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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关中地区隋墓陶俑的演变

2018年03月21日 16:00   来源: 《文物》2018年第1期    作者: 张全民    【 收藏本文

      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仅四年之后即为隋所取代。隋朝虽国祚短暂,统治仅37年,但承前启后,影响深远。隋都大兴城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受其辐射影响,关中地区隋代俑群迅即效仿东魏、北齐样式,进而取代西魏、北周的传统样式,表现出融汇统一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样式,同时战国以来传统的木俑工艺得以恢复光大,形成隋朝崭新的风格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地区已发掘的隋墓达一百余座,主要集中于隋大兴城郊区[1]。隋俑大多出自等级较高的墓葬,具有明确纪年。这些俑群大致沿袭了西晋以来形成的组合,按功能可分为镇墓、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和庖厨操作四组[2]。综合隋代墓葬各组陶俑的样式及制作工艺的发展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大致在隋文帝在位的开皇(581~600年)至仁寿(601~604年)年间。尽管早在开皇二年(582年)李和墓[3]中已出现北周样式与北齐样式相掺杂的情况,但总体来说,开皇初年陶俑多为纯粹的北周样式,只是偶有新引进的北齐样式。直至开皇中期,北周和北齐两种样式并行的情况开始多见。进入开皇末期和仁寿年间,北周样式基本淡出,为北齐样式所替代。

    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和武士俑。北齐样式或有高大的门吏俑,完整者皆为一对。北周样式的镇墓兽作四肢匍匐状,背不带脊刺,如西安高新区开皇七年(587年)刘恭墓[4]出土的一对镇墓兽,皆作伏卧状,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其一抬首,顶生弯曲的双角,长18.5、高7.5厘米(图一);另一伏首,头颈鬃毛上竖,长20.5、高8厘米(图二)。北齐样式的镇墓兽作蹲坐状,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大致可分为两型。一型直接继承东魏、北齐,只是将背上所插脊刺减少至两根,如开皇九年(589年)宋忻夫妇合葬墓[5],该墓陶俑是基本采用北齐样式较早的一例。

图一隋开皇七年刘恭墓抬首镇墓兽

图二隋开皇七年刘恭墓伏首镇墓兽

    其中人面者头顶生圆柱形小髻,高29厘米(图三);兽面者头顶贴塑双角,高31厘米(图四)。另一型是在东魏、北齐样式影响下的本地新出样式,后背无脊刺,下部多不带薄底板,如开皇十二年(592年)吕武墓[6],尚存两种样式的陶俑,但其镇墓兽已为新形制。其中人面者顶髻增大,作圆锥形;兽面者顶生双角,颈上鬣毛有的呈盘状凸出。北周样式的武士俑仅存端立的形制,皆身着铠甲,身躯敦厚矮壮,其一头戴尖顶兜鍪,另一头戴圆顶兜鍪,顶分三瓣,如开皇六年(586年)侯子钦墓[7]出土的两对武士俑,以上类型各出2件,其中头戴三瓣圆顶兜鍪的一件高23.5厘米(图五);又如张夫妇合葬墓[8]开皇九年随葬的一对武士俑形制相同,皆头戴尖顶兜鍪,高29厘米(图六)。北齐样式的武士俑皆头戴平顶兜鍪,身着明光铠,身材高大壮硕。门吏俑身着大袖褒衣,外罩裆,身材修颀,仅见于李和墓和开皇十二年郁久闾可婆头墓[9],高达1米(图七)。

图三隋开皇九年宋忻墓人面镇墓兽

图四隋开皇九年宋忻墓兽面镇墓兽

图五隋开皇六年侯子钦墓武士俑

图六张夫妇合葬墓隋开皇九年武士俑

图七隋开皇十二年郁久闾可婆头墓门吏俑

    出行仪仗类俑数量众多。前方导引的鞍马和牛车皆有所发现,木质牛车或已腐朽无存,仅存身躯肥壮、昂首站立的牛。常见随行的驮物马、载物骆驼。牵马、牵驼或引驾的人物俑亦有发现,但面相姿态缺乏显著特征,不见高鼻深目络腮胡的典型胡人形象。多见头戴小冠、风帽、笼冠等各种冠帽的男立俑,幞头俑开始出现,双手多中空握拳,推测手中原执有仪仗等物。骑马俑包括鼓吹骑马俑,头戴笼冠或风帽,分别握持不同乐器;甲骑具装俑,是骑士与马匹皆施铠甲的重装骑兵;还有一种头戴卷沿平顶帽、衣服上满缀摇叶的骑马俑,原为北齐晋阳地区所特有的样式,如西安长安区仁寿二年(602年)长孙妻薛氏墓[10]出土的一件骑马俑,后背缀摇叶,高25.1厘米(图八)。骑马女俑在文帝末年开始出现。

