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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2018年03月09日 09:00   来源: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作者: 龚国强    【 收藏本文

  2015年度,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各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考古简报、专刊报告、论文、论著等约150篇(部)。现谨按城市及建筑遗址、陵墓及墓葬、手工业遗存、墓志碑刻、石窟寺遗存、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遗存、学术活动等几个方面,择要概括如下。
 
  一 城市及建筑遗址
 
  河南省洛阳市隋东都回洛仓遗址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共清理出漕运渠道1条、道路4处、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11座。渠道位于回洛仓城管理区的南部,呈南北走向,渠道口宽25.5米、深6.5米~7米。道路均位于北部仓储区的北墙外,路宽4米、13米、19.5米、22米不等,宽路面车辙均稀少(《洛阳考古》2期)。
 
  江苏省扬州市唐扬州城遗址考古也取得了新进展,在蜀岗南缘城址西城墙的考古发掘中,明确了西城门以北主城壕的尺度及与主城墙的间距等问题(《考古》9期)。2015年度出版的《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则详细报道了4年间的发掘成果,对扬州蜀岗城址范围、唐罗城修建及沿革、蜀岗下城城门、扬州城城砖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四川省成都市唐代益州城址获得了新发现,在通锦路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盛唐时期“净众寺”内的砖砌沟渠和人工池塘等园林式景观遗迹,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时期建筑构件及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等瓷器(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丁垚、张思锐等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观察到大量很可能属于唐时期风格的彩画遗存,与整个大殿一起,可视为长安佛寺建筑风格的代表(《文物》10期)。樊瑞平、刘友恒在对河北省正定县盛唐开元寺遗址保存的三门楼12残柱和一段阑额进行拼对、测量和记录的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功德主的题名、经文)和线刻(佛像和供养人像)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初步复原(《文物春秋》1期)。
 
  周源认为文献仅载洛阳含嘉仓有三座城门,因此学者们根据出土铭文砖而提出的“东门”说值得商榷,“东门”实指的是仓城“含嘉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汪勃对唐扬州罗城墙调查发掘资料进行了梳理,认为天宝九年(750)已建罗城,中唐时粗具规模,到晚唐乾符六年(879)时则进行了修缮(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贺徐光冀》);李裕群对山西省太原市蒙山开化寺遗址上的两尊铁佛像(坐佛和迦叶弟子像)做了较细致的描述,就年代和佛像的名谓与禅法的关系做了考证和讨论,进而认为铁佛的年代在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迦叶弟子像应在初唐唐高宗至武周时期,佛像禅定手法可与开化寺崇尚禅法有关(《庆贺徐光冀》);贺大龙的《长治唐五代建筑新考》(文物出版社)一书,通过对山西省平顺县天台庵弥陀殿、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弥陀殿、长子县布村玉皇庙前殿、潞城市原起寺大雄宝殿、长子县小张碧云寺正殿等建筑实例的调查,对每处建筑的布局、年代、细部结构、建筑方法等进行了讨论研究。
 
  二 陵墓及墓葬
 
  隋唐陵墓考古方面。张建林结合文献记载,在2005年至2015年关中唐陵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学界常称的所谓“下宫”,实际上应为用于祭祀的寝宫,“下宫”的称呼始于晚唐。关中18座唐陵除唐僖宗的靖陵外,都发现有寝宫,通常位于陵园西南第一、第二阙的西侧,周有城垣,南面设门(早期昭陵和乾陵北面也设门)。初唐时期寝宫规模稍小,盛唐时增大,有内外城垣,晚唐时又变小。寝宫内有寝殿、便殿、廊庑等建筑(《庆贺徐光冀》)。程旭、杨瑾、王建荣主编《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文物出版社)记述了敬陵石椁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曲折历程,重点对石椁的形制、彩绘和线刻图案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综合性研究。
 
  五代时期南唐二陵的考古继1950~1951年陵墓本身发掘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和重要补充。在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对南唐钦陵和顺陵的陵园的勘探和试掘中,发现陵垣、陵门、夯土建筑台基、道路、窑址、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量众多、时代特征明显的筒瓦、板瓦、莲花纹瓦当、滴水、鸱吻、兽面脊瓦等建筑遗物,明确了陵园的四界、方向、时代与性质(《文物》3期)。发掘者王志高结合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对南唐二陵的陵园进行了复原研究,认为南唐诸陵共用一个封闭的不规整近方形陵园,陵园坐北朝南,陵垣四面辟门,陵园内设献殿和下宫,是对唐陵陵园布局制度的继承与创新。祖堂山南唐陵园在营建之初,堪舆、礼制、将作等众多职能部门曾进行了共同规划设计(《文物》3期)。
 
