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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执镜俑”定名刍议

2018年04月12日 12:00   来源: 《文物天地》2018年03期    作者: 张琴    【 收藏本文

    四川、重庆地区出土一种汉代“执镜俑”,俑或坐,或站立,一手执圆形物,圆形物下部四分之一处有一条横线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因圆形物形似镜,此类俑在考古报告或者馆藏文物定名中皆被称为“执镜俑”,然而此圆形物是否为镜还需商榷,因此在未明确此物名称以前本文将其称为“圆形物”,而此类陶俑暂称为“执镜俑”。
一、四川、重庆地区出土的“执镜”人物形象

    “执镜”人物形象主要出土于四川、重庆地区墓葬中,墓葬形制有崖墓和画像砖、石室墓,墓葬年代大都在东汉晚期,有的可能晚到蜀汉。“执镜”人物包括三维立体图像,即陶“执镜俑”和二维图像,即“执镜人”画像砖(石)。
1.陶"执镜俑" 
    陶“执镜俑”分立式和坐式两种。立式陶俑右手执圆形物于右肩处,左手或提鞋,或提囊,或抱物,或自由放下。坐式陶俑左手执圆形物于左肩处,右手平放在膝盖上(图一)(见附表:《四川、重庆出土汉“执镜俑”与执便面俑一览表》)。

图一

 


2."执镜人"画像
    “执镜人”画像资料较少,在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室墓的墓门上有“执镜人”画像。曾家包东汉画像砖室墓M1西门扇画像中有一女子左手执圆形物。此女子头挽高髻,身着广袖长袍。女子旁边有一男子,头包巾,身着齐膝常服,双手握杵。女子形象比男子形象略高。M2东门扇上两人正在交谈,一人手中执一圆形物于肩处。西门扇上一男侍跪在地上,手捧着一物面向东门扇的二人;男侍身后有一老妇,老妇手执一圆形物于肩处。老妇也和男侍一样面向东门扇的二人(图二)[1]。M1、M2门扇上人物所执的圆形物下部皆有一条横线,圆形物的样式和同墓出土的“执镜俑”所执之物相同。

 

 图二

 

    仔细观察陶“执镜俑”和“执镜人”画像砖(石)中的圆形物会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圆形物外边缘有双线圆框;二是圆形物下部四分之一处有一条横线,手握处在横线下面,手指接触圆形物下部。

二、圆形物不是铜镜

    在世界范围内,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2]。圆形物是否为这两个系统中的一种呢,下面分别论述。

    首先,圆形物不属于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的铜镜。东亚圆板具钮镜是中国铜镜的主体,因镜面一般为圆形,镜背中央有钮而得名。铜镜的使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手握住镜背的钮,或者用线穿过钮系带,手拿着带;一种是将镜子放在镜架上。汉代画像中有手持镜钮的画面,如四川新津邓双县崖墓13号石棺上绘有使用铜镜的场景,画面内容为“梁高行割鼻自刑”的故事。画中梁高行右手握着镜背的钮,钮上系有飘带以便拿取,镜面正对脸,一边观察,一边左手正拿着刀子欲割鼻。从图画上看,人物右手位于镜背中部,而非镜面下部(图三)。而将镜子放在镜架上的使用方式见于《女史箴图》中。不管用哪种方式使用镜子,都不会用手握住镜子的下部,因为用手握着镜子的下部会弄花镜面而影响使用。另外,东亚圆板具钮镜镜背以钮为中心绘制各种纹饰,却没有在镜背下部四分之一处绘制一条横线的做法。因此,此圆形物不属于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的铜镜。

图三

    其次,圆形物也不属于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在云南、四川、西藏、新疆地区出土过带柄镜,对这些带柄镜,已有专家对其形制、来源、使用方法、意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3]。从这些研究中可知,带柄镜年代为春秋到西汉,带柄镜的最初来源应该与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有关,尤其四川地区出土的带柄镜大多见于石棺葬,或者在石棺葬文化影响范围内。而石棺葬文化系西北高原南下的羌系民族的文化遗存,与中亚一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有关。四川、重庆地区的汉代“执镜俑”多出土于川南、川东的崖墓和画像砖、石室墓中,年代为东汉末至蜀汉。秦灭巴蜀以后,经过长时期的文化融合,到了西汉中晚期,四川地区的土著文化已基本上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此后其文化的发展演变一直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到东汉晚期,四川、重庆地区的汉代砖、石室墓和崖墓无论葬制还是葬俗方面都完全受中原地区的影响[4],而与羌系民族关系不大。另外,在这些墓葬中随葬有圆形具钮铜镜实物,且未见带柄镜。因此,与羌族关系密切的带柄镜不可能出现在东汉晚期的汉代砖、石室墓和崖墓中。


