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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寺史前墓地研究中的多学科合作

2018年03月09日 09:00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通讯》2017年12月 第32期    作者: 薛新明    【 收藏本文

       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并运用于实际工作中。随着考古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延伸,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对考古遗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坚持不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解析遗迹遗物,才是纯粹的考古学研究。其实,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包括许多门类的学科,现在已经成熟的理论方法也是从其他学科引进、改造而成的,因此,不能将考古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对立起来,多角度、多方式的合作研究是我们的必然选项。

    我是一个普通的考古工作者,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由于地方考古研究所条件的局限,大部分工作未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过长期的合作。在主持清凉寺前史墓地的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由于墓地发现的资料远远超出我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省考古研究所能够提供的检测能力,对一些特殊现象的解析遇到了困难,必须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合作。

    我们并没有想到清凉寺发掘报告刚出版就获得“2016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的荣誉。整个团队确实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作出了努力。从该墓地2003年开始发掘到2016年发掘报告正式出版经过了较长时间,参与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成员也较多。早在田野发掘期间,我们就与西北大学的陈靓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员雪梅博士有了合作。墓地资料的室内整理开始后,我们感觉对墓葬的叙述缺乏相关分析数据则寸步难行,于是绝对年代测定、动物骨骸检测、古环境复原、锶同位素和碳氮同位素检测等方面的专家陆续参与了诸多基础性的工作,参加者的单位包括不同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如果翻看报告的不同章节,会发现这些成果各自成篇,又与墓葬的单体介绍密不可分,若没有相关数据的支持,对墓地最普通的遗迹遗物介绍也不能完成。大量的考古资料由学者们分别进行检测、研究,不同领域专家关注的学术内容有一些差别,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学术表达存在差异,认知也有区别,甚至有的结果截然不同。作为项目主持人,我是惟一参加了该墓地从调查、发掘、整理到报告编写全过程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和好几个学科的学者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了解了他们的研究方式和内容。在和不同学科学者不同阶段的交流中,我们坚持在合作中相互学习、尊重和沟通,走过一段从磨合到融合的历程,对双方、多方合作的记忆也比较深刻。在此我想就多学科合作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与大家分享,其中的内容并不涉及具体遗迹、遗物的解析,所以也没有与相关学者交换意见,不妥之处由我本人负责。

    第一、如果项目负责人不是领导,那么得到单位领导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前提,若没有这个基础,任何项目的多学科合作都会举步维艰。

    第二、考古学研究必须重视多学科合作。凡是近年来主持过田野考古发掘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解决具体的遗迹现象时,仅仅依靠传统方法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一些新兴的学科在考古中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清凉寺墓地的发掘开始于2003年深秋,当时并没有做好让其他学科学者参加的准备。田野发掘推进到2004年夏天,我们已经清理了近百座墓葬,暴露在外人骨的保护问题让我们感到极大的压力,但当时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对人骨鉴定和收集的知识一无所知,急需能够完成现场鉴定的体质人类学领域的专业人员。时任侯马考古工作站长的谢尧亭正好去了工地,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们通过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找到了刚刚分配到西北大学的陈靓博士。她愉快地答应并来到了清凉寺这个小山村,稔熟的专业知识让现场的工作人员十分佩服,现场鉴定进展十分顺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体质人类学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要作用,便有意让她负责整个墓地后续的研究工作,她也有此意向。我们的意见得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支持,这也是清凉寺墓地研究中最早起步的合作项目。2005一2008年间,陈靓博士十余次往返于西安和侯马之间,在十分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下度过了几个难忘的寒暑交替,从人种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清凉寺墓地发现的人骨,根据详细观察、测量、测定和研究,完成了清凉寺史前墓地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病理等相关内容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必须有充足的经费保证,并能够按时拨付。完成一个考古项目,尤其是比较重要的考古工作,经费不能到位会造成很多困难,这是大家都能想到的。清凉寺墓地田野发掘完成后,整理经费遇到了麻烦。解析墓葬出土的遗物必须有多学科参加检测、鉴定,而且并不是每项检测内容都能在负责人所在的单位完成,这些都要有及时的经费支出。虽然负责这个项目整理工作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申请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完成拨付但要经过审查程序,导致整理工作一度无法开展。这期间我们的主要精力转向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古代盐业的创造与发明”、全国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正是这些项目的经费支撑着墓地前期的整理,但完成的只能是与此相关的部分,在此之后,报告的整理又受到影响。主持这项工作的我当然可以始终不领取补助,还要和参加整理的同事、朋友明确表示人工费用全部不能按时支付,如果后续经费仍然不能到位,这些工作可能就是无偿帮助了。负责器物绘图的权美丽“都是朋友,有事当然要帮助,补助有没有都不重要”的回答让我至今感动。即使有人无偿协助,我还是将报告的一些线图绘制和统计工作作了最大限度的压缩,报告的完善程度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好在后来情况有了好转,补发了部分费用,工作终于在数年的坚持下完成了,尽管并不完美。此后,我对新的项目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不敢轻易接手。