  2015年度全国各地均有隋唐五代时期的贵族及平民墓葬发掘出土。西安市南郊西安理工大学新校区发掘唐代墓葬一百余座,其中唐王朝宗室后裔李倕墓未经盗掘,形制完整,出土随葬品丰富,尤以金冠、金配饰最为精湛(《考古与文物》6期)。在河南省洛阳市通衢路南、洛龙路西发现唐武攸宜夫人李氏墓,出土陶人物俑、动物俑和墓志等随葬物(《洛阳考古》3期)。河南省开封市小店王发掘出隋唐墓葬2座(《华夏考古》1期)。洛阳市工业园区衔山路东发掘唐代刀形土洞墓1座,据出土墓志,墓主为河南尹达奚珣及妻寇氏的夫妇合葬墓(《洛阳考古》1期)。河南省卫辉市大司马墓地发掘出隋末唐初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考古》2期)。河南省泌阳县发现了唐代宗室幼童李洪钧之墓,出土了红陶羯鼓等一批小巧玲珑的陶器、带有明确纪年的墓志等(《洛阳考古》1期)。
 
  其他地区的墓葬有:在郑州市罗庄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中,清理出隋代单室砖券墓1座,出土隋大业六年(610)墓志1合,另有出土红陶俑、辟雍砚、瓷器、铁镜、墓志等随葬品(《中原文物》6期)。
 
  山西省临汾市西赵遗址三座唐墓出土有隋大业十年(614)、永隆二年(681)墓志以及玻璃器等随葬物(《考古》6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海子塬墓地清理出隋墓5座(《考古与文物》3期);北京市大兴区三合庄清理唐代墓葬33座,均保存完好,形制既有小型砖室墓,又有大型的“甲”字形墓,墓室内出现了砖仿木结构和砖仿家具装饰,墓室内出土有白瓷器和漆器等(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北京市通州区次渠镇发掘清理出唐墓5座,应属同一家族墓地,墓道均为斜坡状,墓室有弧边方形、圆形和长方形三种,这批墓葬的年代应该在唐末辽初时期,出土铜镜、铁釜、陶罐、釉陶罐、三彩鸭形盂等随葬品(《文物春秋》1期)。
 
  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发现唐代临济县令顾忖家族墓葬2座。其中,一号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人为顾忖,为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四壁残留彩绘壁画,墓室内饰有砖雕斗拱、桌、椅、窗,均有红色彩绘,前后室连接处上部出檐(《中国文物报》6月19日)。
 
  墓葬研究方面。何伟、李卓中采用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对宁夏地区原州唐代中小型墓葬的分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进行分析,将该地区唐代墓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华夏考古》3期)。
 
  李明据以考古发现的唐昭容上官氏墓等毁墓的特殊现象,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遗迹入手,分析了毁墓行为的实施主体、动机及期望的效果,试图还原唐代毁墓的具体做法,揭示出毁墓暴尸现象所反映的自武则天开始的复杂政治斗争和心理威慑因素(《考古与文物》3期)。

  西安市长安区唐韩休墓自发掘以后,学者们对其精美的壁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葛承雍将新出土的唐韩休墓山水壁画与日本正仓院南仓藏琵琶山水画做比较,认为唐代山水画家已经熟练运用“日出”为焦点的透视画法,为中国山水画变化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美术研究》6期)。郑岩围绕韩休墓墓室北壁的山水图像的内容、图式与母题进行了讨论,探讨了其与敦煌观无量寿佛经变“日想观”图式的共同性以及早期山水画与佛教净土信仰的复杂互动关系等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郭晓涛对《陕西凤翔隋唐墓》发掘报告中凤南—17唐墓中出土的丝绢质品经咒残图进行了分析、释读和校正,认为该经咒文本是《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以及《佛说救护身命经》相关片段的合体。经咒中“王公主”的题记,应该是凤翔经咒的受持供养人,同时也应与墓主人相关(《考古》1期)。
 
  杨效俊通过对隋仁寿年间舍利瘞埋制度的讨论,认为隋代京畿地区神德寺舍利石函图像以石函四面八树为特征,寓意释迦牟尼涅槃的过程和涅槃四德“常、乐、我、净”,石函精致繁复的风格融合了隋代陵墓石质葬具和佛教纪念碑艺术的装饰风格(《考古与文物》5期)。
 
