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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文化解读

2018年03月22日 10:00   来源: <中原文物>    作者: 李新 朱存明    【 收藏本文

摘要:最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饰”,由于人们对其造型存在争议,所以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论。将其与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风格比较可以确定其为熊形,玉饰可以称为“熊形玉饰”。海昏侯墓出现熊形玉饰与刘贺的思想观念、汉代的黄老之学、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意义上讲,这件熊形玉饰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帮助墓主人完成炼形,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发展。

    海昏侯刘贺墓自发掘以来,已清理出1万余件(套)遗物,给考古界、艺术界、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其中有一件“玉饰”的造型存在争议。有学者称之为“玉饰” [1];有的学者称其为“玉佩饰” [2](图一)本文试对这件奇特“玉饰”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

图一  海昏侯出土熊形玉饰

一、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形象释读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呈片状,浅雕。头部取正面剪影,似熊面。小耳圆眼,双眉上挑,扁形鼻、鼻梁有线纹,张嘴吐舌,露三颗门齿。身形取侧面剪影,熊形爪足,右爪放于胸前,右腿弯曲,右膝跪地;左足着地,左膝撑起左肘,左爪附于左耳旁,袒乳露脐,凸腹,四肢粗壮有力,臂股刻有纹饰,整体呈蹲坐状。这件“玉饰”出土后,其名未有定论。根据汉代相似的形象,笔者认为是熊形玉饰。

    首先,汉画像石中有许多与这件熊形玉饰相似的熊图像。汉画像石中的熊图像多数是直立或蹲坐状的造型,其中一部分选取熊的侧面剪影,其长吻刻画得比较突出;另有一部分选取熊的正面形象,长吻就变成平面状,鼻子呈扁形。如徐州的一例,熊小耳圆眼,扁鼻咧嘴,露齿,持鼓槌状物,周围环绕七颗连星(图二);徐州的另一例,熊正面,呈蹲踞状,小耳,圆眼,瘦脸,吐舌,露乳,露阴,双足着地,双膝撑住双肘[3](图三)上述画像石均选取熊头部的正面形象,其面部表情、咧嘴露齿都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的神态非常相似。图四中熊双前掌、露乳的刻画与熊形玉饰的对应部位很相仿。

图二擂鼓熊图像

图三熊、翼龙、翼虎图

    其次,商代已出现对熊的艺术表现。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蹲熊也有类似之处。妇好墓共出土4件玉蹲熊。(图四:1)标本430,黄褐色,浮雕[4],抱膝蹲坐状,长嘴前伸,眼耳清晰。这件玉熊采用侧面剪影手法,足、腿部以及身上的云饰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的对应部位相似。(图四:2)

图四:1妇好墓出土玉熊(430)图四:2妇好墓出土玉熊

    再次,汉墓中发现多件玉熊。汉元帝渭陵出土玉熊2件[5] ,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玉熊1件[6]

    1.猴、熊纹玉环1件,陕西西汉窦氏墓出土。两面纹样相同,内侧镂空透雕两只猴和两只熊,每只动物间均雕卷云纹[7](图五)叶舒宪先生认为“透雕熊纹猴纹及卷云纹玉璧,象征天门及天国神灵是升天旅程的最终目的地”[8]。这一说法正符合汉代玉组佩所代表的文化含义[9]

图五猴纹熊纹玉环

    2.熊纹玉具剑4件,河南僖山汉墓出土玉剑珌1件[10]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玉剑璏、玉剑珌各1件[11],西安红旗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熊纹玉剑首1件[12]

    3.神兽纹玉器3件。河北定县43号墓出土玉座屏1件[13] ,透雕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周围有熊的形象,熊在此处作为仙界侍者出现[14](图六)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玉卮1件[15],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神兽纹玉樽1件[16]。其中的熊造型为直立或蹲坐状。

图六玉座屏

    4.玉飞熊砚滴1件,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墩出土。造型为跪坐状熊。熊张口卷舌,有双翼,右前掌平托灵芝仙草,左前掌垂直,后双足聚拢于身下[17]

    上述玉熊造型多样,均出自王侯等地位显赫者的墓中,这为海昏侯墓出土熊形玉饰提供形象的参考和象征寓意的佐证。

    2016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克利福德街10号举行的亚洲艺术周中展出了一件汉代的鎏金嵌宝石铜熊(图七) ,高10.6厘米。这件青铜制品,外表鎏金,镶嵌了绿松石和玛瑙。这件铜熊咧嘴露舌,露乳凸腹,整体呈蹲坐状。这一造型与海昏侯出土的熊形玉饰非常相似。

