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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盛京城城池考

2018年04月28日 13:00   来源: 《文物》2018年第2期    作者: 刘明    【 收藏本文

    盛京城是后金的第三座都城(前两座是兴京城和东京城),为清朝(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天聪汗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的第一座都城,也是唯一的陪都城。它从整体布局到具体建筑结构等,都是满族在充分吸收汉、蒙、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满族自身的建都、建筑思想和特点,集中反映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具有唯一性,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

    盛京城的修建和经营一改自战国以来以辽阳为中心经略东北的城市地缘格局,使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影响深远[2]。

    作为盛京城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的古城墙和护城河已湮没于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和纵横交错的城市街路之下。依据以往沈阳城市考古的成果,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本文拟对清盛京城的城墙和护城河的相关信息做一考证。

一、盛京城城池的沿革

    盛京城于后金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因明沈阳中卫城“旧城增拓其制”改造而成[3]。

    明《辽东志》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沈阳城为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9里30步,高2丈5尺。池2重,内阔3丈,深8尺,周围10里30步;外阔3丈,深8尺,周围11里有奇。设城门4座: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北为安定门,西曰永昌门。南关在城南[4]。

    明《全辽志》记载,沈阳中卫城,本元之沈州。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9里11余步,高2丈5尺。置2重护城河,内阔3丈,深8尺,周围10里30步;外阔3丈,深8尺,周围11里有奇。设城门4座: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北为安定门,西为永昌门。南关,在保安门外,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新建,周围679丈,俱游兵军住[5]。

    清代志书记载,盛京城于天聪五年因旧城增拓其制,内外砖石,高3丈5尺,阔1丈8尺,女墙7尺5寸,周围9里332步,四面垛口651处,敌楼8座,角楼4座。改旧门为八:东面南为抚近门,北为内治门;南面东为德盛门,西为天佑门(天祐门);西面南为怀远门,北为外攘门;北面东为福胜门,西面为地载门。护城河阔14丈5尺,周围10里204步。康熙十九年(1680年),筑围墙(即外城城墙,亦称边墙),高7尺5寸,周围32里48步。东南隅留水栅2处,各10余丈,沈水出焉[6]。此后,有清一代多有修缮,但其规模、形制、布局未改。

    从明清两朝志书记载来看,清盛京城内城沿用了明沈阳中卫城的城垣,其周长有变,但相差不大,即由9里11余步增至9里332步。究其原因,当为城墙增高加厚所致。改动之处有三:其一,改明城4门为8门,每面城墙设2门,城门的变动直接导致了城市总体布局的变化,即从明代“十”字形街路布局变成“井”字形;其二,改明城双重护城河为一重护城河,并大幅拓宽;其三,在内城外新筑外城,规模较大,但墙垣低矮。

    需要一提的是明沈阳中卫城北城门(即安定门),在后金天聪朝的城市改造中,拆除了原有的东、南、西面城门,唯独保留了北面城门继续使用,后被砖封于北城墙内,即俗称的“九门”。

    1959年,“九门”遗址被发现,并随后做了清理。该城门由南、北相连的两个券洞组成,在两处券洞中部分别向东、西两侧砌筑券洞,形成了两组“十”字形的券洞。在南券洞北口门楣上嵌有石刻门额,宽1.25、高0.68米,自右向左阴刻“镇边门”,右上角竖刻“钦依备御总督委官李新芳……包砌委官……烧……修楼委官李文……”,左下角竖刻“万历二十四年七月……”[7]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明沈阳中卫城北门在万历年间至少经历了两次修建。第一次修建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安定门的单门道券顶城门东西两侧增建券洞,即南面的“十”字形券洞城门,并改安定门为镇边门,置石刻门额。第二次是在原镇边门外加筑了一组北券洞,使原“镇边门”门额夹在两组券洞之间,城门位置因此向北凸出于城墙。

    在天聪朝的城门改建中为何沿用原北城门?为何后来又废弃砖封?推测与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的“汗王宫”的兴废有关。汗王宫,即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后的住所。“汗王宫”于2012年被发现并进行了清理,北距“九门”10余米[8]。有研究表明,天聪朝的城市改造并非始于天聪年间,可能早至迁都之后的天命十年或十一年[9]。此时努尔哈赤尚健在,仍居汗王宫,故保留原北城门(即所谓“九门”)以方便出入。努尔哈赤薨逝后,随着盛京宫殿落成而汗阙易置,汗王宫逐渐被废弃,“九门”亦随之废弃而被砖封。

