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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好境外考古工作——谈中国境外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现今状态和未来之路

2018年03月12日 14:00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袁靖    【 收藏本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袁靖

一、中国境外考古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家开始主动走出国门,在境外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家已经踏入的国家数量达到十多个,这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境外考古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开展境外考古,主要有以下几个思考:一是为了了解国外考古的状况;二是有学术目的,比如了解周边国家的古代文化状况,与境内的相关古代文化进行对比,在更加广泛的视野下开展研究;三是可以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参与到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去。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次组队到德国梅克林堡州舍米林市的美伦艾克森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个遗址为公元前五世纪德国铁器时代的大型墓地。当时出国考古的目的就是通过亲身实践,参与德国考古,增进中德考古人员的学术交流。这段德国考古的经历可以称之为中国境外考古的灿烂开篇。

    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考古,还可以开展包括生态环境、区域经济、人文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为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为做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障,也可以拓展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二、我国现今境外考古工作取得多方面成绩

(1)俄罗斯远东地区

    200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率先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地志博物馆合作,组成联合考古队,发掘俄罗斯亥赫清尔区域奥西诺瓦亚列西夫卡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精美石器和筒腹罐残片,这些发现有助于认识与黑龙江省仅有一江之隔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面貌,全面拓展对这一地区以筒形罐为特征的古代文化的研究。200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俄罗斯西伯利亚科学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合作,发掘俄罗斯阿穆尔州伊凡诺夫卡区的特罗伊茨基墓地,发现了多座墓葬,出土了细石器、陶器和金属器。到2016年,黑龙江大学又与俄罗斯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联合发掘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乌斯季·伊万诺夫卡河口遗址,发现了近60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有铁器、铜器和骨器等。通过这两次发掘,可以认识中国唐代的少数民族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的状况,探讨靺鞨文化的来源及人种的构成,深入研究隋唐时期黑龙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2)西南邻国

    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境外考古扩展到位于我国西南部的邻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组成中越联合考古队,发掘越南永福省永祥县的义立遗址,出土了一批与四川三星堆文化同时期、且有一定联系的遗迹和遗物。此次发掘对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迹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四川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等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Oitihya Onneswan 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普尔遗址的特定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大量佛教遗存,为深入探讨藏传佛教的历史流变奠定了考古学的基础。从2011年至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柬埔寨合作,对柬埔寨吴哥古迹中的茶胶寺等多个地点进行发掘,比较全面地了解茶胶寺的建筑历史和寺院结构,为中国政府援助保护修复茶胶寺提供了诸多翔实的考古依据,同时有助于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佛教和印度教的历史。

(3)欧亚草原

    丝绸之路把古代的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自2005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和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中蒙联合考古队,发掘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葬、柔然墓葬、回鹘壁画墓、契丹墓、蒙元时期墓葬和清代兵营等遗址,依据出土的遗迹和遗物,探讨位于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意义重大。从2015年至2016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在阿尔泰山脉西侧发掘了青铜时代中期的冶金聚落卡勒望湖遗址和青铜时代晚期的冶金聚落苏联路遗址,首次发现了这个地区青铜时代的铜刀和铜锭,另外还发现了动物遗存。这些发现对于探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冶金技术和家畜的传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4)陆上丝路

    位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中亚地区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安集延州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初步认识了属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明铁佩城址的性质和演变等。自2013年开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考古工作。对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古代游牧的民族遗存开展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墓葬、居址和道路等遗迹,为探讨古代中亚游牧民族月氏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亚地区是丝绸之路上的又一个重要地域。2016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与伊朗文化遗产、手工业与旅游组织北呼罗珊省办公室组成联合考古队,调查、测绘并发掘了从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到伊斯兰时期、前后延续六千年的纳德利土丘,研究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沿线的农作物、家畜、彩陶传播和人群的迁徙。

(5)海上丝路

    除研究陆上丝绸之路之外,2010~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联合组建考古队,在肯尼亚马林迪地区的拉穆群岛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整理研究。探索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环印度洋地区的文化影响。通过对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发现自南宋至元代和明中晚期为中国瓷器输入马林迪的两个高峰期,这两个时期分别以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青花瓷为代表。

    2014至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合作,共同发掘柯钦市的帕特南遗址。发现晚唐至清代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确认这一地区既是欧亚海上贸易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货物转运地。

(6)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遗址

    中国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遗址进行发掘目前仅有一例,即自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及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在洪都拉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科潘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依据发掘出土的建筑遗迹和精美雕刻,探讨属于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的科潘王国的兴衰历史。

