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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考古学观察——以长安城为中心

2018年03月20日 11:00   来源: 《西部考古》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作者: 韩建华    【 收藏本文

摘要:公元3-10世纪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融合和隋唐一统天下的盛世局面。这一时期,都城的规划、设计、布置有一定的相似和沿承,形成所谓的“中世纪都城系统”。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把中世纪的都城系统更具体化为:“邺(曹魏十六国)——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在此系统中,长安城前后经历了十六国、西魏、北周,至隋大兴和唐长安等阶段,是研究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重要范本。本文依托此时期的考古成果,上溯邺城、曹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下至隋大兴、唐长安城,从选址、规划设计、城制布局、结构区划、城市建筑与园林艺术等方面,对中世纪都城系统的产生、动态过程进行科学的归纳,同时重新审视“胡汉体制”与中世纪都城系统的关系。

    公元3-10世纪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融合和隋唐一统天下的盛世局面。公元3至6世纪的割据分裂时期,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侵提供便利和机会。此时期,这些以游牧为生的胡族越过农牧交错地带而入侵到农业地域,并在农业地域立国建都。关中平原正好邻接农牧交错的边界地带,成为胡族竞相争夺的目标,关中平原中心的长安城,成为胡族建立政权的首选。其中以汉长安城为基础建都的胡族政权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及隋初,前后长达百余年。隋开皇二年(582年),文帝在西汉及北朝各政权的旧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城大兴城,唐沿用隋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长安城前后经历了十六国、西魏、北周,至隋大兴和唐长安等阶段,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重要范本。

    隋大兴城的建设,成为结束近三百年分裂局面后政权正统化的核心任务。其融入传统思想的整体设计理念,确定宫城、皇城、郭城及中轴线等要素的建筑次序,先筑宫城,再修皇城、宗庙和社稷及宫署,后建郭城和东、西市。“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然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1]可见,隋大兴城的规划设计是立足北周之地,兼容并收历史经验,加以整理而定。唐长安城承袭隋大兴城,“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潁、刘龙及高龙义即高义,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世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2]陈寅恪认识到邺城与隋大兴、唐长安的沿承关系,并从礼仪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学者将陈寅恪的看法概括为“邺--大兴--长安”系统,并将其称为“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3]。

    中国中世纪的都城系统,从时间上来说,与中国古代史划分的中古时期相一致,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时期,都城从规划、设计、建筑布置都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

    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经历了唐宋地理学---明清考据学---田野考古学等几个阶段。西方考古学方法的传入和应用,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新局面,田野考古成为古代都城研究必不可缺的新手段。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把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4]。其中第三段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城市在选址、规划理念、形制布局、空间结构、建筑形式等方面具有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及传承关系形成了中国中世纪都城制系统,即单一宫城、宫城位于城北部中央,由宫城的中心规划出南北中轴线,棋盘式街区,这些特征是逐渐发展,并形成一定系统,具体到中国古代都城的演变为:“邺(曹魏十六国)——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四个阶段。

邺城制度与中世纪都城系统

    邺城是3-6世纪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打败袁绍后,开始全面营建邺北城,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魏公,后擢封魏王,邺城遂作为曹魏政权的王都,邺城用度,皆以都城为准;十六国时期后赵、冉魏、前燕等继续作为国都。邺南城,位于邺北城之南,是由高欢重新规划、扩建而形成的东魏、北齐的都城。邺城的平面形制、布局,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处于中国古代都城新形制的肇始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被称为“邺城制度”[5]。

    邺城制度,最早由郭湖生提出,他从都城史的角度对邺城制度进行总结:“1、宫前东西横街直通东西城门,划全城为二,宫城在北且与北城垣合,坊里、衙署、市在南;2、礼仪性的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常朝在宫内并列;形成两组宫殿群,各有出入口:大朝区为文昌殿阊阖门;常朝区为勤政殿司马门;3、大朝门前形成御街,直抵南城门。在邺城,为南城垣中央的中阳门”[6]。从这些特点来看,邺城制度所涉及的仅是邺北城的布局特征。曹魏邺北城的宫城居于城北中央,改变了秦汉以来宫城的分散分布状态、宫城南的南北主干道作为都城轴线的建置布局,这些新的布局因素,成为邺城制度的核心,对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形成了一种新模式,从而影响深远。

