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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印章初探

2018年05月15日 13: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李帅    【 收藏本文

    吐蕃使用印章在汉、藏文献及金石材料中早有零星记载,但真正引起学界注意则是因为敦煌古藏文卷子上发现的印记[1]。但限于材料和研究视角,目前学界对吐蕃印章的研究还局限于功用和传世印章的考察[2],对吐蕃印章的类型、特点及渊源等问题认识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从文物考古的角度对目前已明确的吐蕃印章和印痕进行分析,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材料就吐蕃印章进行初步研究。

一、吐蕃印章文物的发现

    目前发现的吐蕃印章文物有两类,一类为吐蕃古藏文卷子上的印章痕迹[3],另一类为吐蕃印章实物。本文根据印面形态将吐蕃印章分为方形印和圆形印两种。

(一)方形印

    均为印痕,发现较少,以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P.t.1064、P.t.1083、P.t.1085、P.t.1089、P.t.1217号及英藏古藏文卷子Or.15000/496号为代表[4]。

    P.t.1064号卷子内容为戒律[5]。卷上有同一印章所盖的多枚朱色印痕,边长3.7厘米[6]。印文为阳文,由牛或马图像和藏文组成(封三∶1-1、1-2),藏文译为“琛氏印”[7]。

    P.t.1083号卷子为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发出的禁止抄掠沙州汉人子女为奴的告牒[8]。文末有朱色印痕,边长约4厘米。印文为阳文,由带翅蹲狮图像和藏文组成(封三∶1-3)[9],藏文可译为“大节度衙敕令之印”[10]。

    P.t.1085号卷子为龙年亨迦宫钤印颁发之告牒[11]。文末有朱色印痕,边长约5厘米。印文为阳文,由展翅鸟图像和藏文组成(封三∶1-4)[12],藏文译为“亨迦宫敕令之印”。

    P.t.1089号卷子为狗年吐蕃官吏呈请状。卷两面有同一印章所盖的3枚朱色印痕,边长约5.4厘米。印文为阳文,由对坐人物图像和藏文组成,人物从服饰看应为吐蕃人,在印上角还有“卍”符号(封三∶1-5),藏文译为“德论印”[13]。此印痕还见于P.t.1111号(封三∶1-6)和P.t.1128号古藏文卷子。

    P.t.1217号卷子为吐蕃大尚论节度使盟会授达日扎夏小银告身的告牒[14]。卷上有两枚相同的朱色印痕,边长约5厘米。印文为阳文,由展翅飞鸟图像和藏文组成(封三∶1-7),藏文不清晰,仅可辨“……bka’rtags……”,大意为“……敕令卜……”[15]。

    Or.15000/496号卷子出土于新疆米兰,是论·措热等盖印签发给使臣戎录等的过所文书[16]。卷上印痕为朱色阳文,边长约5.1厘米。印文由人骑飞马图像和藏文组成,藏文不清晰(封三∶1-8)。

(二)圆形印

    有印痕和印章实物两种。

1.印痕

    材料较多,仅以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P.t.999、P.t.1079、P.t.1084、P.t.1094、P.t.1098号以及英藏古藏文卷子Or.15000/204、Or.15000/525号为代表进行介绍。

    P.t.999号卷子为呈报写《无量寿经》册数状[17]。卷尾有5枚朱色印痕,自右至左直径分别为2、1.4、1.7、1.5、1.4厘米。印文均为阳文,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其中右一印痕中的图像为四足动物;中间印痕中的图像为卧虎,藏文为“供应僧大德洪”[18];左二与左一的图像似为展翅飞鸟(封三∶2-1)。

    P.t.1079号卷子为比丘邦静根的诉状[19]。卷尾有27枚比较明确的朱色印痕,大小接近,最大直径约2.2厘米,其余直径在1~2厘米之间。印文均为阳文[20],以图像和藏文为主,也有仅为藏文者。图像内容多样,有狮子等动物,还有花朵、祥云和“卍”符号等,其中左下第二枚印痕上有汉字“秀”(封三∶2-6)。

    P.t.1084号卷子为博牛纠纷诉状[21]。卷上有两枚朱色印痕,下侧一枚较清晰,直径约2.1厘米。印文为阳文,由花朵图案和藏文组成(封三∶2-2),藏文译为“苍(张)夏夏”[22]。