(7)其他境外考古项目

    2017年新开展工作的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蒙古国的高勒毛都2号(匈奴)遗址,故宫博物院发掘印度奎隆港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哈萨克斯坦拉哈特古城(塞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山东大学联合发掘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吉门基石遗址(旧石器时代)。此外,还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内蒙古大学、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蒙古国的发掘。

    通过以上的各类发掘和初步研究,我们对中国多个地区与周边国家在古代文化的分布、传播和交流方面有了实证性的认识,更加全面地认识了古代游牧民族的活动特征,为探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实物资料,开始通过第一手资料探讨玛雅文化的兴衰。由此可见,境外考古可以突破国门的界限,在更加广阔的地域内,通过研究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科学地探讨人类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各具特色的发展进程,从而为在国际舞台上生动地讲述精彩的历史故事奠定基础。

三、我国境外考古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不容回避

    在回顾我国以往境外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境外考古也暴露出一些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1)管理问题

    我国境外文物考古工作大体上属于各单位自己筹集经费,各自为战,缺乏必要、有效的管理和指导,带有一定盲目性。有些境外考古发掘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名义开展,但是实际工作效果不佳,不利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2)发掘质量问题

    由于地处国外,国家对于相关考古工作的进展情况没有采取有力的管理措施,对于项目质量的监督要求不足,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考古发掘工地检查办法》、《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和标准也适应于境外考古工作,个别单位在境外考古中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工作质量如果长期得不到切实保证,必将影响境外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产生极为不好的负面影响。

(3)经费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境外考古都是自筹经费,如果筹措上出现问题,势必影响到境外考古的顺利开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形象。

(4)了解所在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问题

    对境外考古所在国的语言掌握不到位、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有待提高。

(5)人才问题

    缺乏懂当地语言和懂外国考古的专业人才。

四、任重道远,多举措做好我国境外考古工作

    境外考古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现状,增加感性认识,加深对这些国家历史的了解,拓宽我们的视野,从独特的角度为中国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贡献力量。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力做好境外考古工作。

(1)境外考古应明确定位为国家行为。

    当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境外考古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考古都是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将会产生国际影响。有鉴于此,作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主管部门,国家文物局应该承担起组织和管理此项工作的重任,可以考虑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参与策划和协调。

    在进行统一指导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引导境外考古队具有整体战略意识,着眼把握学术重点和选择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关键地区,也要注意对每一个境外考古队的学术目的和研究队伍严格把关。现有的境外考古队往往由一家或几家研究机构和大学组成,限于各单位的人员现状,有些境外考古队的学术门类搭配不够全面。国家文物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从事考古、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人员参与工作,保证每个项目的科学质量。

    另外,境外考古队的每一位成员在国外都是中国人的代表,大家都要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有一种担当精神。

(2)中央财政要为境外考古买单。

    迄今为止,除个别项目是由国家提供经费,绝大多数均是由科研机构或大学提供经费支持的。这样做固然是发挥了各个单位的积极性,但是,并非每个单位都能确保持续不断地财政支持。

    每个境外考古都需要经历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及出版发掘报告等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如果经费不能持续到位,必定会影响工作,从而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形象。因此,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应该划拨境外考古的专项经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要形成互动,逐步形成地方承担、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中央承担这样三种方式,从根本上解除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

(3)境外考古发掘和研究必须贯彻科学精神。

    考古发掘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是相同的,中国悠久的历史包含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遗迹特征,通过各种发掘的历练,增强了中国考古人员应对各种遗迹现象的能力。境外考古要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调查、发掘标准和要求开展工作,保证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质量。

    另外,因为中国的多个地区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学者在以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经验和认识。特别是针对周边国家的历史时期考古,都离不开古代的汉文文献,中国学者在掌握丰富的历史文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如此,境外考古毕竟是走出国门,当地所在国在千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著名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我们要在研究那些国家的古代文化方面具备扎实的基础,要有认识当地历史发展脉络的知识积淀,要具备研究这些著名古代文化的世界一流的视野,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国际学术研究的前列。

    境外考古还应该掌握当地的语言,便于开展工作,中国的境外考古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4)境外考古要促进民心相通。

    境外考古事关文化交流与合作,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重要内容。境外考古队的人员要通过与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交往,增进相互了解,提升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和引领作用。境外考古通过研究遗迹和遗物来重现当年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而“ 一带一路”建设则展示了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现代价值。历史的启迪和现代的需求融为一体,有助于在各国人民群众中产生正能量。

(文章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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