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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通天地——“青铜之乡”商周部分青铜文物解析

2018年04月18日 14:00   来源: 《文物天地》2018年第3期    作者: 潘钰    【 收藏本文

    “湘江北去”长沙历史文化陈列是长沙博物馆精心打造的长沙历史文化名片,展示了各个历史阶段长沙城的变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中“青铜之乡”部分讲述了作为长沙地区文明时代的初始阶段的商周时期,在基本陈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以来,长沙共出土商周青铜器400余件,其中大部分发现于宁乡县黄材镇及其周边。四羊方尊、象纹铜铙、巨型铜瓿等青铜器造型奇特,铸造精美,体现了当时发达的青铜文明,给宁乡带来了“南中国青铜之乡”美誉。它们既具有典型中原商周文化的风格,又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两种风格的并存共生,构成了长沙地区商周文化的独特面貌,反映了商周文化南播过程中与本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青铜之乡”这一部分陈列,除去少数几件陶器,其余陈列展品几乎全部为青铜器,包含酒器(图一)、兵器(图二)、乐器(图三),几乎涵盖了商周时期人们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既是实用器,同时也是礼器,承载着古人的精神信仰。本文选取“青铜之乡”中较为突出的青铜器类别加以详说,并对其实际展览形式进行分析。

图一  商 兽面纹铜觚

图二  商 龙纹带斧铜刀

图三 商 蛙纹铜铙 

一、出土提梁卣及功用
    商兽面纹提梁卣(图四),1982年浏阳县秀山乡出土。通高28.8厘米,重4.5千克。通体碧绿,隆盖、垂腹、矮圈足。盖顶铸有六瓣花蕾形捉手,盖两侧挑出双角,颈部纵向设置提梁。全器以细密的阴线云纹作地,盖面装饰兽面纹,盖沿及颈部、圈足饰夔龙纹,腹部浮雕大兽面,双目巨大而夸张。盖、腹、圈足饰有四道扉棱。

图四 商 兽面纹提梁卣

    商兽面夔龙纹提梁卣(图五),1978年宁乡县回龙铺乡洋泉河出土。捉手为六瓣花蕾形,提梁为双股绚索纹。盖面、肩颈部装饰夔龙纹,圈足装饰细密的兽面纹。

图五 商 兽面夔龙纹提梁卣

    古籍中对卣是何种器形并未有过具体的记载,加之至今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中还未见以卣自名的,因此,对卣到底是怎么一个形象,后人很难说得具体。《周礼·春官·鬯人》中曰“庙用修”,鬯是古代祭祀用的酒,修读为卣,也只能理解为卣是一种盛酒的器具。这种器物长沙地区一共出土过9件,其中两件最精美的为虎食人卣,流落海外。另有两件较为有名的提梁卣则是因为满盛玉器出土。一件为“癸口”铭文青铜提梁卣,1963年在宁乡黄材炭河里沩水及其支流锻溪河交汇处的河洲里出土,卣内满贮玉珠、玉管1174件。另外一件是“戈”铭文提梁卣,1970年宁乡县黄材公社寨子大队炭河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王家坟山的一个小山丘上开荒时发现。这件满饰鸟兽纹的青铜提梁卣内,贮存了包括了玉柱、管、玉璜、玉珏、玉环等玉器330件。

    青铜提梁卣内满盛玉器的情况不独在宁乡县,湖南省内就有祁东、双峰也有此类满贮玉器的提梁卣出土。用玉礼神的现象,在出土的商代玉器中常见,类似情况可见于三星堆祭祀遗址出土的一件铜喇叭形座顶蹲跪坐人像,跪人头顶盛玉的铜尊,是对铜尊和尊内玉器功用的直观说明。我们可以用装盛玉器的提梁卣类比装盛玉器的铜尊,它们都是祭祀神灵的祭品[1]。

    长沙出土的青铜提梁卣无论有无玉器,出土地点基本为山顶、山腰以及河洲里。显而易见,这些提梁卣都是在祭祀完山川神灵之后被就地掩埋或者沉底的。“殷人所祀鬼神对象风雨,有星辰,有河岳,有土神……”[2]商人之迷信鬼神,热衷于祭祀可见一斑。

二、南方大铙、编铙与北方小铙

    商兽面纹铜编铙(图六),1993年宁乡县老粮仓乡师古寨出土。该组编铙共9件,造型基本相同,大小有序。通体阴刻云雷纹,钲部饰乳丁纹。经测音,每件铙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五种调俱全,能组合演奏不同的调式,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能成编演奏的青铜乐器。