  郭物根据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释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唐史诃耽墓出土的蓝宝石戒面印章文字,结合祆教经典文献的记载及相关考古发现,认为印章上狮子和植物纹样可能与墓主崇拜阿娜希塔女神和阿什女神有关(《考古与文物》5期)。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安禄山墓葬壁画中人物服装细节进行了观察,分析了其体现出来的中原道教文化和中亚祆教文化的特色,进而讨论了安禄山墓葬所用的服散状况,是对墓葬考古资料再开发的一次有效尝试。
 
  三 手工业遗存
 
  手工业遗存包括陶瓷窑址及出土的铜镜和金银玉饰等遗物及装饰。
 
  陶瓷窑址考古方面。西安市唐长安城延平门遗址西侧发掘一处唐代中晚期陶窑3组9座,其中6座陶窑共用一个操作间,从出土遗物综合判断,这些陶窑既烧造砖瓦、日用器皿,也烧制墓葬使用的明器(《洛阳考古》5期)。
 
  袁胜文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南方地区唐宋时期馒头窑进行了分区和分期探讨,认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馒头窑技术有源于北方的可能,而广东地区唐代馒头窑技术则可能是当地砖瓦窑技术与同时期北方馒头窑技术传入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
 
  越窑是本时期南方重要的窑业生产基地,近年来考古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王轶凌、郑建明把浙江隋唐时期窑业按区域划分成沿海型、内陆型。沿海型包括越窑与瓯窑,生产规模庞大、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超,产品广泛见于国内外的遗址、墓葬与沉船中,远及东非;内陆型包括婺州窑与德清窑,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种类较少,质量一般,多售卖于当地,区域外极少见(《东南文化》2期)。郭璐莎回顾和总结了80多年来越窑遗址的调查、发掘及考古研究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从自下而上视角、透物见人、文化生态学、实验考古方法等方面展示了越窑遗址研究的发展方向(《东南文化》4期)。
 
  徐忠文、徐仁雨、周长源《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研究》(文物出版社),对扬州唐城遗址历年来出土的唐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地点、重要器物进行了统计,总结了这些瓷器在器类、釉色、纹饰、模印贴花主题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并对瓷器输来的时期、运输工具、扬州港作为瓷器贸易中心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何俊的《湖田古窑》(科学出版社)认为湖田窑率先烧制出胎白质坚的白釉瓷器,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至五代后期,又创烧了一种胎薄体轻、青白相间的最名贵的青白瓷,不愧为“青白瓷的故里”。
 
  徐殿魁就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中出土的59面铜镜做了系统的列表统计(按墓号、墓主、纪年、镜名等栏),同时根据51面有明确纪年的铜镜,判断出新镜的出现年代:菱花镜出现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葵花镜出现于开元十年(722)、四方委角镜则出现于德宗贞元十年(794)、葡萄镜出现于高宗时期而盛行于武则天时期。该文还对5面葡萄镜进行区分,明确了彼此的传承关系。该文还讨论了葵花形双雁绶带荷花镜,认为飞禽是开元天宝时期最盛行的主题,应与绶与寿字同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李彦平注意到唐两京地区出土的具有早期风格特别是模仿汉代风格的铜镜的现象,根据对部分标本的仔细观察,认为它们在外表相似汉镜,但在质地、纹饰、铭文、形制等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应是唐镜的复古类型,主要出土于盛唐至中晚唐的中小型墓葬之中,开启了宋代复古铜镜的先河(《中原文物》1期)。
 
  卢秀文根据敦煌石窟首饰图像,论述了步摇质料有玛瑙、金、银、宝珠等,其使用方法有三:附在钗、簪、钿之上,步摇与副并提,与长鬓假发合于一体。步摇可分为草叶型、花钗型、鱼型三种类型。步摇在敦煌早期壁画中未见出现,最早出现在盛唐第130、444窟(《敦煌研究》2期)。王欣亚、王妮讨论了“摩羯(希腊传来的羊首鱼身的摩羯宫图像)”与“摩竭(印度Makara图像,似鱼,嘴大张,鼻上卷)的不同。装饰有摩羯纹的金银器目前有十余件标本,最早出现在盛唐早期,至唐代晚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于杯、碗、盆、盘等生活用具上,并且作为主要装饰题材,多模冲于器物内底[《美与时代》(城市版)12期]。
 
  四 墓志碑刻
 
  墓志的出土与研究,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河南省洛阳市出土唐达奚殉夫妇墓墓志两合,记述了唐玄宗、肃宗时期达奚殉与其夫人寇氏的生平事迹(《洛阳考古》1期);河南省焦作市卢氏墓地出土唐后期怀州司仓摄河内县令卢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志两方,是研究唐末藩镇割据历史的实物资料(《中原文物》2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色村唐墓出土的《唐镇静军兵马使王怀珍墓志铭》,是涉及唐德宗贞元年间唐与南诏通好、唐宪宗元和初年蜀中动乱及西川节度使对西山诸羌之治抚的重要实证资料(《四川文物》1期);王金文记录了唐昭靖太子墓志拓片内容,讨论了唐代宗昭靖太子的家族世系及其身世、墓志撰写者,可补《新唐书》《旧唐书》记载之不足(《中原文物》3期)。

