长约1米,且有的下部还有,使用方式和鸠杖显然不同。因此,二者判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学者根据对出土单位的分析,认为青铜竿头饰的使用者是一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并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部落上层人物,其性质应该是权杖[101]。一般而言,出土竿头饰的墓葬的确是该墓地同时期墓葬中规模较大者,但也有例外。如一般把石寨山墓地长3、宽2-3米以上的墓葬作为大型墓[102],但出土竿头饰的M11、M14、M19、M20等墓葬均在此规格之下,仅属中型墓,而属于大型墓、出土滇国重器———铜鼓的M15、M16却又未发现竿头饰[103];江川李家山墓地M82属于中型墓,出土竿头饰,而大型墓M50、M68、M85未见[104];祥云检村石棺墓地M3出土鸡形竿头饰四件,而同墓地M1保存完好,墓口面积比M3大近四倍,且系双层石棺墓,结构复杂,随葬品更为精美而丰富,却没有发现竿头饰[105]。此外,作为权力象征的权杖,一般而言形式应相对固定,且具有某种寓意,而西南夷地区的竿头饰种类丰富,动物形象有牛、马、兔、鹿、鸡、鹦鹉、鹰、水凫、鸳鸯、蛇、鱼等,人物形象有男女侍俑、舞俑、吹笙人等,和各种平面和立体图像上的同类图像并无不同,没有一定规律[106],且不具备权杖应有的神秘崇高。一般一墓即出土多件,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就出土近六十件,如张增祺所说,如果以“权杖”解,那“王权”也实在太滥了[107],更不用说祥云红土坡M14出土近一百九十件。

    另外,滇文化中出土了大量平面和立体的图像资料,涉及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不乏上层人物形象[108],但未见他们手执带有竿头饰的权杖。学者列举了三件滇文化墓葬出土器物上的图像,认为可能是上层人物手执权杖的形象[109]。但细审这些图像,石寨山M1出土的女俑(图一〇,1)。置于铜鼓之上,根据报告照片,所执之物上部弯曲,且较为粗大。发掘之初,在对滇文化内涵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曾经推测这类人物的身份为奴隶主[110],但第二次发掘即予以推翻,认为这类铜俑象征守护墓中财富的意义[111]。随着发现的进一步增多以及对其手中所执之物应为伞柄的认识已日趋清晰[112]。石寨山M13出土的纳贡贮贝器上的四人群雕(图一〇,2),其中第二人右手拄杖,这组雕塑表现的是四人行路的场景,其应为助行的短杖无疑,与权杖无涉。呈贡天子庙出土一件铜鼎M41:132,足正面均铸头戴羽冠、身着铠甲的浮雕巫师形象,双手各持一物(图一〇,3)。报告认为系“一手持法具,一手持兵器”,无疑是正确的。

图一〇滇文化图像
1.铜鼓上的女俑(晋宁石寨山M1)2.纳贡贮贝器上的四人群雕(晋宁石寨山M13)3.鼎足上的巫师(呈贡天子庙M41:132)4.刻纹铜片(晋宁石寨山M13:67)

    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既非助行和作为尊老象征的鸠杖,也与象征权力的权杖无涉,那么,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于这个问题,尽管文献无征,相关考古资料亦不多,但还是有一些迹象可寻。图像资料中可以确认的竿头饰,仅见于石寨山出土的一件刻纹铜片M13:67,长方形,上方有一圆孔,残长42、宽12.5厘米。用横线划分为若干栏,残存四栏,其中第三栏最上方为一铜鼓形竿头饰,銎部刻画四个人头纹(图一〇,4)[113]。林声指出此刻纹铜片刻画的内容为图画文字,是对财富的登记和记录,铜竿头饰为一完整铜杖,疑为某种宗教用物[114]。易学钟认为,这件器物用直观的形象和不同数量,分段刻记了一笔笔祭祀聘神时所执的聘礼和牺牲,第三栏最上方刻划的是铜针筒[115]。张增祺认为此为专为死者开列的特殊随葬品清单,也可以说是随葬品的代用物,而第三栏最上方刻划的是装钱的容器[116]。最近樊海涛认为这件铜片是黏在漆木箭背面的背板,其上内容是讲述墓主生前的功绩,第三栏最上方刻划的是针筒[117]。装钱容器的说法,并无依据,而针筒在滇墓中出土不多,主要是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六件,均子母口,盖上与器身各有两耳,互为对称[118],与铜片上刻划的特征不符。我们同意发掘报告的判断,其应为青铜竿头饰。事实上,本文划分的AB型竿头饰中即包括这种形制,M13也恰好出土一件。而从整体内容来看,张增祺认为其是随葬品清单的看法最近事实,可以将其视为不同形式的“遣策”或“物账簿”。这提示我们,竿头饰应与丧葬礼仪有密切关系。