    P.t.1094号卷子为博牛契约[23]。卷尾似有8枚朱色印痕,其中上排4枚较清晰,印痕大小接近,自左至右直径分别为2、1.9、1.7、2.2厘米。印文为阳文,右侧两枚只有藏文而无图像,左侧两枚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封三∶2-5)。这4枚印痕中两枚属于安保德,两枚属于曲悉的鸡[24]。

    P.t.1098号卷子为李玉勒雇悉董萨部落吴埃杰送交岁赋契[25]。卷末有10枚朱色印痕,直径在1.4~2.2厘米之间。印文均为阳文,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图像多不清晰,可辨者有展翅飞鸟、四足动物(似狮)、花朵和云纹(封三∶2-7);藏文多不清晰,其中第九、十枚印痕上的藏文译为“鲁泽象”和“梁何佩存”,此二名之印还出现在P.t.1097号卷子上[26]。

    Or.15000/204号卷子为出土于新疆麻扎塔格吐蕃戍堡遗址的文书或信件残卷[27]。卷子正面有一枚朱色印痕,直径约1.8厘米。印文为阳文,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图像似为一只蹲坐的带翼动物,可能为狮子(封三∶2-3)。

    Or.15000/525号卷子为新疆米兰遗址出土的契约残卷。卷子两面均有朱色印痕,正一背三,背面3枚自左至右直径依次约为1.9、1.7、1.3厘米。印文均为阳文,背面右侧印痕的印文由藏文和“卍”符号组成,左侧印痕似由动物图像和藏文组成(封三∶2-4)。

2.印章实物

    发现较少,介绍如下。

    西藏朗县列山墓地西区墓葬M171的封土内曾出土一枚印章,骨质,呈高帽形(或钟形),印面直径约1.7、高约2.1厘米。印文为阴文,由立马图像和藏文组成(图一∶1),藏文为“Kha’u-zhang-zig”,音译为“克吾—相—叟”[28]。

图一圆形印章实物
1.西藏列山墓地出土印章2.新疆和田采集B.D.001.b号印章及印痕3~5.新疆米兰遗址出土M.I.ⅶ.031、003、004号角印及印痕

    斯坦因曾在新疆和田采集过一枚吐蕃印章(编号B.D.001.b),骨质,形制与列山出土印章基本一致,亦为高帽形(或钟形),直径约1.43、高约1.59厘米。印文为阴文,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图一∶2),图像为一只尾巴上翘的怪诞狮子[29],或可能为马,藏文为吐蕃人名,译作“嘉楚桑”[30]。

    新疆米兰吐蕃戍堡遗址出土4枚印章,均由动物角尖削制而成,呈尖角弯状,印面呈圆形,印柄中部有圆孔,用于随身系挂。除一枚未刻出图案外,其余3枚均有完整的印文,印文均为阴文,由图案和藏文组成。M.I.ⅶ.031号,印面直径约1.4、长约6.2厘米,印文由一朵莲花、“卍”符号和藏文组成(图一∶3)[31],藏文为人名,可译为“王多哪”[32];M.I.ⅶ.003号,印面直径约1.4、长约5厘米,印文由“卍”符号和藏文组成(图一∶4)[33],藏文为人名,译为“诺克参”[34];M.I.ⅶ.004号,印面直径约1.4、长约6.35厘米,印文由云纹、莲花图案、“卍”符号及两行藏文组成(图一∶5)[35],藏文亦为人名,译作“宗南拉”[36]。

二、吐蕃印章的性质与特点

    前文依据印面形态将吐蕃印章分为方形印和圆形印,接下来就这两类印章的性质及特点进行探讨。

(一)方形印的性质及特点
    前述古藏文卷子上的方形印痕中有部分藏文可以识读,如:P.t.1083号卷子印痕中的藏文译为“大节度衙敕令之印”,P.t.1085号卷子印痕中的藏文译为“亨迦宫敕令之印”,P.t.1089、P.t.1111和P.t.1128号卷子印痕中的藏文译为“德论印”或“德论所用之印”。上述这些印文中的藏文与吐蕃王朝的职官、机构和宫署有关。其中P.t.1083号卷子印痕中的“大节度衙”是吐蕃在新占领地区(边境地区)设立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37];P.t.1085号卷子印痕中的“亨迦宫”为吐蕃王廷的宫殿,是赞普与群臣集会论事和处理公务的办事机构之所在[38];P.t.1089号等卷子印痕中的“德论”则是吐蕃在占领区新设的职官,作为新设机构“德论会议”的主持人[39]。敦煌Fr.67号古藏文卷子为一份催粮榜,上面亦有一枚朱色方形印痕,印文由飞鸟图像和藏文组成,藏文译为“由德论盟会发出”[40],其中“德论盟会”即“德论会议”机构。