图六 商 兽面纹铜编铙

    商象纹大铜铙(图七),1983年宁乡县月山铺乡转耳仑出土。通高103.5厘米,重221.5千克。器身呈褐绿色,钲部作合瓦形,上宽下窄,甬呈圆管状,与钲腔相通。钲面饰有以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左右两侧对称,半浮雕两眼略微凸出,上刻云雷纹。燧部浅浮雕一对相向站立的大象。形体高大,气势恢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商代铜铙中最大的一件。

图七 商 象纹大铜铙

    编铙和象纹大铜铙是长沙博物馆馆藏中极具分量和价值的文物。同时,铙的研究也是南方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从考古学上来说,对于南方大铙的年代、起源、类型式演进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3]。学界普遍公认南方的大铙仍然是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小铙[4],但这一器形传到南方之后,它的发展却是独立成篇。殷墟出土的小铙形制相近,多为扃圆体,口沿内凹,柄中空,大小依次递减。从殷墟二期出现至西周早期时,中原小铙变化不大,其形体、纹饰和成组出土等特点都显然与南方铙全然不同,南方出土的铜饶应是自成系列的[5]。

    对于中原地区的铙以及编铙,主要还是对于音乐文物本身的研究。音乐研究学者根据对殷墟出土编铙的测音,推断中原的小型编铙主要掌握在以商王为首的贵族和直接参与与编铙相关活动、为大贵族服务的人的手中。殷墟编铙的使用功能应该有礼器、军器和乐器三种。所有的殷墟编铙都可能具有礼器和军器的功能,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编铙具有真正的乐器功用[6]。

    而长沙地区出土的大铙和编铙,从体积大小、纹饰、出土地点都与殷墟出土的小铙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实地测音与演奏中,大铙声音浑厚,穿透力强,有着显著的乐器特质[7]。

    殷墟出土的小编铙基本已有定论,大多是3件为一套[8]。这些小型编铙并不能独立演奏,而是有显著的乐器功能的编铙,墓里共出的还有埙、磐、鼓等乐器,明显是与其进行合奏的。围绕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编铙学术界尚且有一套还是两套的争论[9],一套9件编铙的出土,在考古学上来说是首次发现,虽然目前尚属孤证,数十年过去了,南方地区没有第二套此类编铙的出现,但它的存在,为我国编钟的起源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10]。

    相对于围绕南方大铙乐器特征的争论,其作为礼器的特质被学界公认。1973年,宁乡县黄材公社三亩地山脚下一个椭圆形坑内出土了1件云纹铜铙,与其他大铙单个窖藏出土不同的是,这次与铙共出的还有环、玦、鱼等精美玉器70件,计玉珠、管43件,玉环9件,玉玦10件,小玉饼1件,玉鱼5件、虎形玉片1件,残玉柄1件;并且这些玉器全部呈鸡骨白色,极有可能是经过焚烧后再埋的,即为“燎玉”这种商代常见的祭祀方式[11]。这一明显的祭祀后掩埋的景象再次向我们证明了铙作为礼器的价值。铙是为一个广大的群体如宗族、聚落等所公用,在集体祭祀活动中具有较髙的地位[12],从目前所有铙的出土地点来看,它就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星辰等自然神灵[13],这是它的持有者具有万物有灵的自然观的侧面反映。

三、甬钟—与铙的关系及变迁

    西周云纹铜甬钟(图八),1993年宁乡出土。通高42.7厘米,鼓间宽18.6厘米,重13.26千克。此钟钲部瘦长,甬中空与内腔相通,旋上饰有兽面纹,舞部饰风格粗矿的阴线云纹。钲部两面各饰三排十八颗平顶柱状枚,并用细小乳丁框边,股部、篆部饰阴线云纹。

图八 西周 云纹铜甬钟

    西周云纹铜甬钟(图九),1993年宁乡出土。形制与上同。

图九 西周 云纹铜甬钟

    甬钟起源于铙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甬钟南方发现的远多于同期在中原的发现。南方甬钟在形制和纹饰上与南方乳丁纹铙非常接近,其间的承接关系很清楚。甬钟的枚由乳丁铙上的乳丁变长而成,并形成篆间和钲间,纹饰变成规整的云雷纹。随后旋上又出现旋虫。在时代上,早期的甬钟和乳丁纹饶也是相衔接的。因此南方甬钟应由乳丁纹铙发展而来。而这一时期北方的甬钟较少,其形制、纹饰与中原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铙差别很大,而且在竹园沟铙和甬钟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其间并无相互演变的迹象[14]。