二、清盛京城城池布局和构造

    清盛京城设内外双重城墙(图一)。

图一清盛京城平面图

    内城因明沈阳中卫旧城改造而成。平面呈方形,朝向近正南,周长9里332步。内城城墙为夯土包砖结构,墙基为条石砌筑,高3丈5尺,厚1丈8尺,女墙高7尺5寸。四面共设垛口651处,四角各设角楼1座。每面城墙各设城门2座。东面南为抚近门,俗称大东门,北为内治门,俗称小东门。南面东为德盛门,俗称大南门,西为天佑门(天祐门),俗称小南门。西面南为怀远门,俗称大西门,北为外攘门,俗称小西门。北面东为福胜门,俗称大北门,西面为地载门,俗称小北门。城门外均设瓮城。每座城门上各置敌楼1座。据志书记载,盛京城内城的角楼和敌楼为重檐[10]或三檐歇山顶[11]结构。在内城城墙外有护城河,与城墙平行。护城河周长10里204步,河面宽14丈5尺。

    外城平面略呈椭圆形,南北略长,周长32里48步。内外城墙之间为关厢。外城城墙又称边墙、围墙,当为夯土构造,高7尺5寸。在东南隅,城墙与南运河(清代称沈水)有两处交叉,各置1处水栅,阔10余丈。与内城对应,每面各设城门2座。东面南为大东边门,北为小东边门。南面东为大南边门,西为小南边门。西面南为大西边门,北为小西边门。北面东为大北边门,西为小北边门。外城不设护城河。

    有清一代,盛京城城墙及其敌楼(明楼)、角楼叠经修缮。康熙二十一年,重修诸门、城楼;康熙三十二年,工部修城垣360余丈;康熙四十九年,遣京官一员协同坚碑修理;康熙五十四年,修理八门城楼,并四角楼及内外城垣110余丈[12]。乾隆八年,乾隆帝亲谒三陵,驾莅盛京,发帑修诸门城堞;乾隆十八年,再次发帑36000余两,修内外城堞、明楼;乾隆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叠修城墙、瓮圈、砲房、角楼、关厢[13]。光绪朝,重建外攘门明楼[14]。清代志书均记载盛京城外城城墙始建于康熙十九年[15]。外城城墙其实应始建于天聪年间,康熙十九年“奉旨筑围墙”,当是修缮[16]。

    康雍乾盛世之后,清朝走向没落,盛京城随之逐渐衰败;清末以降,又屡遭兵燹,城池多有损毁。光绪末年,抚近、内治门均已摧圮,仅存瓮城,城上各楼也先后颓废,唯外攘门明楼岿然无恙,外攘门门楣更换新门额,上书“陪都重镇”,怀远门亦改建为车站[17]。宣统年间,敌楼因颓废多已拆除,护城河已淤成平地[18]。

    从留存下来的老地图看,民国初年,盛京城的内、外两重城墙尚存。内城城墙闭合,8座城门及其瓮城、九门尚在,敌楼、角楼上的建筑已损毁。外城城墙闭合,8座城门尚存。南面护城河西段、西护城河南段、北护城河西段尚有迹象,但并不连续[19]。至20世纪20年代,内城护城河唯西北角尚存积水坑,护城河位置上,从怀远门经西北角楼至大北门沿城墙修建了城市有轨电车,其他段落已有环城电车轨道规划;外城城墙北段,从小西边门至小东边门北的新开河畔以及小北边门已然无存,应是在修建城墙北面的奉海铁路及其支线时被拆除[20]。至20世纪40年代,外城城墙和城门已荡然无存,内城8座城门和4座角楼也均已不见,福胜门外瓮城尚有残存,北、西、南面城墙尚存,东面城墙已无存[21]。至20世纪60年代,内、外城墙均已无存,内城护城河被辟为东、南、西、北顺城路(街)[22]。

三、清盛京城城池遗址现状

    20世纪50~60年代,盛京城的内城城墙及其附属建筑相继被拆除。其内城城墙、城门、角楼、护城河及外城城墙、城门今已湮没于现代建筑或城市街路之下。现有的内城怀远门、抚近门和西北角楼均为原址复建。依据民国初年的《奉天省城详图》[23]中城墙、城门建筑位置,对比相关街路、街区的布局和沿革,结合目前与城墙、城门有关的地名,可确定盛京城内、外城墙及其城门、内城墙护城河的走向、位置。