图七鎏金嵌石铜熊

    综上所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熊形玉饰造型与汉画像石中的熊形象、汉代玉熊形象甚至更早的商代的玉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确定其为熊形。

    刘贺与熊的关系,在文献中有记载。《汉书》曰:“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18]“刘贺问于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19]天人感应说在汉代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刘贺亲身经历神熊预警。所以墓中陪葬熊形玉饰也是寓意丰富,有理可寻。

二、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多重证据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可以确定为熊形,下文将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论述墓葬中熊形象的意义。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玉熊外,汉画像石(砖)等艺术中也出现许多熊图像。

    洛阳市郊烧沟村东61号墓出土的“大傩图”“大傩宴飨图”中有熊的形象[20];故宫博物院藏东汉鎏金筩形尊[21],有雕刻精美的6个熊足(图八);洛阳吉利炼油厂东汉墓C9M445出土的2件彩绘陶罐下接3个熊足[22]。其他如摇钱树、铜镜上也都出现许多熊形象。这说明熊在汉代人的思想中仍有非常重要和丰富的意义。

图八鎏金筩形尊

    甘肃礼县秦先公墓出土青铜车形器,四鸟四虎位于车的四角,车顶中央有驾车者,其身后的主位上端坐一只熊[23](图九)

图九铜盒

    商周时期已出现玉熊的形象,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1件、山西曲沃晋侯墓63号墓[24]出土2件类似的玉熊,其蹲坐抱膝的动作“或推测具有王者端坐于王位的威严意味”[25]。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玉熊的形象,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熊龙玉玦、双熊首三孔器都体现了红山人对熊的重视和尊崇[26]。关于熊龙玉玦的名称一直存在争议,这类玉玦出土时被称为“猪龙”,后来学者改变看法,提出“熊龙”说。因为这类玉玦“除吻部有多道皱纹外,都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眼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27](图十)叶舒宪也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兽形玉玦应为熊龙玉玦[28]。朱乃诚认为:“将兽面玦形玉饰的兽面理解为熊首比理解为猪首更准确。”[29]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出土的双熊首三孔玉器[30],叶舒宪认为也是熊[31]

图十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熊龙玉玦

    在史料文献中也有关于熊的记载。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时期的《楚帛书·甲篇》记载:“曰故(古)大(熊)雹(包)(戲)。”[32]《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徐广曰:‘号有熊’。” [33]鲧化黄熊的传说等都说明熊与古帝王有密切关系。黄帝(有熊氏)在汉画像石中亦有表现,徐州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就被命名为“黄帝升仙图”[34](图十一)《山海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熊作为神兽与古帝王同在的记载。《神异经·东荒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载一黑熊,左右顾望。” [35]史书中也有关于熊显神迹的记载,如《左传·昭公七年》:“晋侯梦黄熊入于寝门而疾,后祀夏郊而疾间”[36]。《太平御览·兽部》转引《琐语》:“晋平公梦赤熊窥屏而疾,祭颛顼共工而疾间。”[37]

图十一黄帝升仙图

    以上证据都证明了汉代的熊崇拜渊源悠久,上古帝王的神话传说、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传的民族意识都影响了汉代人对于熊的认知[38]。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这件熊形玉饰是继承前代丰富的熊文化,又融入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熊形象。

三、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文化解读


    玉熊在红山文化、商周之时是神圣、复活、王权的象征,以玉为熊表现了熊拥有最崇高的神圣地位。汉代玉熊象征重生的寓意被玉蝉、玉琀等玉敛葬器取代,更多地转向了神性与巫性象征。

    汉初信奉黄老之学,黄老学派杂糅自秦始皇以来兴盛不衰的神仙方术思想,逐渐演变为道家养生之学和神仙崇拜,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也证明这一点[39]。黄帝信仰融入汉代的黄老之学,黄帝的图腾“熊”也成了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被尊崇,这使汉代人以熊为原型,创造了许多神熊形象。

    有的神熊位于鸡头神和牛头神的中间,最两边是日月,突出了熊的神圣地位[40]。河南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的上部中央为一熊张嘴吐舌、扬手舞足作舞蹈状,旁有一蟾蜍;其下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交尾缠绕玄武[41](图十二)汉画像中还有驾雷车的神熊、幽都守门的神熊等。这表明熊在汉代具有神话学的内涵,此类形象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图十二熊、伏羲、女娲图

    熊形玉饰还具有巫性象征意义。根据“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42]的记载可知,熊是方相氏的形象原型之一。方相氏“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43],说明其具有驱邪避恶、镇墓守灵的作用。汉画像中许多代表方相氏的熊图像,说明汉代的熊形象也具有了驱除邪恶、噬鬼镇墓的巫性象征。