    除了照面用的铜镜,据后代文献记载,汉代可能还有一种舞人表演时所执的舞镜。《格致镜原》记载,“潜确类书,舞镜有柄,李氏录曰汉武帝时舞人所执镜也。”[5]《考古图》中也有汉代“舞镜”的记载:“舞镜,李氏录云汉武帝时舞人所执镜也。”[6]从《考古图》所配图片来看,其物不应该是镜,而是銮铃。銮铃属于车器图一:6的一种,是安置于车衡之上的一种响铃。銮铃上部正视整体呈圆形或扁椭圆形,内含铜质或石质铃丸的球体,外部镂空;中间是连接铃球和銎座的长方形铃颈;下部为方銎座,近似上小下大的梯形,两面或四面有圆形钉孔,以便和衡轭安接。因此,汉代是否真的有舞镜值得存疑。并且,从四川、重庆地区“执镜俑”的动作来看,俑一手执圆形物,一手或提鞋,或提囊,或抱物,或自由放下,极具生活情趣,并非舞蹈动作,因此“执镜俑”所执的圆形物也不是舞镜。

三、“执镜俑”应为执扇俑

    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汉代崖墓和画像砖、石室墓中还出土了执便面图五俑,墓葬年代也大都在东汉晚期。和“执镜俑”人物形象相同,“执便面”人物形象也有三维立体图像,即执便面俑和二维图像、执便面画像砖(石)两种。

1.执便面俑

    执便面俑有陶俑,也有石俑。俑均站立,无坐式。俑一般一手执方形便面于肩处,便面外边缘有双线圆框,与所谓“执镜俑”手中圆形物边缘的双线圆框相似;另一手或提鞋,或提囊,或抱物,或自由放下,也与所谓“执镜俑”未执圆形物之手的动作相同(图四)。

图四

2.执便面人物画像

    执便面人物画像在汉代墓葬中发现较多,有日常生活类画像,绘于车马出行、迎谒、燕居、宴饮、乐舞百戏、庖厨图中,便面功用为遮尘蔽日、扇风纳凉和舞蹈用具;也有与神灵相关类画像,绘于西王母神话图中,便面功用可能与辟邪升仙相关[7]。

    仔细观察“执镜俑”与执便面俑,两种俑的动作、形象完全相同,皆一手执“镜”或者便面,另一手或提鞋,或提囊,或抱物,或自由放下。便面呈方形,是扇子的一种。通过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执镜俑”所执的圆形物并不是铜镜,那这种圆形物是否是另一种扇子呢?

    扇,又叫翣、箑,《世本》载:“周武王始作翣”[8]。杨雄《方言》记载:“自关而东谓之篷,自关而西谓之扇,或谓之翣”。到汉代,扇有便面、纨扇、九华扇、团扇等。按形制分,有方形(楠方形)扇和圆形的团扇。《汉书·张敞传》记载: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9]。《艺文类聚》载,魏陈王曹植《九华扇赋》曰:昔吾先王常侍得幸汉桓帝,帝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圆,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10]。便面“上袤平而下圜”,九华扇“不方不圆”,两者皆为方形(椭方形)扇。圆形的团扇有合欢扇。汉班婕妤《扇诗》曰: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汉班固《竹扇诗》曰: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11]。合欢扇用“纨”做扇面材料,而扇的主体框架部分用竹等制作。
到目前为止,方形扇(主要是便面)的实物发现较多,团扇的实物发现较少。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发现多面战国至汉代的便面实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两件竹质便面,一大一小,大扇长柄,小扇短柄。扇面作方形,扇面的边缘包缝素絹(图五)[12]。团扇实物只发现一件,河南灵宝张湾汉墓M5出土一件铜扇,可能为明器。扇平面似圆形,中有空方柄,柄内有木痕,一端可张合,嵌有铜圆环,扇柄与环相接处有小鼻,可穿绳,环中有云形装饰[13]。

