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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尊”辨异

2018年04月23日 09:00   来源: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01(下)    作者: 蔡颖    【 收藏本文

    “樽”“尊”两字读音相同,字形相似,故在古代诗文,甚至是现代的某些文献中常常被混用。比如古诗文中的“一尊(樽)还酹江月”“清白各异樽(尊),酒上正华疏”“座上客常有,樽(尊)中酒不空”等,往往因这两字之异而产生不同的版本。而在现代一些杂志甚至论文里,也有将这两字混用的情况,有些观点还认为“尊”“樽”本是同字,甚至指代的事物也一样。例如人教版的《高中语文必修4》中《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篇的注释中这样写道:“‘尊’同‘樽’,酒杯”;再如2016年首都博物馆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也有一件名为“青铜尊”的展品,该展品为一件三足深腹筒形青铜容器,带盖,盖顶中心有一提环,容器周身饰乳钉纹及六道弦纹,外壁两侧饰有一对铺首衔环,与其一同配套展出的还有一柄青铜勺(图1)。而该器物在江西省博物馆展出时,也是与青铜勺配套摆放,但标签却是“西汉青铜樽”(图2)。撇开文学作品和日常用词不谈,仅就文物定名方面,“樽”“尊”两字所对应的事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图1 首都博物馆海昏侯展的“青铜尊”

图2 江西省博物馆海昏侯展的“西汉青铜樽”

    在青铜器命名方面,“尊”可与“彝”合用,泛指一切青铜礼器,即王国维在《说彝》中所提到的“大共名”之“尊”。比如商周时期一些形制各异的青铜器,于其铭文中往往自名为“尊彝”,这些器物中既有酒器也包括食器。更狭义一些的“尊”则仅是指各类酒器的总称,也即王国维所谓“小共名”之“尊”,如《周礼·春官·司尊彝》中的“六尊六彝”(表1)。

表1 青铜器中“尊”的内涵

    而作为“专名”之“尊”,王国维先生认为是专指“盛酒器之侈口者”,但在现代考古学中,青铜尊除了包括这类侈口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的器物之外,还有一类肖鸟兽形的盛酒器也被称为“尊”。因此,从器形上来看,现代考古学中所使用的“尊”一般包括有肩大口尊、觚形尊和鸟兽尊三大类。

随着历史的演变,“尊”在青铜器命名方面的应用其实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就青铜器自名而言,商周时期实际上并未出现作为专名的“尊”的用法,“尊”写作“(邑尊)”,一般和“彝”字连用,作“(邑尊)彝”。例如何尊的铭文:“用作庚公宝(邑尊)彝,唯王五祀”;再如河南省信阳狮河港乡出土的父乙角,其器身和器盖上有对铭“晨肇贮用作父乙宝尊彝即册”;簋等青铜食器也常自名为“某某作(邑尊)彝”。还有一说,最初“尊彝”中的“尊”从构词成分和内涵来看,很有可能不是器物名称,而是某种形容词,如尊贵、珍贵、崇高等,“尊彝”也即“珍贵的礼器”。“尊彝”作为两个并列名词的复合,则很有可能是之后才发展出的用法。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尊”字的字形都是“酉”字下方加上双手的形象(图3),极少数情况下被简化为单手,但仍可看出捧举的形象。“酉”属于一种盛酒器,从字形看“尊”的含义应当是用双手捧着酒器作敬奉状。吴大澂先生也曾考证,“尊”字表现为双手捧举盛酒器的形态,作为动词可能是献酒、敬酒的意思,进一步可引申出尊重、推崇的含义[1]。

图3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尊”字

    东周时代,“尊”与“彝”剥离开来,“尊”开始逐渐独立地作为一类酒器的统称。例如,《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其朝践用两献尊”的记述。《周礼·大宗伯》中也记载有“辩六尊之名物”,司农注“(六尊为)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等。

    汉代《说文》记载“尊,酒器也”,明确指出了“尊”的含义是酒器。但要判断“尊”是不是特指某种特定类型的酒器,还缺少充分的证据。

    北宋时,对古代器物的爱好与收藏在文人士大夫间渐成风气并一度风靡一时,金石学也随之兴起,可以说,宋代金石学家对古代青铜器的记录和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宋代金石学家对于一些器物的定名,后人往往沿用。在这一时期,“尊”开始被用于特指一种大型或中型、广口、有肩、圆腹或方腹的青铜容器,并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根据朱凤瀚先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一书,将鸟兽形盛酒礼器归为尊类,也是始自宋代[2]。

    到了近现代时期,容庚先生是把“尊”作为单一器类之专称的第一人,在他1927年的《殷周礼乐器考略》之中,他首先提出“专名之尊,则以牺象诸尊当之”,也即将“尊”作为鸟兽形青铜盛酒器的专名[3]。但之后,在1941年的《商周彝器通考》中,他又对此进行了调整,“余初以尊之类觯、觚、壶、罍者归之觯、觚、壶、罍,而以牺象诸尊当专名之尊,然尊之名既已习称,改定为觚觯,终嫌无别。故今于觚觯而巨者,仍称为尊焉”[4]。专名之“尊”因此不仅包括了鸟兽形的牺象诸尊,也涵盖了觚觯形尊。而容庚先生对尊类器物的定名也成为当代考古学界所普遍接受与参考的一般原则。