    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为认识和深化邺城制度提供支撑。经考古勘测,曹魏邺北城平面大致为横长方形,东西2400米,南北1700米,略小于文献“东西七里,南北五里”[7]的记载。发现东、北、南三面城墙残迹,均为夯筑,宽约15~18米。文献记载四面有城门7座。考古勘探发现东墙、北墙门址各一座,门道宽20~22米。城内勘探发现6条大道,其中东西向大道1条,应是文献记载的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东西横街,将邺北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址北部勘探发现2条南北向大道,宽10~13米,间隔360米。两条大道将城址北部划分为三部分,中间为宫殿区,勘探发现夯土建筑基址10余处。西部为禁苑“铜爵园”,东部为贵族府邸的“戚里”。宫城居于城北中央,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出现的新布局,也是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萌芽。城址南部勘探发现3条南北向大道,等距平行排列,间隔980米。中间大道宽17米,南北长730米,是邺北城内最宽的道路,应是南起中阳门、北对宫殿区的南北主干道,形成由中阳门向北直抵宫城的全城轴线。这种有意识地轴线设计,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雏形,创新了都城布局,为都城的规划设计注入活力。城址南部由闾里、坊市区组成。

    邺北城创造性地以道路形成为全城的功能区划。连接建春门和金明门的东西横街,把曹魏邺城宏观地分为南北两区,北区空间以宫城为核心,突出政治功能。南区分布着闾里、坊巷和市等,突出经济和生活功能。这种布局改变的两汉的“前朝后市”,出现了市场与闾里的结合,同时市场分布在宫城的南侧,开创隋唐长安城的宫城、市场布局先河。同时,这种以规划道路分割形成的不同功能空间,突显了城市布局的差异和联系的和谐统一,是中世纪都城肇始阶段特有的城市节奏。

    曹魏邺城布局出现的新规制:宫城居城北中央、以南北主干道为都城轴线的设计、以道路分割的功能分区、闾里市场的分布位置,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开创中国都城布局的新局面。曹魏邺城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的新因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其后的都城中不断完善,成为历代都城规划的基本要素。新因素决定了曹魏邺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图一)。

图一  曹魏王都邺北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邺北城开创的“邺城制度”,成为后代都城规划的直接模仿对象,为中国古代都城演变注入活力。在这方面,学术界同仁基本上达到了共识。“从邺北城开始,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给南北朝和隋唐都城规划以重大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8];“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的城市。这种式样的城市发端于曹魏的邺北城。[9]可见,曹魏邺城形成的“邺城制度”成为都城规划地新模式,乃是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肇始。

    考古工作不仅为“邺城制度”作了注脚,而且丰富了“邺城制度”的特点和内涵,完善和深化了邺城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动态变化过程。

    “邺城制度”创制于邺北城,经过魏晋洛阳城、特别是北魏洛阳城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到东魏、北齐的邺南城才真正完成,这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漫长而又曲折地,这也符合一种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完善的规律。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位于曹魏邺北城之南。东魏天平元年,高欢挟孝静帝由洛阳迁都邺城。高欢因“邺城窄隘”,于天平二年开始营建邺南城宫室,“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拆洛阳宫殿的材木,运至邺城营修宫室并筑城。兴和元年邺南城新宫建成。[10]

    邺南城“宪章前代,模写洛京”。北魏洛阳城首次实现了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圈的格局。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也存在着外郭城,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邺城考古的重大学术课题,并推测出外郭城范围。这个课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历史文献的线索,文献记载“南城自兴和迁都之后,四民辐凑,里闾填溢。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其有可见者有东市(东郭)、西市(西郭)、东魏太庙、大司马府、御史台、尚书省卿寺、司州牧廨、清都郡、京畿府……”[11]邺南城有400余里坊;另一方面是考古资料,邺南城“模写洛京”,洛阳城考古发现外郭城;另外在邺南城的内城外发现大量重要遗址:2002年以来赵彭城东魏北齐佛寺遗址,持续开展10年的考古工作[12],核桃园西南佛寺塔基的考古发掘[13],2012年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发现[14]。“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邺城考古队推断的外郭城(区)内,因此我们认为东魏北齐邺城的外郭城发现与确认只是机遇与时间的问题。”[15]故东魏北齐的邺城是继北魏洛阳城之后,又一座由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圈组成的都城格局(图二)。