    前已述及,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一、二次发掘者均认为,竿头饰是仪仗用器。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者也注意到,出土的六件铜鱼雌雄各三件,成对放置在戈、矛、棒锤等长柄兵器和仪仗器中,当属专用仪仗器[119]。由于竿头饰体形小,不可能用于出行或集会一类的场合[120],我们认为这种仪仗器应是专用于丧礼之中。这可以从竿头饰的出土情景进一步加以分析。

    滇文化的大墓,一般有棺椁,但多已腐朽,即便墓葬未被盗扰,随葬品已经脱离了其原生位置,但细察几座保存较好的墓葬,还是有一些迹象可寻。李家山M47出土的二件置于椁室东南角;M51平面图上没有标注多数竿头饰的位置,但墓葬描述中提及仪仗器置于棺下;M57出土的二件和长柄兵器、工具、马具一起置于棺底板下;M69出土的十二件均置于陪棺下;羊甫头墓地M113残留木的竿头饰置于椁底板上;呈贡天子庙M41棺椁保存较好,竿头饰置于椁盖板上。从上述情况看,在下葬过程中放置竿头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做好椁室之后放置于椁内,然后再放入棺木;二是棺椁放置停当,行将填土之前将竿头饰置于椁板之上。这两种情况都是有意思的现象,结合前举呈贡天子庙M41出土鼎足上的图像,我们不认为是手执权杖,但有可能是竿头饰,表现的可能是巫师手持竿头饰主持丧礼的情景(图一〇,3)。由上述情况推测,竿头饰可能具有不同于一般随葬品的属性,或许是在棺木下葬之前或椁室封闭之后,举行某种丧仪所使用的仪仗器,仪式完成以后即随葬墓中。当然,这个推测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的验证[121]。

    盐源青铜文化的竿头饰均属征集品,滇西高原和滇西北横断山区青铜文化的发现很多出土于石棺墓,目前尚无线索说明它们在当地社会尤其是丧葬礼仪中扮演的角色。不过从这些地区的青铜竿头饰虽然各有特征,但也具备若干共性的情况,结合滇国在当时西南夷地区的影响看,这些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竿头饰应与丧葬礼仪有关。石寨山M13出土四人乐舞铜饰物,舞人均头戴高顶帽,顶上及边缘饰以对称圆片[122],与盐源征集的D型竿头饰颇相近。一般认为这四人为巫师[123],帽上的装饰与D型竿头饰接近,是否意味着盐源青铜文化的D型竿头饰也具有同样的意涵?如果这个推论成立,这四人是否是来源于盐源盆地的巫师?抑或滇文化的丧葬习俗影响到盐源青铜文化,后者在形式上又有所改变?这些问题尚待研究。

    还需注意的是,在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青铜竿头饰,学者认为是一种车饰。如乌恩指出动物纹竿头饰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为生活所需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器类,推测应是车或其他某种实用物上的附件[124]。朱凤瀚认为其是辕首或其他车上的竿顶饰物[125]。事实上,欧亚草原地区的竿头饰形制丰富,规格有别,其功能恐也不能一概而论。学者在调查萨满文化时,现他们在送葬法事上使用一种神杖,如凌纯声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神杖有所描述:杖头有一铜偶,高约7厘米,杖柄亦裹蛇,长114厘米。萨满送魂到阴间时始用之,他右手持神杖,左手持神刀,平时总系刀向上,若与鬼怪对敌时,始将铜偶向上,铜偶威力甚大,能破坏一切的障碍物[126]。其他学者也有观察和描述[127],无论是形制规格还是功用,都与本文讨论的器物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民族学材料提示我们,欧亚草原地带的竿头饰,有相当部分可能与萨满送葬仪式存在关联。前文指出,西南夷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带竿头饰的关系,应是一种观念的传播或承继,而不是物品的直接流动,这种观念可能由于两个地区共同存在的萨满信仰[128],与童恩正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密切联系[129]。

附记:本文为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项目(重点课题)“秦汉帝国对西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以大凉山腹地为例”资助成果之一。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黄伟、代丽鹃、杨勇等师友的批评建议。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部分硕士研究生提出意见,促使笔者在修改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入,特此致谢!