    而在瓷器方面,“尊”最初用于命名仿青铜尊形制的瓷器。

    例如钧窑瓷器中曾出现过一种“出戟尊”,形制上与专名之尊所特指的那一类青铜盛酒器并无什么区别,只是改换了材质,“出戟”中的“戟”其实就是模仿青铜器上的扉棱(图4)。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宋代仿青铜器的瓷器中还有一类“瓷樽”,形制却是大不一样,例如汝窑天青釉三足弦纹樽(图5)。其实,无论是瓷出戟尊还是瓷樽,其命名都是沿袭它们所模仿的青铜器类型的名称,母体间的名与实既然有差异,当然模仿产物的名称形制相应也不一样。

图4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上海博物馆藏

图5 北宋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及配套承盘

    后来,“尊”这一名词的使用逐步泛化与日常化,以致一些形状上已和“尊”本特指的那类青铜器无甚关联的杯状、碗状或瓶状的瓷质盛酒器,甚至一些室内或案前的陈设用瓷,也开始被称为“尊”。例如清代的太白尊、石榴尊、苹果尊、凤尾尊之类。而陶器中的“尊”,由于其形制体系比较庞杂,且不像青铜器往往有铭文自证,当时的定名过程也比较具有个人主观推测性与不确定性,在此就不赘述。

    相较于“尊”内涵的纷繁复杂,“樽”的指实要简明确切的多。

    一般说来,樽是指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晋的一种日常实用酒器,材质以铜器(图6)、漆器(图7)为主,装饰风格往往很华丽,鎏金、错金银、浮雕等工艺并不鲜见,也有少量玉器和陶瓷器,一般作开始宴饮时的盛酒器用。酒盛放于樽中,饮用时以勺舀出倒至耳杯中饮用[5]。不过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2件同式铜樽却是个例外,出土时盛着鸡骨和其他禽骨。这类器具可能最初不一定是固定饮酒用,就像耳杯可以饮酒也可以盛菜一样,有多种用途。

图6 战国错金银龙凤纹铜樽 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7 狩猎纹漆樽 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出土

    从形制上看,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盆形樽(图8),樽体如盆,大口浅腹,底有两类,分别是三足和圈足,通常以圈足居多,三足较少;另一类为筒形樽(图9),腹较深,直壁,两边往往饰有铺首衔环,平底,底部也有三足、圈足两种,而以三足者为多。足多为蹄形足和熊形足。

图8 盆形樽

图9 筒形樽与其铺首衔环

    汉代早期一般以筒形樽为多,盆形樽出现于汉代中晚期[6]。筒形樽常有配套的盖与承盘,一般较盆形樽地位更高。

    樽的形象也常见于汉晋时期的画像石或画像砖中。如成都昭觉寺汉墓画像砖、嘉峪关晋画像砖墓中均有樽、承盘、勺配套使用的画面。有的还与耳杯相配,置于精致的案几之上,饮宴时,要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奉客(图10)。

图10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目前仍有些观点认为樽是一种温酒器,但在笔者看来恐怕并不尽然。虽然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的两件铜樽自名为“温酒樽”(图11),但学界也有不少人对这个“温”字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两件樽均为筒形,平底,三足,有盖,盖顶中央有提环,四周有三个凤形钮,器身装饰相当精致繁复,腹壁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足为熊形足,外壁装饰有浮雕兽面人身纹,以及虎、猴、龙、凤、鹿、骆驼等多种动物纹样。两件樽的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自名为“酒樽”的不带盖盆形器[7]。


图11 中陵胡傅铜温酒樽及其铭文 山西右玉县出土


    唐兰先生在《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中提出:“温就是‘醖’字,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8]这种酒又称“醇酒”,是指将第一次酿出的酒液作清水用,与新的发酵糟一起再酿,不断重复酿造,以使味道浓郁的一种酒。这种酒汉代称“酎酒”,为敬天祭祀所用。后来俗语中的“好事多谋,醖酿醖酿”,便是借源于此。孙机先生也认为“温”和“醖”两字通假,“温酒樽”是用于盛酒的,并非温器,醖酒颜色清澄透明,故亦称“清酒”,而其盛器筒形酒樽亦称“清樽”。饮宴时,不同的樽用来盛放不同的酒,正是古诗中所谓“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也。

    而笔者也比较倾向于樽为盛酒器而非温酒器的说法。

    第一,出土樽器,无论是盆形樽还是筒形樽,实物底足并不高,几乎没有什么受火的空间。且材质除了铜器之外,还有陶器、瓷器、漆器等[9],有些外壁还会鎏金错银,镶宝嵌玉,这类外壁材质显然不适合暴露于明火中。