    第四、要给研究者充分的时间保证。一个遗址或墓地包含着许多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的遗址或墓地,发掘者和研究者对这些信息的提取、消化和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些内容还是在持续的工作中根据检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逐渐完善,这都需要时间。清凉寺墓地资料的整理过程中,由于和我们合作、负责不同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隶属于不同的高校或科研单位,他们各自还承担着重要的研究、教学、学习任务,而且标本还不全是负责人在所在单位就能完成检测。由发掘者负责的遗迹、遗物介绍和描述,又必须等相关检测数据出来才能完善,所以我们的基础工作居然进行了6年多,直到2012年才基本完成。作为项目主持人,我因为没有在短时间内完成报告的撰写任务而受到了单位领导扣发绩效工资的处罚,但我认为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写出并不科学的报告,不仅不能正确地引导读者,甚至一些基础的资料也有可能出现重大失误,这都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损失。当然,及时整理并写出考古发掘报告是我们应该秉持的宗旨,但并不是每个报告都能快速完成,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统筹掌握整理资料和撰写报告的时间,这才是对工作负责。

    第五、以最大的诚意尊重所有参与者从事的专业,遵守这些领域的工作规范和规划,而且力所能及地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素材,满足研究需求,最好能够亲自组织或参加对资料的提取,了解这些工作的流程和方法,这不仅是对新知识的学习,对遗存的解析也有很大的帮助。

    2007年8月21一28日,负责玉石器材质研究的员雪梅团队观摩了清凉寺墓地出土的所有玉石器,认为根据矿源研究的需要,有必要对清凉寺墓地周围及其邻近区域进行野外岩石出露情况的调查、取样,我觉得这个提议与我详细考察从运城盆地到芮城清凉寺一带的驮运道现状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举两得,所以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2007年10月30日到11月8日,员雪梅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李国彪博士和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杨岐黄专程来到山西。在运城文物工作站钟龙岗先生的引荐下,我们得到了运城地质队的支持。在掌握了较细致的地质资料后,调查队先后四次翻越中条山,重走了早已荒芜的两条古驮运道,采集到不同区域、不同岩性的标本60余个,几乎可以代表清凉寺墓地相邻区域存在的所有岩石类别,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由于山区绝大部分区域没有通达岩石所在地的道路,队员们在荆棘丛生的陡峭坡地和断崖地带曾经三次遇险,虽然在具有丰富野外地质调查经验的李国彪博士的指导和引领下都化险为夷,今天想起来仍旧心有余悸。员雪梅博士和她的导师赵朝洪教授根据上述调查的收获和此前对墓地出土遗物检测的结果,形成了对清凉寺墓地玉石器用料的整体认识,完成了报告。