图二  东魏北齐邺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参照邺城考古最新研究成果及徐光冀先生邺南城复原制作)

    邺南城的内城,经考古勘探,东西宽2800米,南北长约3460米。其形制为纵长方形。东、南、西三面城垣均稍有弯曲,城墙均设置马面,计有50座。东南、西南城角为弧形圆角,形制特殊。勘探发现有护城河遗迹。内城城门考古确定11座,其中东墙1座,南墙、北墙各3座,西墙4座。南墙正中的朱明门,是一座带双阙的三门道城门。内城发现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3条。其中朱明门大街,南起朱明门,北抵宫城正门,宽38.5米,残长1920米。在朱明门大街两侧发现多座夯土基址。

    邺南城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中央,呈南北长方形,南北970米,东西620米,四面均筑宫墙。东、西、南宫墙各发现一座宫门。南宫门位于南宫墙正中,该门与内城南墙的朱明门之间的干道就是全城的中轴线。宫城内勘探出夯土建筑基址14座,其中中轴线上基址10座。

    邺南城属于中世纪都城系统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都城在北魏洛阳城规划设计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创新:外郭城、内城和宫城的三重城圈格局,单一宫城、居于内城北部中央,以朱明门大街为中轴线、宫城南侧的中轴线两侧集中分布衙署,封闭的里坊逐渐完备,这些趋于成熟的都城规制,“盖取诸洛阳与北邺”[16],继承中不断发展。不断地创新发展是中世纪都城系统完善的活力。中世纪都城系统,自曹魏邺北城肇始,又经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发展,总体表现出的特点有宫城、内城和郭城的界限和功能趋向明晰,宫城布局、结构趋向规整,中轴线对称布局趋向严格。“从曹魏邺城的平面布局开始,至北魏洛阳城的平面布局是一个发展,由北魏洛阳城至邺南城的平面布局又是一个发展。以后至隋代大兴城和唐代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是集这一阶段都城平面布局发展之大成,而它更直接的是受邺南城的影响而发展的”。邺南城这种新格局,是开创隋唐长安城的布局的渊源。

胡汉体制与中世纪都城系统

    十六国北朝时期,来自中国西北和北方的胡族,纷纷南迁,进入中原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纷纷建国立都。人口的流动促进民族冲突与融合,加之胡族政权的统治者,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继承汉族统治者的制度和统治方式,实现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流,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兼收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明的开放融合型文化与制度。中世纪都城系统发生、发展到完成的阶段,与北方胡族大量南迁的历史事实相吻合。在此过程中,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从冲突、攻伐,到逐步融合并存,甚至相互学习。这些胡族政权为维护政权的正统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一,承袭与中原王朝相同的名号,采用汉、秦、周为国号,以企与中原王朝之间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使其政权有正当合理的存在依据;其二是在都城建设上,不断地继承和努力模仿中原都城设计,同时依据自身保留的许多胡族的制度和习俗特色,在都城中增加了特有的元素。

    针对这样地历史事实,朴汉济教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出“胡汉体制”理论。朴汉济认为构成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部分是胡汉关系,汉族文化与胡族文化经过不断融合,最终形成既非单纯汉族的,也不是胡族的新文化,即经创造综合了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17]。朴汉济的胡汉体制,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野,此时期的胡汉民族在同一政权统治的地区内共存,受制于同一统治体制,胡汉各族在生活习俗、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由冲突、碰撞,到相互学习、吸收,最后甚至相互融合并存,这是历史事实,但这个过程,以吸收和继承汉族的统治的方式和制度为主流,兼容胡族的的制度和习俗,并非朴汉济所说的“形成为带有胡汉两种民族特征的新体制。”[18]