    P.t.1217号卷子印痕中的藏文仅隐约可见,译文中含“……敕令卜……”字样,结合此卷子为吐蕃大尚论于节度使盟会授予达日扎夏小银告身之告牒的性质来看,该印痕应当为官印。Or.15000/496号卷子印痕中的文字已全不可识,但图像清晰,为人骑飞马图像,这与吐蕃文献记载中的驿传印章图像一致[41]。同时该卷子的性质为吐蕃驿传用纸券,是颁发驿券的官员论措热等盖印签发给使臣戎录等的过所文书[42],故推测该印痕应是吐蕃官方驿站用印系统中的一种。

    P.t.1064号卷子印痕中的藏文译为“琛氏印”,“琛氏”又称“钦氏”,是古代藏族著名的氏族,曾建邦国钦域,后与吐蕃王室联姻,是吐蕃王朝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43]。该印当为吐蕃贵族钦氏某人之私印,除尺寸略小外,在印形与印文格式方面均与前述官印相似,这可能与印章所有者的贵族身份有关。

    由此可知,目前发现的吐蕃方形印痕除一例为贵族私印外,其余均为官印。有学者将此类方形印称为“大方章”,认为主要由皇室、御前会议和其他公差官吏使用[44]。

    吐蕃文书材料亦显示吐蕃官员使用的官印为方形。S.5812为敦煌县民令狐大娘于吐蕃丑年(821年)八月向敦煌吐蕃军“殿下”所上的牒文[45],内有“论悉诺息来日,百姓论宅舍不定,遂留方印……又论莽罗新将方印来,于亭子处分”之语[46]。“论悉诺息”和“论莽罗”均为吐蕃官员,他们处理敦煌房舍事务时所用官印为“方印”。S.5824为吐蕃官方颁发的《经坊供菜关系牒》,内有“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的内容[47],使用的亦是方形官印。

    根据上述材料和认识,我们可以归纳出吐蕃官印的部分特点。首先,吐蕃官印主要采用方形印面之制,印面边长多在5厘米及以上。其次,印文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图像包括动物、人物和符号等。第三,吐蕃官印内部还可分为官司印和官职印两类,如P.t.1083、P.t.1085及Fr.67号卷子上的印痕可归为官司印,而P.t.1089号等三卷子上的印痕则属于官职印,此外古藏文卷子中记载的“牧业官印”[48]、“尚论之印”[49]等亦属官职印。这两类官印虽具共性,但在反映的行政方式和权力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同。

(二)圆形印的性质及特点

    目前发现的大部分吐蕃印章材料属于圆形印,这类印章及印痕上的文字基本都与人名有关。如P.t.999号卷子印痕中的人名有“供应僧大德洪”,P.t.1084号卷子印痕中的人名有“苍(张)夏夏”,P.t.1094号卷子印痕中的人名有“安保德”和“曲悉的鸡”,P.t.1097号与P.t.1098号卷子印痕中的人名有“鲁泽象”和“梁何佩存”,P.t.1115号卷子印痕中的人名有“宋弟弟”[50]。另外如P.t.1079、P.t.1087、P.t.1101及P.t.1118号等卷子上的印痕亦是如此[51]。同时,盖有圆形印痕的古藏文卷子通常是与民间日常生活相关的契约、诉状、账目清册和书信等,在部分卷子中甚至明确称这些用印行为为“押私印”或“盖私印”[52]。作为少有的吐蕃印章实物,新疆米兰吐蕃戍堡遗址中出土的3枚角印与上述古藏文卷子上的圆形印痕特征一致,其上藏文亦为人名[53],故属私印无疑。西藏列山吐蕃墓地出土的印章与斯坦因在新疆和田采集的吐蕃人名私印形制相同,印面直径与印文格式也相近,再结合印上的藏文内容和出土于墓葬的背景,笔者认为列山墓地出土印章应是某位墓主的私印,并不是驿站用印[54]。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吐蕃私印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私印主要采用圆形印面,尺寸较小,直径大部分在1~2厘米之间,少数在2厘米以上。其次,私印的印文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最常见,含图像和藏文,藏文主要为人名,图像内容多样,有狮子、马、鸟、带翼兽等动物,还有莲花、云纹及“卍”符号等;第二种印文形式少见,只有文字或图像。第三,吐蕃私印的使用对象较为广泛,既有官吏又有平民[55],既有吐蕃人又有吐蕃治下的其他民族,因此印文常见多民族因素。