图八隋仁寿二年长孙妻薛氏墓骑马俑

    侍仆舞乐俑数量很少,北周样式可见头梳双丫髻的侍女,个别墓葬发现男子伎乐俑孑遗,头戴小冠,跪坐演奏。北齐样式的女侍俑多头梳低平髻,或从中分为两瓣。庖厨操作俑常见执箕、盆女俑,跪姿。常见鸡、狗、猪、马、牛、羊等家禽家畜,其中猪可见子母猪和卧猪两种形式。模型明器有井、仓、灶、磨、碓等。

    隋代前期,北周样式和北齐样式的陶俑共存,多种风格掺杂在一起。从造型上来说,隋代前期北周样式的人物俑多为汉人装扮,或威武,或安详,一改北朝时期浓郁的胡气,姿态端正,面相多清瘦,体形大多匀称,也有部分颀长者,少见矮壮、臃肿者,较之北齐样式显得稍矮小,如张夫妇合葬墓开皇九年随葬的小冠俑(图九)、风帽俑(图一○、一一)、笼冠俑等,高约16厘米,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北周样式人物俑的代表。北周样式的骑马俑身躯多直挺匀称,或有体形粗矮者,缺乏动态变化,马四蹄粗短,制作粗糙,缺乏生气。北齐样式的人物俑面相多清瘦,总体较之北周样式稍显高大颀长。男俑也有圆脸盘者,体形以匀称或修长为主,偶有明显受北周样式影响的臃肿者,如宋忻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批小冠俑、风帽俑、笼冠俑,高约20厘米。女俑面目清秀,溜肩瘦削,如长孙妻薛氏墓出土的女立俑,高19厘米(图一二)。北齐样式的骑马俑动态明显,马的造型给人以匀停厚壮之感。

图九张夫妇合葬墓隋开皇九年小冠俑

图一〇张夫妇合葬墓隋开皇九年风帽俑

图一一张夫妇合葬墓隋开皇九年风帽俑

图一二隋仁寿二年长孙妻薛氏墓女立俑

    从工艺上来说,两种样式皆使用了彩绘工艺,彩绘尚不够细致。北周样式以大量使用单模工艺为特征,除镇墓兽、武士俑以外,人物俑多为实心,背部扁平,制作较粗糙。北齐样式则完全使用了合模工艺,人物俑为空心,俑头与俑身分体制作,头颈内包铁芯,插于体腔内,做工较精致。从胎质来说,北周样式的陶俑以灰陶为主,北齐样式则以红陶为主。

    大致从隋炀帝大业(605~618年)年间开始,北周样式陶俑已基本消亡,在以北齐样式为主的基础上,萌生出隋代特有的新样式。

    镇墓兽沿袭前期北齐样式一作人面、一作兽面的形式,变化不大。其中直接继承北齐的镇墓兽依然盛行,受北齐样式影响的本地新样式也仍有延续。大业元年(605年)李裕墓[11]出土的一对镇墓兽,与前述吕武墓所出同属于后者,其中人面者,高22.6厘米(图一三),兽面者,高20.4厘米(图一四)。武士俑头上所戴的兜鍪与前期一样低平,动作依然是一手按盾,一手在体侧握拳,但明光铠有的出现了纵束甲绊,身形壮实且增高,两武士的面目塑造和刻画不再完全雷同,出现细微变化,如西安长安区大业十二年(616年)韦裔墓[12]出土的一对武士俑,皆彩绘描金,一件画出络腮胡,高37厘米(图一五),另一件则塑出胡须。完全承袭北齐样式的门吏俑已消失不见。

图一三隋大业元年李裕墓人面镇墓兽

图一四隋大业元年李裕墓兽面镇墓兽

图一五隋大业十二年韦裔墓武士俑

 