    中世纪都城的设计规划,形成一套体系:宫城居北部中央、单一宫城;轴线布局、中央官署集中分布于宫城前主干道两侧;市场与居民分布在宫城以南的区划内、贵族戚里临近宫城分布;形成宫城、内城和郭城的三重城圈格局。关于中世纪的都城规划,朴汉济在《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19]。朴汉济把中世纪的都城分为“北宫后庭”和“西宫后庭”两种形式。他认为在中国都城规划史,北魏洛阳是首先采用“北宫后庭”。所谓“北宫后庭”,就是宫城居于内城北部中央,在宫城之北布置华林园的布局形式,其重点是单一宫城的布置,这种布置不同于西汉长安城的“前朝后市”的旧式都城规划。这种形式的都城规划始自北魏洛阳,经过东魏、北齐邺城和隋大兴城,最后在唐长安城得到完善。这种形式“可以说是胡族政权传统的‘营国’制度”[20]。对于“西宫后庭”,朴汉济认为就是“‘汉魏’旧制”,这种形式“没有与(唐,笔者注)长安城相同的那种轴线对称的构造。这与前汉长安和曹魏的邺城相似”[21]。朴汉济立论的依据是北魏洛阳城“建立了单一宫城,宫城区域移到都城的最北端;在北宫的后方筑有大规模的禁苑(南北宫共称为“北宫后庭”)”。[22]这两种形式结合为一体而出现的新的布局,他认为是北魏洛阳城的特征,一直沿续到唐长安城。这种特征不同于以前都城构造,但根据最新考古研究,曹魏邺城的宫城位于都城的最北端。魏晋洛阳城,“是新的朝代都城形制的重要模板,其创立了与秦汉时期传统都城完全不同的崭新都城形制结构……是中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向单一宫城制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点”[23]。北魏洛阳城是利用曹魏西晋洛阳城旧址,重新修建而成,其宫城形制承袭曹魏洛阳城的单一宫城制度。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传承、变革中不断发展的。所以朴汉济的这种论断,是把中世纪都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硬生生分成胡族传统和汉魏旧制,其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规律不符,同时与其所推崇的“胡汉体制”理论下形成“既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胡族的,即Synthesized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的主旨不符。

    朴汉济的“胡汉体制”,是对陈寅恪先生的“太和文化传统”观点的发展,符合中世纪的时代特征。“胡汉关系是构成这一时代的基本骨架”、不过只“是这一时代特殊的历史现象”[24]。都城是一个政权的物化表现,胡族入侵中原,为强调其政权的正统地位,在都城区划上努力传承汉族传统,其都城形制基本都是方格状的规划,这从此时期各都城的考古研究中就可窥斑见豹。曹魏邺北城的宫城位于都城北端,魏晋洛阳城就已经形成单一宫城制,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和宫城皆沿用曹魏洛阳城制度,这些均是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

    关中平原邻接农牧交错地带,其优越的地理形势,成为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的少数民族政权争相抢夺的地区,加之长安是周、秦、汉各朝的都城所在地,成为少数民族政权最理想的建国立都之所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隋初均以旧长安城作为建都之地。“这些王朝或政权虽前后不同,既然相继都在一个都城,则这样的都城不仅在易代之时,未多遭受破坏,甚至还不至于萧条,这也是作为都城所在地的难得经历。”[25]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各政权以西汉旧长安城建都,在各政权统治时期,为了军事需要,以及政治要求,均对长安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复和改扩建。囿于文献记载的零散与简略,一些关于此时期长安城的概念,如“长安大城”、“子城”[26]、“小城[27]”、“皇城[28]”等,并不能让人完全明白此时期长安城的情况。有学者曾就这些名称讨论过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认为符坚时的长安小城,北魏时乐安王范所筑的长安小城及西魏初年赵青雀据以为乱的长安子城,西魏北周时期的皇城都是在西汉时期的未央宫旧址上建立的,也就是故汉长安城的西南角[29]。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很早就得到考古学者的观注,起步很早。王仲殊可视为开拓者。上世纪50年代,王仲殊根据汉长安城霸城门、直城门、西安门的考古工作,探讨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诸门的使用和废弃情况[30]。王仲殊主持了宣平门的发掘,将宣平门与霸城门、直城门、西安门进行对比,指出了宣平门结构、使用过程与其他几个城门的不同,其重要贡献就是以动态的视角,科学推断了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门的修补和使用过程,从而演绎了东汉至隋初,长安城的城门演变过程及规律。[31]