    内城城墙位于今沈阳老城区方城区域外缘,多被现代城市建筑覆盖,地势高于城外地表约2米。

    东城墙位于今东顺城街西侧,长1270米。内治门(小东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东顺城街与中街路交叉路口,已被拆除;抚近门(大东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东顺城街与沈阳路交叉路口,早年被拆除,现存的城门及其明楼建筑为1998年在原址基础上复建。

    南城墙位于今南顺城路北侧,长1280米。德盛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南顺城路与朝阳街—大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2007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德盛门瓮城遗址,并在原址保护展示[24]。天佑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南顺城路与正阳街—小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

    西城墙位于今西顺城街东侧,长1270米。怀远门(大西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西顺城街与沈阳路交叉路口,早年被拆除,现存的城门及其明楼建筑为1994年在原址基础上复建。外攘门(小西门)及其瓮城遗址在今西顺城街与中街路交叉路口,已被拆除。

    北城墙位于今北顺城路南侧,长1280米。地载门(小北门)及其瓮城建筑位于今北顺城路与正阳街—小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福胜门(大北门)及其瓮城建筑在今北顺城路与朝阳街—大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九门遗址在北城墙中段,今白塔小学南,1959年进行了发掘,1977年被拆除[25]。

    内城墙西北角楼位于西顺城街与北顺城路交叉路口东南侧,新中国成立后,随城墙一起被拆除,2000年在原址复建,为三檐歇山顶结构,高12.3米。除角楼外,还复原了与角楼相连的西、北城墙及其女墙和垛口各一小段。复建之前,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盛京城西北角楼遗址进行了发掘[26],厘清了清代城墙与明代城墙的关系及角楼的砌筑方法等问题,为按历史原貌修复角楼提供了可靠依据。

    2015年5月,沈阳市动工修建南北快速二干线,其线路与西护城河(即西顺城街)重合。通过现场调查,在现代街路路土下发现有厚约3米的黑色淤泥堆积,包含有布纹瓦、青砖、青花瓷残片等遗物,淤泥层之下即生土层(黄沙层)。据此判断,盛京城内城西护城河被今西顺城街叠压。由此进一步推测,东、南、北三面护城河亦应被今东、南、北顺城街(路)覆盖。

    外城城墙位于今沈阳老城区外缘,东至万泉公园和新开河左岸一线,南至万柳塘公园和青年公园一线,西至青年大街和惠工街一线,北至惠工广场环岛和新开河左岸一线。城墙及其城门大部分被城市街路覆盖,少部分被城市建筑和公园覆盖。

    东面城墙,北迄今新开河沈吉铁路桥,南至万柳塘公园西端的南运河。从北向南分别被今东边城街、万泉公园、先农坛路、万柳塘公园覆盖。东面城墙原有2处水栅,均无存。北面水栅位于今万泉公园东北、小河沿路南,南面水栅位于今万柳塘公园西北、东滨河路东。东面城墙设2座城门,间距约900米,遗址早已湮没。小东边门遗址位于今东边城街与小东路交叉路口,大东边门遗址位于今东边城街与大东路交叉路口。

    南面城墙,东迄今万柳塘公园西端的南运河,西至今奉天街、风雨坛街和南关路交叉路口。从东向西分别被住宅小区、南关路覆盖。南面城墙设2座城门,间距约600米,遗址早已湮没。大南边门遗址位于今文艺路与大南街交叉路口北,小南边门遗址位于今南关路与小南街交叉路口。

    西面城墙,南迄今奉天街、风雨坛街和南关路交叉路口,北至惠工广场。从南向北分别被今顺通路、青年大街、市府广场、惠工街南段、惠工广场覆盖。西面城墙设2座城门,间距约1200米,遗址早已湮没。大西边门遗址位于今大西路与青年大街交叉路口,小西边门遗址位于今小西路—浩然中巷与青年大街交叉路口,市府广场西南角附近。

    北面城墙,西迄惠工广场,东至今沈吉铁路新开河大桥。从西向东分别被今惠工街北段、联合路、大东广场、北边城路覆盖。北面城墙设2座边门,间距约1600米,遗址早已湮没。小北边门遗址位于今惠工街—联合路与小北关街交叉路口,大北边门遗址位于新开河左岸的今大北关街与北边城路交叉路口。

四、结语

    沈阳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古工作证明了其拥有2300余年的建城史[27]。纵观沈阳城市史,作为都城和陪都的“盛京时代”是其最辉煌的时期。