图五  左: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短柄便面
右: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长柄便面
采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虽然相较于方形便面来说,圆形团扇的实物发现较少,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同时使用方形便面和圆形团扇。因此,“执镜俑”所执的圆形物可能为圆形团扇。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圆形团扇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圆形团扇外边缘为双线圆框,这和执便面俑的便面一样,双线圆框代表着便面边缘的包边,这如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便面的边缘包缝素绢一样,包边使扇面边缘光滑,形象美观。第二个特点是团扇下部四分之一处有一条横线。团扇扇面的材质一般为丝织品,如“纨扇”,而扇架一般是竹,扇下部四分之一处的横线实际是扇面与扇架的分隔线,横线以上部分为丝织品扇面部分,以下部分为扇架部分,以供手拿取。因此,陶俑皆手握在扇面横线以下。“执镜俑”所执圆形物的两个特点正好准确的刻画出了圆形团扇的特别之处,从这两个特点可以判定“执镜俑”所执的为圆形团扇。

    除了从形制特征来判定“执镜俑”所执的圆形物是圆扇之外,从画像内容来看,圆形物就是圆扇。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墓门如同现实生活中家宅的大门,墓门上画有家宅门前发生的故事,如门吏图、迎客图等。曾家包画像砖室墓墓门上展示的就是墓主迎客的场景。M1门外绘两门吏和一妇人,妇人形象高于门吏,应为女主人,她一边摇扇,一边等待着客人的到来。M2门外整个画面以东门扇外的两人为中心,两人正在攀谈着往屋内走,右边的人似乎正在给左边的人介绍,左边的人一边摇扇,一边听。一仆人捧着一物正准备呈给两人,仆人后的老人手握着圆扇正端详着这一切。整个画面充满生活气息,拿着圆扇的人动作悠闲。在四川新津蜀汉崖墓中也有墓主人手执圆扇的画像,画面上部刻着帷幔表明是在室内,墓主人赵橡和赵买跽坐,赵椽斜握着圆扇扇柄,旁边榜题“贤孺赵橡字元公”和“南尝赵买字未定”(图六)。在现实生活中,镜子是为了照面所用,而非把玩之物。《木兰诗》中有诗句曰:当窗理云鬂,对镜贴花黄。可见镜子在画像中的位置应该对着人物面部,而不是倚放在人物肩部,扇子则是为了遮尘蔽日、扇风纳凉,人们一般将扇子放到肩部或者胸前以方便扇扇,曾家包墓门和新津蜀汉崖墓的画像中人物手拿圆扇的动作正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拿扇的姿势一样,因此曾家包画像砖室墓墓门上的人物手执之物为圆扇,而非铜镜,同墓出土的“执镜俑”也应该是执扇俑。

图六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目前所谓的“执镜俑”所执之物并非铜镜,而是圆扇。执便面俑与执圆扇俑同时出土于四川、重庆地区的崖墓和画像砖、石室墓中,表明在这一地区圆形扇(团扇或者纨扇)和方形扇(便面)都在使用。

注释

[1]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第25—32页。
[2]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第6页。
[3]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第2期,第3—8页。《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第61—69页。郭富《四川地区早期带柄铜镜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第33-45页。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第5辑,第33—45页。张嫒《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四川地区战国铜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2期.第107—112页。
[4]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53—482页。《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5](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第五十六卷,《四库全书》子部011。
[6](宋)吕大临等著,廖莲婷点校《考古图》,第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
[7]郑艳娥《战国秦汉墓葬及汉代砖石画像所见古扇》,《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第70—83页。夏晓伟《汉代便面功用小考》,《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第68—71页。两篇文章都对便面的画像题材进行了归纳总结。
[8](汉)宋衷《世本八种》世本卷第一,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9](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第五十八卷,《四库全书》子部011。
[10](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六十九《服饰部上扇》,第1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1]同[10],第1211—1212页。
[1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19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13]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H期,第82页。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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