    南方大铙对中原甬钟的影响,乃至中原编钟起源究竟是南方还是北方的问题,已有过不少研究。殷玮璋和曹淑琴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出土的早期甬钟作了时代和形态分析后,提出中原西周甬钟发源于长江下游的观点[15]。随着近年来一些新材料的发现,罗泰先生认为南方部分饶的年代不但不比中原殷墟期的晚,有些可能还要早,并认为甬钟和铸都是从南方传到中原的[16]。高至喜先生也再次对铙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其中有四点意见较有影响:
    一是把铜饶分成六型十七式;
    二是提出了由兽面纹铙到简化兽面纹铙、云纹铙、乳丁铙、有枚铙,最后到甬钟的发展演化序列;
    三是认为前三类铙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后两类相当于西周早期;
    四是认为甬钟源于南方铜铙[17]。

    虽然有不少学者也认为北方甬钟和编钟是起源于殷墟编铙,但也并不能排除南方甬钟起源论[18]。可见南方甬钟与大铙的承接关系是十分清晰,不容质疑的。存在南北起源争论的原因,还是因为铙涉及到了青铜文明在南方的独立演化进程,是否与中原地区有交互影响这一较有争议的课题。商周时期较为落后的南方地区,在青铜文明这一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领域,是否有可能对中原地区有影响,甚至影响到礼乐文化的进展?是一直被动接受,被影响抑或是虽然有自身的独立发展历程,但却对中原主流礼乐文明毫无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仍然是目前学术争论的问题。

四、青铜器的归属—“青铜之乡”的形式设计

    在很长的时间里,南方青铜器的研究都仅限于类型式的研究和源于器物学的分析,而缺乏清晰的地层关系、陶器与玉器的伴生关系,更遑论文明形成的文字、城池等更为高级的标准。这也是南方青铜器群研究中一个较大的缺陷。近年来,炭河里古城的发掘为我们研究南方青铜器群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宝贵的依据[19],尽管并未发掘出重要的墓葬,但是却有了城址、壕沟、窑址等重大发现。因此,炭河里遗址在长沙博物馆的“青铜之乡”陈列撰写的思路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用较大复原沙盘表现炭河里古城址的原貌,旨在体现炭河里古城的位置与周边出土青铜器的关系,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为上百年来宁乡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提梁卣、铙钟或是其他酒器、水器,其用途不一,但是出土方式和地点却整齐划一,极少有例外。与中原地区的商代青铜器基本出土于墓葬之中作为随葬器以及周代青铜器大多属于财富型窖藏不同,南方的商周时期青铜器都是单个的窖藏出土,共出器物也极少。不管什么类型的器物,其出土的方式就明白地证实了它们都是作为礼器,祭祀以后掩埋或者丢弃。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是这些礼器最终的去处。这一特殊的气氛,是“青铜之乡”这一部分设计理念中最重要的体现手法。以宏大的山川河流为背景,旭日东升,清晰、缓慢、深沉的大铙敲击声响起,礼乐通天彻地,万物神灵为之震动。这一仪式化的形式设计,正是对于“青铜之乡”陈列中所展出的青铜器归属的最有效的注解。

注释:
[1]也有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提梁卣内满贮玉器的属于"财富型填埋”,属于中原类型的青铜器才有的填埋行为。黄曲:《湘江下游商代“混合型”青铜器问题之我见》,《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
[2]郭宝均:《中国的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第2页。
[3]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饶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1954年。
[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5]施劲松:《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
[6]张伟:《殷墟出土编铙研究的若干浅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8年第4期。
[7]王子初主编、高志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大象出版社。
[8]朱凤瀚:《中国古代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
[9]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10]有音乐史研究学者认为宁乡出土9件编铙并非成编,而是属于单件存在的大铙,主要以9件铙之间并不存在大三度关系为依据。陈荃有:《宁乡老粮仓出土铜编铙质疑》,《文物》2001年第8期。
[11]喻燕姣:《商代祭祀用玉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1期,2017年1月。
[12]关晓武:《青铜编钟起源的探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13卷第2期,2001年第2期。
[13]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的商周铜饶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1984年版。
[14]宝鸡市博物馆:《宝鸡渔国墓地》,彩版一二(2)、图版四三(1),文物出版社,1988年。
[15]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研究》,《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罗泰:《论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乐器》,《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
[17]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铜铙的型式、演变与年代》,《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18]常怀颖:《论商周之际钟铙随葬》,《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19]徐嘉林、李福平、向桃初、高成林:《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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