    清盛京城是我国古代最后一座封闭式都城。在没有地形限制的平原上规划、修建椭圆形郭城,这种特点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据考证,盛京城内方外圆的格局和城外的四座喇嘛塔寺是按照喇嘛教曼陀罗(意译即坛、坛城)来规划的,体现的是藏传佛教的思想[28]。盛京城内城沿用了明代沈阳中卫城,本身就是承袭汉族城垣文化,加之其“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晨钟暮鼓”等城内建筑的布局也体现了汉文化传统的建都思想。因此,盛京城从整体布局到具体建筑都具有民族融合的特色,体现了满族兼收并蓄的民族包容性。诚如苏秉琦所言,“满族一开始就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善于总结历代经验,敢于说长城内外是一家”[29]。

    目前,对盛京城城池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面临着不少现实困难。鉴于盛京城城池多已湮没于沈阳老城区地下,考古工作只能依赖于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被动展开,时间和空间上受到诸多限制,收集到的资料流于零散而难成系统。关于盛京城城池的文献记载少之又少,且多前后相因,在研究的深度上难有进展。尽管流传下来的清末至民国初年盛京城的老照片为数不少,但盛京城城池及其附属建筑的结构、面貌和历史沿革等详细信息依然不够全面。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注释
[1]郭大顺、姜万里《沈阳考古———回顾与展望》,《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2]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开题———再论盛京城考古》,《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5日。
[3](清)伊把汉、董秉忠等《盛京通志》之“盛京城池”,康熙二十三年刻本,阳明文库图书;(清)王河等《盛京通志》之“盛京城池”,咸丰二年补刻乾隆元年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书;(清)阿桂等《钦定盛京通志》之“盛京城创建”,《钦定四库全书》第五〇一册·地理类·史部二五九,(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年;(清)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之“盛京城”,《钦定四库全书》第四七四册·地理类·史部二三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年。
[4](明)毕恭、任洛撰,金毓黻辑《辽东志·建置志》之“沈阳城”,《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沈书社,1985年。
[5](明)李辅等撰、金毓黻辑《全辽志·图考志》之“沈阳中卫城”,《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沈书社,1985年。
[6]同[3]。
[7]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市文物志》,第57~59页,沈阳出版社,1993年。
[8]国家文物局《201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71~174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沈阳汗王宫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9]姜念思《沈阳史话》,第135~136页,沈阳出版社,2008年。
[10](清)伊把汉、董秉忠等《盛京通志》之“盛京城图”,康熙二十三年刻本,阳明文库图书。
[11](清)王河等《盛京通志》之“盛京城图”,咸丰二年补刻乾隆元年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书;(清)阿桂等《钦定盛京通志》之“盛京城图”,《钦定四库全书》第五〇一册·地理类·史部二五九,(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年。
[12](清)王河等《盛京通志》之“盛京城池”,咸丰二年补刻乾隆元年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书。
[13](清)阿桂等《钦定盛京通志》之“盛京城创建”,《钦定四库全书》第五〇一册·地理类·史部二五九,(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年。
[14]赵恭寅、曾有翼《沈阳县志·城池》,《中国方志丛书》·东北地方·第十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15]同[3]。
[16]同[9],第137~139页。
[17]同[14]。
[18]都林布、金正元等《承德县志书·土地志·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
[19]东三省陆军测量局制《奉天省城详图》,中华民国六年,辽宁省档案馆藏。
[20]王华隆《辽宁省城市街全图》,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发行,1931年,沈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藏;参谋本部东三省陆地测量局制印《沈阳市最新全图》,辽宁省会公安局技正室,1931年。
[21]沈阳市政府工务局制《沈阳市详细地图》,1936年。
[22]沈阳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沈阳市街图》,1966年。
[23]同[19]。
[24]张树范《清盛京城德盛门瓮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基本原则、内容及做法》,《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四辑,辽海出版社,2009年;张树范《清盛京城瓮城初探》,《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八辑,中华书局,2009年。
[25]同[7]。
[26]李晓钟《盛京西北角楼清理报告》,《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08年。
[27]张克举、李晓忠《沈阳市战国至汉代城墙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沈阳市考古队《沈阳故宫北墙后发现古城墙址》,《沈阳文物》1993年第1期;刘长江《沈阳宫后里遗址及相关发现》,《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姜念思《沈阳史话》,第23~29页,沈阳出版社,2008年;吕一燃《沈阳市何时开始建城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苗家生《考古界史学界专家认定沈阳建城已有二千三百年》,《光明日报》2000年7月24日;关学智《沈阳建城始源研究综述》,《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3期,2009年;李仲元《古候城考》,《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8]同[9],第151~154页。
[2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7页,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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