    城门是都城的标识性建筑,城门的考古发掘是解决都城考古的关键。宣平门,是汉长安城东墙最北的一座门址,新莽时期改为春王门,东汉之后称青门。通过发掘,宣平门系一门三道结构,门道均宽8米,门道间有隔墙,夯筑,宽4米。中门道为驰道,供皇帝御用。城门与道路相连,宣平门的中间驰道与城内道路中间的驰道相连;两侧门道供臣民出入之用,一般为左入右出。门道为过梁式。是在门洞两侧先铺石础,石础上立木柱,柱上设过梁,过梁上建门楼。宣平门毁于西汉末年的赤眉军之乱,门道两壁烧成砖红色,显示宣平门毁于大火。考古发掘表明东汉时期宣平门继续沿用,并得到修缮,修缮后门道变窄,宽6.5米左右。后赵时期也进行过修缮,发掘出土大量铭文砖,砖上印戳有“石安宋利”、“石安曹平”等就是明证,因为“石安”系后赵时期在咸阳设置的石安县。

    发掘显示,宣平门的废弃是以门道的封闭为标志。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该是北周至隋期间,中门道封闭,系夯筑封闭,夯土宽1.7米。第二阶段,应是在唐设禁苑时期,封闭南北两侧门道。唐朝建国后,将整个汉长安城纳入北部禁苑,宣平门就是这个时期被整个封闭(图三)。

图三  长安城宣平门遗迹平面图

    宣平门遗址的发掘,了解了从东汉至隋初,宣平门动态的维修改建过程,获取了十六国北朝到隋初长安城沿革的重要信息。

    2000年以后,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先后发现此时期的宫城、宫门、直城门等,为中世纪都城系统的研究注入新材料。

    宫城位于汉长安城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2003年4~7月,在勘探发现。两座小城位于宣平门以北,洛城门以东的汉长安城东北部。二城东西并列。西城四面发现夯筑城墙,北墙长1214米,宽6~8米;西墙长974米,宽8米;东墙长972米,宽8米,东墙上发现一座门址,双门道,门道宽6米;南墙长1236米,宽9~10米。城内发现东西向、南北向大道各一条,相交呈“十”字形。东西向大道宽64米,南北大道宽28米。在南墙中部偏西处发现一大型建筑基址,由双阙、东西两阁、廊道及大殿三部分组成。东城四面发现夯筑城墙,北墙是西城北墙向东的延续,一直到汉长安城东北角,长988米;西墙即西城东墙,二城共用一墙;东墙利用汉长安城东墙最北一段,全长990米;南墙是西城南墙向东的延续,全长944米。城内发现东西向、南北向道路各一条,交叉呈“7”字形。试掘得知两座城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北朝时期沿用,直到隋迁大兴城后废弃(图四)。

图四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勘探平面图

    “新发现的东西二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到隋初长安城的宫城遗址……北周代魏,隋又代北周,西魏、北周和隋初所用宫城及主要建筑形制应基本相同。”[32]此二小城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宫城,居于都城之北,也显示出与曹魏邺城相同的发展趋势。汉城队进一步对宫城内并对二小城的性质及用途进行推断:东城可能为太子东宫,西城可能为皇宫。西城内的楼阁台建筑遗址应是前后秦时期太极前殿、北周时期露(路)寝的旧址,而两阙之间或者就是露(路)门的所在[33]。

    宫门位于宫城内东西二城的中间的城墙上,2008年发现并发掘。宫门为单门道过梁式。“这次发掘完整地揭示出该时期长安宫城宫门的规模和建筑形式,为研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研究这一时期长安城宫城的形制布局和沿革”[34](图五)。

图五  十六国北朝时期宫城门址全景

    十六国北朝时期直城门,2008年5~10月全面发掘。西汉时为一门三道结构,大量的遗迹表明城门毁于火烧,应该是王莽末年至东汉初年的战火。随后,废弃中门道与南门道,仅存北门道经过清理后继续使用。“东汉以后,中门道和南门道被废弃不用,北门道经过清理后继续使用,历经十六国、西魏、北周,直到隋朝初年兴建大兴城后才被废弃”
[35]。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果,对于了解此时期建都长安城的胡族政权的都城有很大帮助。十六国北朝的各胡族政权都城选址在旧长安城,但宫城还是放弃汉未央宫,选址在都城东北部。“十六国时期邺城(北城)和东魏、北齐新筑邺南城的宫城均位于城北的中部,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宫城位于城北略偏西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城的东北部,符合该时期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规律。”[36](图六)