  墓志研究方面。邢鹏广泛收集了已发表的隋代宫人墓志资料43份,归纳和总结了隋代宫人墓志的形制、字体、出土地点等,探讨了宫人的封号、出身、籍贯、职务、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及其在宫廷中的地位等问题(《文物春秋》2期)。赵强考释了西安市出土的唐师府君墓志志文,探讨了陕北延安地区唐朝中后期内迁羌族以及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政治地理、军事布防等历史问题(《中原文物》4期)。王菁、周晓薇根据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崔知之墓志》,讨论了崔知之生平事迹与书法、昊陵碑名称与建碑时间、书法者相王李旦的书风、古碑的摹勒与镌刻等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期)。《唐故安国寺大德尼法真墓志》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门西山,赵青山对其墓志铭进行了考释,认为该碑文对了解唐代僧尼墓志书写形式及古代僧尼生活和丧葬习俗甚为重要(《敦煌学辑刊》1期)。洛阳市万安山出土了九通家族墓志,其中有名相张说之婿郑岩墓志,李建华认为该墓志称其嗣子名石胡,该名字与其先祖盘陁一样,具有鲜明的粟特色彩,郑岩是北朝时入华的粟特人后裔,其祖先极有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敦煌学辑刊》3期)。
 
  近年来,西安、洛阳两地城市建设中出土了20多件高丽移民墓志,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拜根兴、宋丽就此对涉及在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百济、高丽灭亡之后,大量移民到达并定居唐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等诸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2辑)。楼正豪研究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新见唐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讨论了朝鲜半岛南氏家族在高句丽灭亡后,南狄、南于、南单德三代在唐代做官的经历,以及其在大唐讨伐“两蕃”和安史之乱中的功绩,认为志文作者薛夔是薛仁贵曾孙,薛氏家族与南氏家族有着一段不解之缘(《西部考古》8辑)。
 
  其他还有对《尼释然墓志》的考释(《敦煌学辑刊》3期)等论文。
 
  碑刻方面。王国宇根据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村出土的唐代平真客墓碑,对唐偃师令、蒲州长史平真客的生平及历仕情况、谱系与家世进行了较清晰的梳理,推断了立碑时间与碑文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张叶露认为唐初名碑《等慈寺碑》碑文记载了隋末唐初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武牢之战的全过程,代表了楷书从魏碑向唐楷的过渡(《中原文物》3期)。
 
  五 石窟寺遗存

  关于敦煌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沙武田认为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药师七佛变中的大型乐舞场景虽表现的是佛国净土世界情景,但剔除虚幻和艺术化成分,应是唐代长安城上元夜燃灯景象的再现(《敦煌研究》5期)。史忠平、马莉通过对莫高窟发现的大量唐代观音画像中的净瓶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认为净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净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净瓶造型影响外,还受到唐代瓷器、金银器以及萨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银器的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赵声良讨论了敦煌4座隋代中心柱窟的两个类型:须弥山式的中心柱和正面不开龛的大型窟,认为洞窟前部的三铺佛像表现的是三世佛主题,既受到了华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印度和中亚的影响(《敦煌研究》6期)。王惠民重点对敦煌第280隋代晚期窟的法华信仰壁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提出了比丘诵经图可能表示《法华经》中妙光法师说法、菩萨乘象图表示普贤菩萨守护《法华经》信仰者、涅槃图则表示《法华经》为佛临涅槃时所说等观点(《敦煌研究》1期)。其他的论文还有潘亮文对敦煌石窟华严经变作品的再思考(《敦煌研究》5期)等。
 
  四川省安岳县是唐宋石窟摩崖的集中分布地。2015年出版的《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全面系统和详细记录了卧佛院北岩、南岩、月亮坪三个区域内窟龛造像的崖面情况、窟龛形制、造像内容、窟内刻经壁面及经文内容等,对刻经目的、历代造像情况等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而《安岳石窟圆觉洞保护研究》(科学出版社)从地质条件及岩体工程特性、病害调查及形成机理、保护修复材料及工艺研究、三维测绘及窟檐设计等方面,有效地开展了对圆觉洞石窟及石刻造像的保护性研究。
 