    前方导引的鞍马和牛车持续有发现,牛耳、牛角和牛尾多有圆孔,原应插接其他材质构件,牛车亦腐朽不存。随行的驮物马、载物骆驼仍常见,只是在张夫妇合葬墓大业三年(607年)随葬的俑群中,驼囊上新出现模塑有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及希腊罗马建筑的图像[13]。

 

    牵马、牵驼或引驾的人物俑虽姿态仍不明显,但出现极个别蓄络腮胡的胡人。头戴小冠、风帽、笼冠、幞头等各种冠帽的男立俑依然流行,手中持握的仪仗等物亦不存。鼓吹骑马俑、甲骑具装俑继续流行,日常出行的骑马俑比前期增加。除了头戴幞头骑马男俑之外,还新出现了顶髻平齐、上有圆孔的骑马女俑,原或配有其他质地的笠帽。那种身着缀摇叶服饰的骑马男俑至大业初年或有孑遗,随即便不见踪迹。

    侍仆舞乐俑中女俑的数量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女子舞蹈、伎乐俑,如韦裔墓出土的两件女舞俑,头梳宽博的双髻,身着广袖衫,下着长裥裙,相向翩翩起舞,舞姿优雅(图一六);同出的9件伎乐女俑,跪坐在地,发髻宽博,略低平,眉清目秀,演奏排箫、琵琶、筚篥等乐器,其中一件演奏琵琶的女俑彩绘保存尚可,凤眼柳眉,妆容姣好,表情含蓄,高16.8厘米(图一七)。庖厨操作俑样式变化不大。

图一六隋大业十二年韦裔墓女舞俑

图一七隋大业十二年韦裔墓弹琵琶女俑

    在北周和北齐两种样式融合的基础上,隋代后期陶俑终于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从造型上来看,隋代后期陶俑大致是对北齐样式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吸收了北周系统造型平实的特点。隋俑形体上比较写实,不似东魏、北齐那般修长夸张。隋后期男俑仪态比较端庄平和,身形多匀称或较修长,这从李裕墓出土的一件笼冠俑可以窥知(图一八)。潼关税村壁画墓[14]推测为隋文帝长子杨勇之墓,时代大约在开皇末年至大业初年。该墓出土的陶俑体现了北周、北齐两种样式在关中融合以后的风采,如该墓出土的一件鼓吹骑马俑,骑者身躯直挺,双手屈举,作击鼓状,姿态开始生动起来,马保持四蹄站立,匀停厚壮(图一九)。载物骆驼多作昂首站立状,造型厚重结实,比例较匀称,如韦裔墓出土的一件背上载毡帐支架和驮囊的骆驼,高40.7厘米(图二○)。这一时期女俑多梳宽博低平的发髻,面相典雅清丽,身着窄袖襦,下着曳地长裥裙,肩披帔帛,身材苗条修长。

图一八隋大业元年李裕墓笼冠俑

图一九隋开皇末至大业初潼关税村壁画墓鼓吹骑马俑

图二〇隋大业十二年韦裔墓载物陶骆驼

    从工艺上来说,此时期陶俑塑造较前期略精致,彩绘装饰也更华丽,同时新出少量使用传统木俑工艺的着衣式陶俑,主要为头梳低平髻的女俑,如西安长安区大业二年(606年)柴恽墓[15]出土的无臂女俑,下着红白相间高腰长袴,足蹬短靴,体态修长,臂根部有圆孔,原或装木臂,外着丝织衣物已不存,高25.6厘米(图二一)。此时期也出土有作跪坐姿势的无臂女俑,与上述侍立女俑工艺相同。此外,张夫妇合葬墓大业三年随葬有仅存头部的女俑。女俑梳宽博低平的发髻,或中分为二,面相清秀,发髻残存金箔装饰,高8.3厘米。头下皆呈圆锥形,内带铁芯,原应插于木质体腔内,或外穿华丽的丝绸服装(图二二)。在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16]中还发现有木马遗迹。

图二一隋大业二年柴恽墓着衣女俑

图二二张夫妇合葬墓隋大业三年女俑头

    隋文帝承北周基业,立国之初,“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南齐)王俭礼”[17],颁行天下,继而于开皇九年灭陈,南北复归一统后,“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18]。故史学巨擘陈寅恪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19]墓葬是丧礼的主要物质载体,随葬陶俑作为文物典章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却形象地反映出隋代礼仪制度统合演进的历程。隋朝立国之初,关中地区随葬陶俑迅即采用东魏、北齐样式,扬弃原有的西魏、北周样式,正是基于隋朝礼仪制度的导向。