图六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平面图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的考古新成果,对于认识中世纪都城系统提供新的材料和证据。从总体趋势来讲,宫城位于城北,符合此时期的规律。但限于材料的不充分,至少可以说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是中世纪都城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我们期待此时期更充分的考古发现,以解决都城布局、宫城配置、中轴线、市场与闾里等问题。

隋唐时期的长安城

    581年建立的隋王朝,经过多年努力重新统一中国大陆,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战乱的局面,新建的大兴城成为新王朝国都。唐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隋的都城,改为长安城,从而开启“东亚的都城时代”[37]。

    隋唐长安城,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最后阶段的集大成者,其既是新王朝从规划、测量至建造的新城---隋大兴城,又是唐王朝继承隋旧城---大兴城,经过局部改造而成的唐长安城。这座城,在中国中世纪都城中,被赋予宇宙之都,达到天人合一,以规整堪称的代表性都城楷模。

    公元581年,北周出身的隋文帝统一中国,建立隋政权。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因汉旧都“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之聚”[38],决心另外营建新都---大兴城(图七)。唐朝沿用隋都大兴城,直接继承大兴城的城郭结构,将其改名为长安城,更改宫殿、城门、街道、市、坊的名称,以宣示其正统性。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改建而成,一般合称隋唐长安城。

图七  隋大兴城复原图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直接受到北魏洛阳城的都市规划影响,建造之际还参照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的宫城布局。隋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宫城,位于城北中央,是供皇帝居住的重要空间。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和太庙、太社等国家礼仪空间,这些设施和机构以朱雀门大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排列。郭城内东西十二条、南北九条街道的规划与建造,形成以街道为骨架、以坊墙围合的坊市区。

    隋唐长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采取东西完全对称的结构。朱雀大街(中轴线)北起隋大兴宫(唐太极宫)广阳门(唐承天门),中经皇城朱雀门,南止郭城明德门,向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的石砭峪,据学者研究这条轴线对应着天上的子午线,[39]将自然地理特征的标志物引入城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隋唐长安城恢弘壮丽的基础城市格局形态(图八)。

图八  唐长安城复原图

    皇城的出现,是隋大兴城的一大创举。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便于皇帝对中央官署的指挥控制,同时皇城将宫城与郭城分开,保证了皇帝和宫城的安全。

    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格局的变化,是考古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7年以来,先后有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对城址整体形制的勘探与调查。随后多年来一直对长安城内的里坊、寺院和市场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部分发掘,获取了有关城址的许多关键性的数值,为研究都城布局、坊市形制、寺院结构等建立了科学的基础。

    宫城居于长安城北部中央,南连皇城,北接禁苑。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由太极宫、东宫、掖庭宫组成。文献记载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一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崇三丈五尺”[40],平面呈长方形,。从勘探所知,宫城四面城墙基础保存完好,均夯筑。实测宫城东西2820.3米,南北长1492.1米。太极宫,隋称大兴宫,居于宫城中部,东为东宫、西为掖庭和太仓。实测太极宫东西1285米,南北长1492.1米。太极宫南面三门,中为承明门、东为长乐门、西为永安门。城北为玄武门。太极宫内有三大殿,由南向北依次为太极殿、两仪殿和甘露殿。东宫位于太极宫之东,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考古勘探东宫东西832.8米,南北与宫城同。掖庭宫位于太极宫之西,为宫女居处,实测东西宽702.5米。据文献记载掖庭宫之北有太仓,南有内侍省。曾发现《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印证了文献记载。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与宫城之间以横街相隔。文献记载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41],平面呈长方形。考古实测东西2820.3米,与宫城同,南北长1843.6米。皇城共7门,正南门朱雀门位置确定,南对郭城明德门,北对宫城承天门。考古勘探安上门遗址西距朱雀门650米,门址北侧的安上门大街,宽94米,两侧有水沟。含光门遗址经考古发掘,城门东西37.4米,南北19.6米。一门三道结构,过梁式城门结构。宫皇城间的横街,文献记载宽达三百步,勘探实测宽达220米以上。

    郭城,文献记载“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42],平面呈长方形,实测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