    综上所述,吐蕃印章依印面形态至少可分为方形和圆形两大系统,其中方形印主要为官印,尺寸较大;圆形印普遍为私印,尺寸较小。吐蕃印章的印文以阳文为主,亦有阴文;图像和藏文的结合为其基本格式。限于材料,目前还无法直接从质地、印纽等方面来考察吐蕃官印的等级制度。

三、吐蕃印章的渊源

    虽然有学者提到吐蕃印章可能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56],但都未深入论证。从现有资料来看,笔者认为吐蕃印章至少受到了汉地和西方印章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汉地印章文化的影响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吐蕃大方官印与汉地印章在形制上的相似性[57],但于此之外的其他关系则未提及。通过对吐蕃与隋唐官印材料的梳理和比较,笔者认为隋唐官印制度对吐蕃影响甚深,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吐蕃官印普遍采用方形,而方形印是秦汉以来内地官印的基本形制。第二,目前发现的吐蕃官印的印面边长多在5厘米及以上,与唐朝官印的尺寸基本相当,应是受到了唐朝的影响。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在隋唐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表现之一就是官印的印面增大,基本呈正方形,边长一般在5厘米以上,标准尺寸为5.3~5.5厘米[58]。第三,隋唐官印因不再用于封泥而是盖于纸面,所以印文都改为阳文[59],目前发现的吐蕃官印也均采用阳文,亦应是隋唐官印影响的结果。第四,吐蕃官印分为官司印和官职印,而官司印在隋唐时期才正式出现[60],吐蕃对官司印的使用与汉地官印制度的发展如此一致,应与后者的影响有关。第五,吐蕃在官印的使用方面也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如向臣服的民族政权或部族首领颁赐封印[61],在公文钤印制度上亦模仿唐制[62]。此外有学者认为吐蕃将印章配以朱砂的做法也可能受到了汉族的影响[63]。

    汉地印章文化可能在前吐蕃时代就已经影响西藏,除青藏高原东北部这条路径外,还可能通过新疆传入西藏西部并进而影响西藏腹地。新疆尼雅遗址出土2~4世纪初的卢文简牍上的封检样式可以见到汉地封印技术传统的影响[64],而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至迟在早期铁器时代就存在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65]。汉地封检传统到吐蕃统治新疆时仍可见到,并影响到了吐蕃腹地[66]。吐蕃王朝建立后开始积极学习和借鉴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典章制度,唐朝官印制度可能借此开始正式影响西藏。当吐蕃夺取并统治原属唐朝的河陇及西域之后,又进一步了解和接触到唐朝的官印制度,并在一番实践和调整后对吐蕃官印产生影响。

    吐蕃官印制度的形成不仅与汉地官印制度的影响有关,更与自身的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首先是吐蕃政权的建立,有了一套相对完善和稳定的政治体制,这是吐蕃官印制度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同时,藏文的创制又为吐蕃官印制度的完善和成熟创造了条件。

(二)西方印章文化的影响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印章系统自成一体。中国为方印系统,印文普遍为文字[67];西方印章系统的印文则常见图像或图文兼用,印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吐蕃印章受到西方印章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印章的印文普遍使用图像和私印的印面普遍采用圆形。