    第二,若说是将樽放于另一盛有热水的容器中来温酒,诸多发掘报告中也未见有大口深腹盛器可与之配套。而且各地画像石也尚未发现有以汤温樽的形象[10]。还有一说是将热水盛于与樽配套的承旋中以温酒,并以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一幅为证(图12),认为承盘上绘有的黑色曲线是水纹。但目前发现的承旋一般极浅,开口又大,若盛以热水,大概很快就冷掉了,遑论去温置于其上的樽?再者,配有承旋的往往是三足的筒形樽,以承旋的最大盛水高度,往往连樽的底部都达不到,何谈热量的传导?而且材质相对娇贵的漆樽和外壁鎏金嵌宝的铜樽(图13)等,经不住明火,长期在水里浸着也未必吃得消,潮湿的环境无论对金属、胶料还是漆质,威胁仍然不可忽视。该幅砖画上的黑色曲线扭曲的方向和幅度也不大像是水波,反倒有些像虬曲的小蛇或是小虫一类,但具体是何物,笔者也不敢妄下断言,仍然有待探讨。

图12 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图13 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邯郸市博物馆藏

    第三,若说是樽中置热水,以其他更小的容器盛酒以温之,也不大可能。对于诗句如“樽中酒不空”来说,似乎樽中直接充满酒的形象更为贴切,若是樽中置水,水上再漂浮着小壶、耳杯等盛着酒的容器,那应该称为“壶中酒不空”“羽觞酒不空”更为合适;再如“金樽清酒斗十千”,金樽中的美酒一斗值十千钱,在这样的语境下,这里金樽用于盛酒的容积应当大于一斗,或者至少是足以以斗这一单位来衡量的,古时一斗约合现在十升,那么按照目前发现的一般的酒樽大小,只能是樽中直接装酒才能达到这样的容积,而不太可能是樽中置水,再另以他器盛之。并且古人饮酒也未必都要先温之,《楚辞·大招》曰:“清馨冻饮,不啜役只。”《经学通论》中亦有“酒新酿冷饮”,说明古人喝酒也有冷饮的方式。即使需要温酒,先秦时就已经存在一些如陶盉等温酒器,1959年山西省石楼县出土的一件器身附有两对贯耳的龙形觥,也有学者认为是以绳系之置入热水中温酒的器具。而汉代本身也有其他温酒器,如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11]、太原尖草坪汉墓[12]出土的四神纹带把小铜炉,下可生火,上放置一铜耳杯,可以为宴饮的酒提供保温作用,即斟即饮。同样类型的温酒炉,在南昌市汉墓中也有发现。东晋文学家庾阐曾作《断酒戒》云:“于是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瓒,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行榼,家无停壶。剖樽折勺,沉炭销炉。屏神州之竹叶,绝缥醪乎华都。”文中樽与勺合用,炭和炉并举,也更加印证了以炉温酒的做法[13]。


    总而言之,区分专名之尊和樽可以主要根据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看形制。作为青铜盛酒礼器的“尊”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形式,有肩大口尊(如四羊方尊、亚酗方尊)、觚形尊和鸟兽尊(如妇好鸮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尊”这一名称的应用也逐渐泛化,也可用于称呼一些瓷质或陶质的世俗酒器甚至陈设用器。而更多用作日常宴饮容器的“樽”则主要分为两种形态:一类为盆形樽,樽体如盆,大口浅腹,圈足居多;一类为筒形樽,腹深壁直,以三足居多,有些会配有承盘和樽盖,装饰一般较为精致(图14)。

图14 “樽”与青铜器专名之“尊”的区分

    二是辨风格。作为青铜礼器的尊与日常世俗宴饮的樽,无论是形制风格还是装饰风格上,差异都比较明显,前者一般器体厚重,纹饰庄重肃穆。而后者由于主要应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器体往往比较灵巧轻便,纹饰细致,常见的刻画方式有细线錾刻、鎏金刻画、浅浮雕三种,装饰常常比较华丽,错金银、宝石镶嵌之类的工艺也并不鲜见。

    三是考时间。作为青铜礼器的尊出现时间不晚于商代,直到南宋还一直在祭祀仪式中使用。而樽主要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沿用至唐代。唐代以后,由于酒蒸馏技术的发展,酒精度数的提高,体型更小的盛酒器如壶和注子变得更加流行[14],加上桌椅的出现,原本适合席地而坐置于案几之上的酒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在明清仿古玉器中还能偶尔看见玉樽的身影。

参考文献:
[1]徐良高.尊“性”大“名”——以“尊”为例看考古遗物的命名与定性研究[J].南方文物,2015(01).
[2]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3]容庚.殷周礼乐器考略[J].燕京学报,1927(01).
[4]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1.
[5]孙机,杨泓.文物丛谈[M].北京:文物出版,1991.
[6]许世虎,谢文婷.汉代青铜酒樽的艺术风格[J].兰台世界,2014(15).
[7]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J].文物,1963(11).
[8]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J].文史,1980(10).
[9]王振铎.再论汉代酒樽[J].文物,1963(11).
[10]陈定荣.酒樽考略[J].江西文物,1989(01).
[11]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J].考古,1978(02).
[12]山西省博物馆.太原尖草坪汉墓[J].考古,1985(06).
[13](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

作者简介:蔡颖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在读,中国人民大学金石轩学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文物艺术品与金融。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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