    郭城内南北向九条街道,东西向十二条街道,各街道宽度不同。南北向街道,最宽的是朱雀大街,实测宽150~155米;安化门街和启夏门街,实测宽为108和134米;东西向街道,最宽的是通化门与开远门间的街道,宽应在147米,宫城皇城间的横街,实测宽达220米,春明门通向金光门大街,实测120米;延兴门通向延平门的大街宽55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郭城被这些宽度不同的街道分隔成110坊。这些坊以朱雀门大街为界,街东、街西各55坊,另外街东、西各有一处两坊合一的市场,形成棋盘型的布局。里坊是郭城中最基本的单元,均以坊墙围合,坊内有大十字街和小十字街。

    长安城内的商业大都集中在东、西两市。据西市的勘查可知,平面呈长方形,占两坊之地,四周有墙围合。实测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西市发现4条街道,东西、南北各2条,街道两端开门。4条街交叉呈井字形,将市内分隔成9区,各区都临街设铺,街道宽16米。实测西市围墙宽4米,墙内有宽14米的街道。东市与西市形制相同,实测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广924米。围墙宽6~8米。街道2条,宽近30米。市东北隅有不规则椭圆形池址1处,东西直径180余米,南北160米。

    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集大成者,隋唐长安城直接接受了北魏洛阳城规划经验的影响,还参照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的宫城布局,实现了宫城居于北部中央,宫城之南设置皇城,宫城皇城居于中轴线上,郭城沿中轴线左右对称,棋盘式的里坊布局,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城的格局等。这些中世纪都城系统的各种因素全都集中于隋唐长安城上,另外还创造性地把“天地人”合一和帝王独尊中央集权与体现封建政治秩序等观念融入了都城的构建。在城市规划上,极力强调天地人合一,君主至上,按已有的理念对都城进行整体设计,并有序地建筑。

    隋唐长安城是中国中世纪都城的集大成者,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影响深远,促进东亚都城系统的形成。“都城是最敏感地体现不同地域的同时代性的空间场所”。[43]东亚各国都有相似的都城构造,都城的建筑物,像宫殿、佛教寺院,基本都使用相同的尺寸进行建造,基本上都采用唐王朝的标准尺寸,所以各都城建筑物的景观有很多相似之处。[44]

结论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迁,进入中原腹地,在此立国建都。这些胡族政权为取得正统地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采用与中原王朝前代相同国号,以示其的传承。都城建设,积极吸取中原王朝的营国建都理念,加速王朝的汉化。这个时期的都城在选址、规划和建造等方面表现出相似、甚至相同的理念,都城布局和制度有明显地传承关系,甚至发展到隋唐时期把天人合一、君主至上的理念应用到都城建设上。这时期都城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有:城市规划以宫城为核心,宫城居于都城北部中央,宫城由多宫制演变成单一宫城;都城规划中出现了中轴线,并通过主干道来实现轴线功能,都城实现对称分布格局;由城郭制发展到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圈相套格局,最后演变成郭城、皇城和宫城三城格局;通过网格状道路实现都城功能分区,郭城内棋盘状区划,市场、里坊齐备。这一系列特征构成中世纪都城内在的联系,形成系统。当然,这一系列特征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

    经过多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取得共识,认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规划、设计、布置都城建筑都有一定的相似和沿承。“中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设定一条南北中轴线,城郭坊市均环绕中心沿中轴线前后左右建置,这是构成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关键。”45新的考古资料是解决都城研究的重要手段,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的发现,极大地促进此时期长安城的研究。新考古资料表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依托旧长安城,在城东北部新建宫城,宫城均由东西并列的两小城组成。与曹魏邺城宫城布局相对比,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宫城的位置均位于大河南岸,宫城均居于城北,符合此时期宫城布局的规律。隋唐长安城是中世纪都城的典型代表,直接接受了北魏洛阳城规划经验。北魏洛阳城,是继承魏晋时期洛阳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所以其都城规划承袭魏晋洛阳城制度,宫城形制、宫殿、宫门名称皆沿用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形成自宣阳门、铜驼街、阊阖门、太极殿之间明确的全城中轴线,这条轴线向南直通委粟山的圜丘,具有礼仪功能的轴线。在阊阖门与太极殿之间的中轴线上,考古又发现2号、3号门址。东阳门通向西阳门的东西向大街有明显地分界线作用。同时创造性地建设了郭城,实现了郭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圈的格局。所有这些规划特征全部被隋唐长安城吸收,并进行一定的创新。隋唐长安城在规划设计时,把三重城圈发展城宫城、皇城和郭城的格局,宫城居城北部中央,宫城、皇城前后相置。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南起明德门,北抵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而达太极宫,这条轴线不仅是都城规划轴线,同时也是连接宫城与圜丘的王朝礼仪的轴线。宫城承天门前有东西横街将中央官署与宫城区分开,皇城朱雀门前有东西向大街,横贯全城,起到明显的分界线作用,宫皇城全部位于该街以北,该街同时又联通东、西市,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这些是中世纪都城系统的核心特征。