    东魏、北齐形成邺和晋阳两处政治中心,至于陶俑的造型风格和细部刻画,两地并不完全相同。邺城附近地区的陶俑塑工较细致,面相较清秀,比例较匀称。晋阳附近地区的陶俑塑工远逊于邺城附近的出土品,俑的面相浑圆,体形显得臃肿,不够美观[20]。隋代关中东魏、北齐样式的陶俑形制和制作工艺都模自邺城。

    特别是蹲坐式的镇墓兽、持盾而立的武士俑,许多细节都与邺城地区出土物神似,就连制作工艺方面也几乎照搬,如人物俑颈下常见使用铁芯连接,风帽俑较为特殊地采用头身一体式合模制作,这些都符合邺城地区的工艺特点,而与晋阳地区不同[21]。仅个别头戴卷沿平顶帽、衣服缀满摇叶的骑马俑造型来自晋阳地区。

    《隋史》载:“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相州)州郭。”[22]但从出土陶俑来看,并非尽然如此。关中隋俑与直接继承东魏、北齐邺都衣钵的相州(今安阳)隋俑多所相似,当有该地区“技巧”工匠的参与。可能在迁居“衣冠士人”入关的同时,亦有一些“技巧”之家随之迁入关内。

    在大业年间新出现了女子舞蹈、伎乐俑,与文帝“不好声技”而炀帝时“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23]的情况相符。同样在大业年间,魏晋迄北朝长期湮没无闻的木俑工艺与陶俑工艺相结合而得以复兴。此种身着丝织衣物的俑比之普通陶俑更为鲜丽,在“戒奢崇俭”的隋文帝时期未见,而在“帝时侈靡,声色滋甚”的大业年间出现似乎不是偶然。

    统观全国范围隋墓所出的陶俑,关中与关东地区交界地带一些隋初的陶俑还保持着北周样式,如开皇三年(583年)河南陕县刘伟夫妇墓[24]陶俑,但很快也为北齐样式所取代;原属北齐统治地区的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所出的陶俑依旧延续了北齐样式,并有所发展,如开皇十五年(595年)安阳张盛墓[25]出土有立于覆莲座上拄持仪刀的门吏瓷俑和甲胄武士瓷俑,还有手执香薰的僧人陶俑,造型、质地罕见,显示出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原属南朝统治地区的安徽合肥[26]、江苏茅山隋墓[27]所出陶俑,明显受到了北齐样式的影响,还出现了特有的人面鸟身的“千秋”“万岁”形象;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除北方常见的陶俑外,还出土有身着袍服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如武汉周家大湾241号隋墓[28]、湖南湘阴大业六年墓[29]等处都有发现,该地区陶俑衣纹和面目采用刻画方式,与北方地区使用彩绘不同。

注释:


[1]刘呆运《关中地区隋代墓地分布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
[2]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资料。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陕西长安隋宋忻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第37、38页,科学出版社,1966年。
[7]贠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第148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8]张于开皇九年下葬,夫人薛世兰于大业三年与之合葬,故随葬陶俑分为两批。参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长安隋张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9]刘呆运《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形制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李明《西安高阳原隋唐墓》,《留住文明——陕西“十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2006~2010)》,三秦出版社,2011年。
[10]同[4]。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7期。
[12]同[4]。
[13]同[8]。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
[15]同[4]。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7]《隋书·礼仪志》,第156页,中华书局,1973年。
[18]同[17],第107页。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页,中华书局,1963年。
[20]同[2]。
[21][日]小林仁著,李娜译《中国北齐随葬陶俑两大样式的形成及其意义》,《文物世界》2012年第1期。
[22]《隋书·梁彦光传》,第1675页,中华书局,1973年。
[23]《隋书·裴蕴传》,第1574、1575页,中华书局,1973年。
[24]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25]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26]安徽省展览、博物馆《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年第2期。
[27]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茅村隋墓》,《考古》1983年第2期。
[28]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汉市郊周家大湾241号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29]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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