    墓地发掘结束之后,我们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对清凉寺墓地进行系列测年,给墓地建立一个完整的绝对年代框架。为了保证标本的质量,我们并未将人骨进行清洗,而是聘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来山西选取标本。2007年9月26一3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科技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吴小红教授亲自率领陈建立、崔剑锋、潘岩、蒙清平、宝文博、杨颖亮等专业人员,专程来山西采集清凉寺墓地的测年样品。我们根据吴老师的要求,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墓葬分别取样,对那些具有分期意义、存在打破关系的墓葬一起取样。希望通过系统测年,确定分期存疑的墓葬,并能够在测定墓葬整体年代跨度的同时,确认每个小区域内墓葬下葬的先后,验证田野工作,并推知整个墓地的人葬顺序,从而对墓地的规划、布局理念进行分析。后来,吴小红团队及时给我们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数据,部分墓葬的分期归属也有了切实的依据,她还对相关标本进行分析,将数据写成年代学报告,结合她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建立的年代学框架,将墓地融人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从而确定了墓地在中原地区的代表性。

    第六、对每一个参与研究的学者充分信任,尤其要对年轻学者给予鼓励。参与清凉寺墓地合作的既有经验丰富的学者,也有一些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最早与我们合作的陈靓、员雪梅便是刚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在接手这个工作时还是在校博士生,他们虽然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各自学科的专业知识,但工作经验尚需在实践中积累。

    负责动物骨骼研究的赵静芳当时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此前,她曾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与我在同一个研究室。清凉寺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并不多,但种类却不少,除用于制作装饰品的动物肢骨,还有一些具有身份象征意义或代表财富的样品,而且存在并不产于本地的珍稀动物。这些墓下葬时到底用了哪些动物,因何埋进墓内?我曾经向具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她请教过相关问题,她也对这些遗存产生了浓厚兴趣。2008年7月5一7日,我们请她赴侯马观摩了收集到南山文物库房的所有动物骨骼、牙齿及骨器材料,并且将有必要在北京大学相关实验室或其他院系进行检测的标本带到北京,赵静芳博士十分认真地对提取的所有资料进行了分类、检测和分析,在紧张的研究生学习间隙,根据鉴定结论写出了报告,成为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赵静芳一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当时正在上学的学者还有从事环境研究的倪爱武。2009年9月25一28日,还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研究生的她和硕士研究生史文强应约来到清凉寺墓地采集土样标本,试图对墓地形成和存续期间的环境、气候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在运城市文物研究所王立忠先生的大力协助下,我们不仅用科学手段选取了墓地所有区域自然地层的标本,而且赶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在发掘的芮城县桃花涧遗址,现场采集了属于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的土样标本。在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支持下,她分析了这些标本剖面沉积物的粒度特征,测定了地层形成的年代,并且进行了孢粉鉴定,为恢复中条山地区史前时期的古环境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定量数据,为我们认识区域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信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舒涛参加报告撰写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导师吴小红让他对清凉寺墓地人骨样品进行稳定同位素组成情况的分析、检测,从而研究墓地各阶段死者生前的食性,相关分析原理和结论收人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2013年夏天,我被邀参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于他检测时选取的标本与测年样品有一部分重合,但与陈靓博士选用的不同,最后的认识也有一些差别,我无法确认哪个结论更接近事实,但觉得两个检测结果对认识清凉寺墓地人群的食物构成都有参考价值,便希望能全部收人最后的发掘报告,并且承诺尊重各自从不同角度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作任何改动。所以报告中就有了两个食性研究的内容,读者可以根据他们的检测结果、分析方法和推论依据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七,要和参与研究的学者保持畅通的交流。根据项目整体研究的需要,我要求不同学科的学者检测不同的遗存内容,但发掘资料对所有参加检测鉴定的专业人员公开,并为大家观摩和研究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方便。由于检测者各自关注的角度、研究的切入点并不相同,检测的结果可能相互抵触,我们不对得出的结果作任何改动,但讨论对这些数据的看法。交流对提高发掘者和研究者的认识,推进整个墓地的研究有很大助益。同时,资料也向业内同行公开。真正的学者绝对不会窃取发掘资料,也不会隐瞒他们的认识。当他们的研究需要引用清凉寺遗存的材料,涉及对外公布考古资料的时候,学者们都会预先谨慎地与发掘单位和项目主持人进行沟通,并且注明资料来源。参加整理、专程观摩的学者们无私地给我们提供了建议和意见,这些收获有不少体现在最终的发掘报告中。其实,那些不顾资料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恶意、歪曲报道或使用考古资料的人是极少数,也不是真正的学者。捂住资料将失去许多释读信息的机会,不仅极大损害研究成员之间的互信和在业内的诚信,研究深度也都会打折扣。