    作为周、秦、汉诸王朝都城的长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由波谷向峰值雄起的转变。此时期的长安城浓缩了五胡乱华的悲怆历史,也见证了隋唐王朝的盛世华章。探研中国中世纪都城发展演变,长安城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注释:
[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69页。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69页。
[3]上田早苗:《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谷川道雄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京都玄文社,1989年。
[4]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
[5]郭湖生:《论邺城制度》,《建筑师》,2000年第8期。
[6]郭湖生:《论邺城制度》,《建筑师》,2000年第8期。
[7]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浊漳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259页。
[8]段鹏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邺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05页。
[9]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代史研究》,臧振华主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台北,1997年,第699-720页。
[10]魏收《魏书·孝静帝纪》:“二年秋八月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四年夏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人新庙。”“兴和元年秋九月甲子,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冬十一月,新宫成。”“二年春正月丁丑,徙御新宫。”中华书局,1974年,第297-314页。
[11](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2004年第184-185页。
[1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第10期。
b.朱岩石、何利群:《河北邺城遗址北朝佛教寺院考古阶段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4日(第一版)。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12期。
[13]朱岩石、何利群、沈利华:《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北朝1、5号建筑》,《2015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20-125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15]记者陈正通讯员李海波:《曹魏邺城:中国古都建设的历史密钥》,《燕赵都市报》2014年08月07日(一版)。
[16](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2004年,第188页。
[17]韩国·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
[18]韩国·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
[19]韩国·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
[20]韩国·朴汉济:《武则天与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1页。
[21]韩国·朴汉济:《武则天与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1页。
[22]韩国·朴汉济著,朱亮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
[23]钱国祥:《魏晋南北朝都城的形制结构》,《韩国·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三十五辑,2015年,第101-125页。
[24]韩国•朴汉济:《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8页。
[25]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成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26]令狐德棻:《周书•文帝纪下》:大统四年(538年),“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流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虏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阌乡,遣太祖讨之。”中华书局,1971年,第21-44页。
[27]房玄龄:《晋书·苻健载记》: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众四万趋长安⋯⋯健遣其子苌率雄、菁等众五万距温于尧柳城愁思堆。温转战而前,次于灞上,苌等退营城南。健以赢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遣精锐三万为游军以距温”。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0-2871页。
[28]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载:“后周地官置宫门中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五门之禁令”。中华书局,1992年,第249页。
[29]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成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30]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31]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门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32]刘振东:《西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49-59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34]刘振东等:《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2号建筑(宫门)遗址发掘》,《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37]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唐史论丛》2012年第1辑。
[38]魏征:《隋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17页。
[39]妹尾达彦著,高兵兵译:《长安的都市规划》,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年122页。
[40]宋敏求纂修:《长安志》卷六“唐宫城”条,《宋元方志丛刊(一)》(全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页。
[41]宋敏求纂修:《长安志》卷七“唐皇城”条,《宋元方志丛刊(一)》(全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07页。
[42]宋敏求纂修:《长安志》卷七“唐京城”条,《宋元方志丛刊(一)》(全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09页。
[43]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唐史论丛》2012年第1辑。
[44]藤本康雄、田端修、樋口文彦《中近东アジアの古都市建筑平面构成と尺度》,《芸术》22号,大阪:大阪芸术大学1999年,第136-153页。
[45]牛润珍:《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河北学刊》第26卷第5期,2006年9月。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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