    印文为图像或图、文的圆形或椭圆形戳盖平印在西亚地区出现很早,其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土耳其哈图沙城址出土有赫梯帝国时期的圆形印记,印文为图像和文字,盖于赠地文书、公告和契约之上(图二∶1)[68]。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已使用带狮子、鸟等图像的椭圆形图像印[69],伊朗公元前7世纪的齐维耶宝藏中发现过一枚带树图像的圆形印章[70],另外土耳其伊兹密尔考古博物馆也收藏有许多该国出土的希腊—波斯、罗马等时期的圆形和椭圆形宝石图像印(图二∶2)[71]。圆形或椭圆形图像印在萨珊时期也十分常见,印文多为图像或图、文结合,其中图像有人物、狮、鹿、驼、象等动物及树等植物(图二∶3~6)[72],而当中的骆驼等形象还具有宗教含义(图二∶7)[73]。萨珊印章在中国也有发现,宁夏固原唐总章二年(669年)粟特人史诃耽夫妇合葬墓中就出土了一枚圆形宝石印章,直径1.6厘米,印文由文字和图像组成,文字为中古波斯文,图像为一只卧狮与树状物(图二∶8)[74]。该印为波斯南部制造,具有宗教意义[75]。

图二西亚地区的古代圆形(椭圆形)图像印
1.土耳其哈图沙城址出土赫梯帝国时期印痕2.安纳托利亚出土人物图像印3、4.A.saeedi家族收藏的萨珊时期狮子图像印、鹿图像印5.萨珊时期象图像印6.萨珊时期树形图像印7.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萨珊时期骆驼图像印8.固原史诃耽夫妇墓出土萨珊狮子图像印

    以圆形图像印为代表的西方印章文化很早就随着人群的移动和文化交流向东传播到了中国新疆甚至内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疆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和中转站,不仅发现有来自汉地的方形汉字印,同时也有来自西方的圆形、椭圆形图像印和戒指印。在新疆和田地区的约特干[76]、尼雅[77]、安迪尔[78]、夏言塔克故城[79]和若羌地区的楼兰、米兰等遗址[80]及库车[81]和吐鲁番[82]等地区,均发现有大量圆形或椭圆形图像印以及带有图像印痕迹的封泥(图三)。这些印章或印痕上的图像内容多样,有带翼兽、对兽、狮子、马、鸟、蝎子、象、驼、老虎、牛、马鹿、羊、兔、植物、佛像、人骑动物、人头像、人物像或半人神像、几何纹图案等,总体以动物形象为主[83],其中部分人物形象或半人神像明显受到了古希腊雅典娜形象的影响[84],是西方印章文化东传的直接证明。由此可见,新疆地区流行的圆形和椭圆形图像印应渊源于西方印章传统,年代至少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85]。