    第八,要找一个负责、敬业的责任编辑合作。一部成功的田野发掘报告应该完整地将资料用专业、流畅的语言介绍出来,还要以线图、照片、检测数据科学地反映出来。叙述构架必须系统,内容必须清晰,整体编排也必须特色鲜明。庆幸的是清凉寺报告的责任编辑谷艳雪是具有考古背景的资深编审,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使她有释读遗存的天然优势,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真正能在纸上进行考古。她是除了主编之外,惟一从头到尾数次通读报告的人。在接到清凉寺报告的初稿之后,她做了三件重要的工作。首先,她认为让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从不同的视角让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叙说”远古的往事,是解析清凉寺墓地的关键点。为此,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春燕博士取得了联系,希望由她对清凉寺第二到四期部分墓葬的人骨作同位素分析。我当时还未见过赵老师,如果不是她引荐,无论如何也不敢有此奢望。赵春燕博士对我们提供的样品做了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和牙结石的碳和氮同位素分析三项检测,并在本书付印之前完成了研究报告。接着,她认真审核了报告的照片资料,由于我们当时严重缺乏经费,送去的照片是学者们观摩时随手拍下的资料,遗物照片都不太好。了解情况后,她亲自与同事刘超、摄影师宋朝赴侯马、太原拍摄了所有出土遗物的照片,最后出版的报告图版质量上乘、制作精良、颜色还原逼真,这与她的周详安排和宋朝高超的摄影技术分不开。最后,她与我进行了多次交流,把报告部分内容的顺序、编排、题目作了必要调整。报告中的线图和照片既有说明共存关系的整体图片,也有表现细部的特写,还精选了部分野外、室内的工作照片,并把反映玉石器材质和动物遗迹的显微照片也排在图版中。这些视角不仅体现了研究者对遗存、遗物的认识和态度,而且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考古学研究中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报告不可或缺的部分。应该说,报告形而上的编排意味深长。从这个角度说,《清凉寺史前墓地》一书加入了编者对如何将田野考古报告做到形式与内容兼备的思考,甚至探索文物类图书出版全方位改进的内容,谷艳雪对事业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十分感佩。

    第九,项目负责人在所有学者提供了检测报告后有必要进行整合研究。这并不是对其他研究参与者的不信任、不尊重,而是因为考古本身是一门以复原古代社会不同侧面为己任的科学。任何参与工作的学科都是这种复原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部,将这些侧面揭示的越充分,复原出的面貌就会越清晰。但任何一个侧面都不能代替总体,认识一个完整的社会必然要将这些侧面汇集解析,这个工作只有掌握从发现、发掘到整理所有过程和出土遗物全部资料的考古项目负责人能够胜任。只有完成了这个整合与汇总,才能将这个项目完整地结项,并以完善的面貌呈现给广大读者。

    第十、项目负责人必须能够激发所有科研人员的活力,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各自的任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工作得到肯定时精力会特别集中,思路也十分开阔,而且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这不仅体现在田野工作时,室内整理或撰写报告时也一样,在振奋的精神下作者常常能够将所要表达的意思精准地呈现,一气呵成,后期也不用作太大的修改。反之,即使强迫去做,也总是不能顺畅地完成。

    清凉寺史前墓地的发掘报告已经出版了,报告的主要任务是翔实报道资料,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成果全部收入报告中,应该说报告是我们不同地域、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工作人员一起完成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许我们的合作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存在不少缺陷,对该墓地反映的问题仍有不断探索的必要。不过在发掘、整理和报告写作过程中,我们所有成员的合作是愉快的,也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没有这些不同单位学者的精诚合作,就没有清凉寺墓地的全方位解读。在此,我真诚感谢所有参与墓地发掘、报告整理和撰写的学者。


作者:薛新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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