注释:

[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3]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5]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12期。
[6]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文物》1986年第7期。
[7]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云南祥云红土坡14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11年第1期。
[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
[9]宾川县文管所:《宾川县石棺墓、土坑墓调查简报》,《云南文物》第31期,1992年。
[1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第7期。
[11]杨益清:《大理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介绍》,《云南文物》第35期,1993年。
[12]刘喜树、范斌:《巍山发现一批古代青铜器》,《云南文物》2007年第1期。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14]肖先进主编《三星堆与南丝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53页图版65,文物出版社,2007年)报道了一件出土于德钦纳古的马头形竿头饰,查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未有此件器物的报道。
[1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16]这个发现表明,也许有更多的竿头饰系木或其他有机质材料制作,唯朽坏无存。
[1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96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18]张增祺:《晋宁石寨山》,95、96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1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13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0]大理州文管所:《宾川古底石棺墓发掘简报》,《云南文物》第41期,1995年。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22]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云南青铜器论丛》,77-9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23]汪宁生:《云南考古》,6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24]米歇尔·皮拉左里:《滇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25]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26]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97、9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7]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11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8]蒋志龙:《再论石寨山文化》,《文物》1998年第6期。
[29]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289、290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31]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32]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221、222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二)》,《考古》1985年第7期。
[34]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周志清:《云南洱海地区石棺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35]郭继燕:《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36]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254-257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7]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214-22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8]周志清:《云南洱海地区石棺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39]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491、492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4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43]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四川考古论文集》,171-20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44]郭继燕:《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45]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149-176、486、48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6]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47]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185-21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48]童恩正:《古代的巴蜀》,92-111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6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5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13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51]张增祺:《关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定名、用途及时代问题》,《考古》1999年第4期。
[52]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53]孙华:《三星堆出土爬龙铜柱首考———一根带有龙虎铜饰件权杖的复原》,《文物》2011年第7期。
[54]Ancient Sichuan: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Edited by Robert Bagley ,p.124,Fig.32.1,Seattle Museum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427-43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5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5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58]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59]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60]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2期。
[6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62]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化局:《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63]蒋廷瑜:《铜柱形器用途推考》,《考古》1986年第8期。
[64]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6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永登榆树沟的沙井墓葬》,《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66]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67]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考古》1989年第11期。
[6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6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古学报》1993年第1期。
[70]杨宁国、祁悦章:《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12期。
[71]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文物出版社,1986年。
[72]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期。
[73]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74]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
[75]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
[76]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代》,198、19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7]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文物管理所:《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第5期。
[78]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79]高滨秀:《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中的早期游牧文化因素》,《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8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青海大通县黄家寨墓地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3期。
[81]青海湟源县博物馆:《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82]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代》,198、19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83]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Rarly Iron Age,Edited by Jeannine Davie—Kimball,Etc.,p.16,Zinat Prass,1995.
[84]卢智基:《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85]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的斯基泰文化影响》,《民族研究译丛》第1辑,1982年。
[86]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51-80页,巴蜀书社,2007年。
[87]张世铨:《关于平乐银山岭古墓群的思考》,《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88]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89]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90]赵德云:《凸瓣纹银、铜盒三题》,《文物》2007年第7期。
[91]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9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94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93]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223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94]李昆生:《权杖·驯象长钩·图腾柱———云南考古三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5期;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95]孙章峰、徐昭峰:《鸠·鸠杖·鸠车》,《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96]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97]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98]蔡晓黎:《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99]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100]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陈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通考》,《考古》1961年第3期。
[101]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102]张增祺:《晋宁石寨山》,12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7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0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附录一、附表一,文物出版社,1959年。
[10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附表一,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5]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年第5期。
[106]晋宁石寨山M31出土一件铜戈,以銎纳,銎端作铜鼓状,鼓上焊一立牛,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版拾玖-4,文物出版社,1959年。江川李家山M24出土铜壶一件,盖作鼓形,盖顶焊铸一圆雕立牛;M22出土铜勺一件,柄首为一人跪坐于铜鼓上,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图三四-6、图三五-左。这些器物虽然都不是竿头饰,但造型与竿头饰相同,进一步说明竿头饰与其他器物装饰的相关性。
[107]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224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108]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考古》1963年第6期;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09]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110]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1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7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112]张增祺:《晋宁石寨山》,39、40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11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04-106页,图二六,1,文物出版社,1959年。
[114]林声:《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文物》1964年第5期。
[115]易学钟:《初涉“雉“的文化史———石寨山刻纹铜片图释》,《云南文物》2002年第2期。
[116]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218、219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117]樊海涛:《再论云南晋宁石寨山刻纹铜片上的图画文字》,《考古》2009年第1期。
[11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1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135、136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0]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223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121]在西南地区的近现代民族调查中,至少羌族和纳西族巫师有使用“神杖”的报道,其基本形制、规格等与本文考察的竿头饰十分接近。参见葛维汉:《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集》,58页,巴蜀书社,2004年;赵心愚:《纳西族与古羌人渊源关系的又一证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但一般而言,巫师的法器不会作为随葬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值得进一步考察。
[12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81页,图版陆柒-2,文物出版社,1959年。
[123]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214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124]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代》,193、195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5]朱凤瀚:《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综论》,《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9、9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126]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1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甲种之十四,1934年。
[127]张嘉宾:《赫哲族萨满的服饰与神具》,《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
[128]汤清琦:《论中国萨满教文化带———从东北到西南边地的萨满教》,《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2期。
[129]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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