图三新疆地区出土的圆形(椭圆形)图像印及印痕
1~3.尼雅遗址出土木牍上的印痕(N.Ⅹ.ⅷ.96号、N.Ⅹ.ⅷ.83号、N.Ⅹ.ⅷ.81号)4、5、7.和田出土印章及印痕(khot.0095号、khot.004.a号、khot.0076号)6.约特干遗址出土Yo.012.a号印章及印痕(图片均采自[英]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西藏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不仅可以与毗邻的新疆地区发生密切交流,甚至还能通过西藏西部与中亚甚至西亚的文明进行直接联系[86],这就为流行于新疆、中亚及西亚等地的图像印向西藏传播提供了多条路径。目前发现的吐蕃印章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印文都普遍带有图像,且以动物图像为主,其中带翼兽、狮子等图像本身就来源于西方文明,是吐蕃印章受到西方印章文化影响的直接证据。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境遇,吐蕃印章受到了东、西方印章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中官印因受到汉地官印制度的影响而采用方形;西方印章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印文对图像的使用以及私印所普遍采用的圆形印面形态。同时,吐蕃印章也加入了自身的文化因素,如藏文、吐蕃人形象等,最终形成了一套兼具外来与吐蕃自身特色的印章系统,为西藏印章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根敦群培著、法尊法师译《白史》,第14、1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法]今枝由郎、[法]麦克唐纳等著,耿昇译《〈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2辑简介》,《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2][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吐蕃王朝时代告身中对隐喻的使用》,《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中的印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陈庆英、邹西成《吐蕃王朝飞马使印章考释》,《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陈庆英、邹西成《吐蕃时期的七枚印章考释》,《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邹西成《藏族苯教印章探析》,《藏学学刊》(第七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3]吐蕃印章痕迹主要发现于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的吐蕃古藏文卷上,笔者初步统计存在印章痕迹的古藏文卷子至少有百余件(卷),这些卷子的年代基本均在8~10世纪之间,大多数成于8~9世纪。参见黄布凡《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序言第6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
[4]本文使用的吐蕃卷子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于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简称IDP)。
[5]法国国家图书馆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輥輯訛》,第52、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6]本文所有印痕的尺寸数据均根据IDP所给图片上的比例尺测量得来,特此说明。
[7]陈庆英、邹西成《吐蕃时期的七枚印章考释》,《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8]法国国家图书馆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⑩》,第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第51、5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9]该动物的整体造型与目前发现的吐蕃石雕、木雕、石刻狮子形象非常相似,可参考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44~5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11]法国国家图书馆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⑩》,第3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2]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第45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13]同[7]。
[14]同[5],第4页。
[15][法]今枝由郎、[法]麦克唐纳等著,耿昇译《〈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2辑简介》,《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16]杨铭等编译《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选译》,第137、1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
[17]同[12],第202页。
[18]王使臻《敦煌遗书中的唐宋尺牍研究》,第200页注释2,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9]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第46、47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20][法]拉露著、耿昇译《〈8世纪吐蕃官员呈文〉解析》,《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21]同[12],第176、177页。
[22]同[20]。
[2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4]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第262页,中华书局,2011年。
[25]同[19],第54页。
[26]同[19],第53、54页。
[27]同[16],第86、87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等《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11期。
[29][英]斯坦因著、吴新华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第209、22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30][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壮立译《〈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导言》,《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31][英]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一卷第287页、第四卷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2][日]武内绍人著,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中的印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3]同[31]。
[34]同[32]。
[35]同[31]。
[36]同[32]。
[37]马德《KHROM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38]同[12],第50页。
[39]杨铭《敦煌藏文写本〈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0]陆离《吐蕃驿传制度新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41][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吐蕃王朝时代告身中对隐喻的使用》,《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42]同[40]。
[43]巴桑旺堆《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44]同[32]。
[45]陆离《有关吐蕃太子的文书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
[4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二)》,第287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47]同[46],第412页。
[48]同[7]。
[49]同[16],第174页。
[50]同[19],第55页。
[51]同[20]。
[52]同[16],第84、85、179、180页。
[53]同[32]。
[54]曾科《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大型墓地研究》,第46页,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55]同[32]。
[56]同[32];陈庆英《西藏古代印章文化》,《西藏研究》2014年第3期。
[57]同[32]。
[58]程义《唐代官印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59]曹锦炎《古代玺印》,第12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60]孙慰祖《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东方艺术》2015年第4期。
[61]《旧唐书》卷一三《德宗下》,第380页,中华书局,1975年。
[62]同[40],第153页。
[63]同[32]。
[64]林梅村《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65]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
[66]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67]中国古代虽有图像印和圆形印,但未能普及流行,参见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10期。
[68]拱玉书《西亚考古史:1842~1939》,第121、122页,图95,文物出版社,2002年。
[69]高火《古代西亚艺术》,第247页,图14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0]郭物《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
[71] 图片采自 Murat Hatipoglu,Hilmi Güney,“Archaeogemm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Gemstone Glyptics (Seal Stones and Ceremonial Stones)and Ancient Jewelleries Mounted Gemstones in Izmir Archaeological Museum (Turkey)”,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2013,14(3),pp.165-166,fig.1-(e).
[72] 图二︰3、4 均采自 Rika Gyselen,ACTAIranica:Sasanian Seals and Sealings in the A.Saeedi Collection,Belgium Leuven:Peeters,2007,p.107; 图二︰ 5 采自 Fabrizio Sin isi, “Another Seal of a Sasanian Dīwān”, East and West,2008,58(1/4),p.378,fig.2;
图二︰6采自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 245、246 页,图一一︰6,文物出版社,1996 年。
[73] 图片采自 Krzysztof Jakubiak,“Some Remarks on the Camel on Sasanian Seals”,Studies in Ancient Art and Civilization,2011,9(15),p.111,fig.1-1.
[74]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历史文物》,第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75]林梅村《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76]同[29],第49、50页。
[77]同[29],第49、71、72、95页;[英]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四卷第20、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78][英]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四卷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79]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文博》1984年第2期。
[80]同[78],第5、51页。
[81][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13~115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日]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上卷),“杂品”(十),学苑出版社,1999年。
[82]同[79]。
[83]同[59],第224、225页。
[84][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1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同[29],第373页。
[85]同[79]。
[86]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1&ZD121)与2017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号:SC17C03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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