    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夸张地张嘴,吐舌,露齿,瞪眼,都是故意为之的动作,寓意丰富。原始文化中就经常看到吐长舌的形象[44]。中国的吐舌雕像早期主要是见于楚墓的镇墓兽[45]。商周时期出土的7件玉蹲熊中,有6件是张嘴吐舌的,但只是嘴微张,舌微露。南阳、川渝等地都出土有汉代陶制的镇墓兽,其多表现为夸张的长舌、独角、獠牙。虽然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吐舌相对较短,但其刻意吐舌的动作、张嘴露齿的状态、严肃威厉的表情与镇墓兽相似。现实生活中,熊是山野猛兽,《含文嘉》曰:“天子之所以射熊何?示服猛,远巧佞也”[46]

    刘贺于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迁至豫章县,至公元前59年去世,共四年。《汉书》载:“楚地巫鬼……颜师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47]我们虽无法断定此件熊形玉饰的制作时间,但其出现在墓中应是受到楚地巫鬼信仰的影响,寓意震慑恶灵,驱邪避恶,吞噬蛇虫鬼魅,保护墓主人灵魂、肉体不受侵害。

四、结论

    综上所述,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是汉代人继承前人玉与熊的信仰,并结合汉代黄老之学创造出的一种象征性玉饰。从红山文化的熊龙玉玦到商代的玉蹲熊,再到汉代丰富多样的玉熊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熊文化既有对汉以前熊文化的继承,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产生新的意象。

注释:
[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图47.
[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165.
[3]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60.
[5]李洪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6]徐州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著.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24.
[7][12]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2册)[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00,217.
[8]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西汉窦氏墓玉组佩神话图像解读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5).
[9]多丽梅.中国古代组玉佩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10][14][15]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3册)
[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31,109,50.
[11]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4册)[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08,312,50.熊螭是玉剑饰上常见的形象。同书第311页,同一墓中出土的另一件玉剑珌上,雕刻有一只与螭虎相斗的神兽,形象与前两件上的熊造型相似,笔者认为也是熊。
[13]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3(11).
[16]定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县西晋刘弘墓[J].文物,1993(11).
[17]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甘泉老虎墩汉墓[J].文物,1991(10).这件玉飞熊砚滴,出于前室,玉质较纯,为新疆和田玉。
[18][47]班固.汉书·武五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2089,2086-2087.
[19]班固.汉书·五行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38.
[20][22]王绣,霍宏伟.洛阳两汉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74,90,247.
[2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46.
[2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J].文物,2002(2):图一八.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8).文中指出晋侯墓63号墓出土两件玉熊有商代遗风,与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很相似。又结合文献“凡武王俘商,(得)旧玉亿有百万”推测,这两件玉器很可能是周人早年的战利品。
[25]叶舒宪.鹰熊、鸮熊与天熊——鸟兽合体神话意象及其渊源[J].民族艺术,2010(1).
[26]古方.萨满教特点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一些启示[C]//红山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74.
[27]郭大顺.龙出辽河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61.苏秉琦、杨建芳等学者同意此观点。
[28]叶舒宪.“猪龙”与“熊龙”——“中国维纳斯”与龙之原型的艺术人类学通观[J].文艺研究,2006(4).
[29]朱乃诚.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J].考古学报,2008(1).
[30]古方.中国玉器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81.
[31]叶舒宪.“天熊”溯源:双熊首三孔器的神话学解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9-14.
[32]裘锡圭.简牍帛书卷[C]//裘锡圭学术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52.
[3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0:1.
[34]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M].北京:线装书局,2004:图一一九.
[35]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9.
[3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4450.
[37]子产:“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沈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形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祟。”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4024.
[38]考古发现红山文化的熊头骨、石熊掌等,熊文化是北方红山文化的重要代表。殷商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前期频繁迁徙,后定都于河南附近,其文化基因里必然会有红山文化的遗存。这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证据,如商代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墓出土了多件与红山文化熊龙玉玦形制相似的玉玦、玉佩。秦人先祖与北方通古斯人关系密切,或同出一源,秦文化传承了史前通古斯狩猎民族——今天仍然以熊为神的北方游猎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承秦制,秦代的文化风俗影响了汉代的生活及信仰。
[39]艾素珊著,李莎译.西汉时期的博山炉——一种类型学和图像学的分析方法[J].民族艺术,2009(4).
[4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神木大保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彩版图一二.
[41]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河南卷)[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1:103.
[42][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夏官·方相氏(清嘉庆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1838.
[44]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45]黄莹.楚氏镇墓兽研究[J].中原文物,2011(4).
[46]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243-244.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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