  王剑平、雷玉华讨论了四川石刻造像中瑞像雕刻出现于唐初和流行于七八世纪的情况,认为这与唐初玄奘和出使印度的使节王玄策等人带回的印度佛像有密切的关联(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研究》二,科学出版社)。
 
  杨富学校对的日本山部能宜《吐峪沟42窟禅观壁画研究——兼及汉文禅观文献的起源》一文,认为并列禅观比丘壁画很有可能依据的是吐鲁番的地方经典,从而为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观无量寿佛经》来源地提供了重要的着眼点,对于新近工作和重新编号为K32窟的考古研究也有所帮助(《敦煌研究》4期)。
 
  李志荣、王瑞霞的团队在对山东青州龙兴寺L0139造像信息资料进行记录的过程中,发现传统记录很难满足研究要求,故而尝试出一条多学科结合的新方法,即利用多图像高保真3D建模技术、360度无死角的影像采集及对关键部位的标点和高清微距拍摄,从而对造像的营造方式、贴金彩绘的一些规律和对造像的时代特征有了进一步的新发现和新认识(《敦煌研究》4期)。
 
  六 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遗存
 
  吐蕃王陵的调查和研究是近年来边疆考古的新进展。夏吾卡先考察了西藏自治区琼结县吐蕃皇家陵园内琼结桥碑和拓本,重新汉译了碑文,认为琼结桥碑最初应是赞普赤松德赞的墓碑,碑的形制除了仿照唐碑以外,在装饰和动物纹样方面还带有本地民族文化特色,兼有印度原始宗教、粟特文化、佛教文化的因素(《考古》6期)。
 
  黑龙江省宁安市唐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考古又有新发现,揭露出宫城南面第1号街道遗址、郭城正南门两侧墙遗址、南门北侧石块建筑基址、灰坑、坊墙、坊门址等遗迹(《北方文物》1期)。宫城北门可确定其形制为双门道结构门址,出土的遗物不见瓦件,可表明门址没有门楼建筑。此外,在城址的一处建筑基址中出土了舍利石函、铁函残片及其金镯、铜镯等(《文物》6期)。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发现了年代最早的渤海国建国初期的一处佛寺遗址,出土了佛造像及陶瓦等遗物(《文物》11期)。
 
  2015年有关渤海国遗址考古的研究论文发表不少,主要集中于魏存成《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和《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前者收集了作者历年来在高句丽、渤海考古及相关历史、渤海都城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王室贵族墓葬、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是渤海研究的必读资料;后者集中了宋玉彬、赵虹光、赵哲夫、白淼、王志刚、刘晓东等人有关渤海考古的8篇论文,分别讨论了渤海都城故址的辨识标准与西古城城址的性质、上京城建筑遗物、上京城皇城宫城区划、渤海“墓上建筑”和“墓前祭祀”方式、渤海文字瓦著录及研究等问题。此外,孙秉根较全面地收集了上京城、西古城、八连城、其他地区,以及俄罗城、朝鲜境内的火坑考古资料,并进行了统计分析,就火坑形制结构、使用者等级(国王和王室成员、宫廷服务成员、僧侣和中下级官吏、普通百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梁会丽对2004~2008年在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故址八连城出土的文字瓦资料进行了分类和分期(《西部考古》8辑)。

  蒋忠义、李春林除了讨论了宁夏西夏陵墓的形制特点以外,还比较了西夏陵与唐代宫殿建筑之间一些联系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云南大理的崇圣寺千寻塔是重要的南诏大理国遗存。赵云经过对文献记载和其他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图形等资料的梳理,认为原报告中命名为“油灯”的塔顶发现的3件豆形釉陶器的性质,实际上应为行香礼佛所用的行炉(《四川文物》4期)。
 
  荣新江的论文集《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利用了考古、美术、文献材料,就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互动、汉文化的西渐、外来物质文明的贡献、三夷教的流传五大部分,探讨了汉唐丝绸之路走向、与区域城镇的关系、中国与波斯、大食(阿拉伯)等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往等问题。
 
  七 学术活动
 
  2015年度,召开的学术会议有:3月在西安举行的“唐韩休墓及富平桑园窑址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大众考古》4期)、7月于宁波举行的“行舟致远:扬帆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海交史研究》2期)、8月在敦煌莫高窟召开的“2015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研究》4期)、10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二届曲江壁画论坛——以壁画艺术史研究及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为中心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文物报》11月17日)、10月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的“2015两岸敦煌佛教艺术文化研习营”(《敦煌研究》5期)、10月在扬州举行的“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中国文物报》11月6日、《大众考古》11期)等,聚焦了2015年度学界关注的隋唐考古的热点论题,促进了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

(文章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公众号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作者:龚国强
责编:岑蔚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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