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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理论:回顾与期望

2018年02月09日 10:00   来源: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作者: 陈淳    【 收藏本文

      26年前,张光直先生在为1991年出版的《时间与传统》所写的序中曾经写道:“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加]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现在可以告慰张先生的是,这个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考古学年鉴》将考古学理论列入其编辑范畴,表明我国考古学界已经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对考古探索的指导作用。目前,随着材料的大量积累、科技手段的普遍应用、学科交叉的展开、各种探索问题的深入和细化,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局面。但是,就像发掘出土的原始材料一样,用各种科技手段提炼的信息也是凌乱和不成体系的,需要通过整合和阐释才能将这些信息变为系统的历史知识。而这种整合和阐释过程也离不开考古学理论。目前,我国考古学研究显示出一种技术和方法快于理论的趋势。看上去,目前许多考古研究比过去那种描述和直觉表述“科学”多了,技术多样,数据分析翔实,提炼信息明确,但是或因问题意识不清,或因缺乏与其他背景材料和信息的充分整合,孤立的测试数据和分析结果仍然是碎片化的认识,许多重要的因果关系仍然扑朔迷离,历史真相仍然迷雾重重。因此,我国学界在加强科技手段的同时,还是应当学会用理论思考和问题导向来进行研究设计,对各种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进而提出综合性的历史阐释。

    本文意在回顾理论对于考古研究的意义和国际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并对我国考古学理论提出一些希望。

一 理论与科学研究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本身就缺乏对历史学理论的系统讨论,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只相信赤裸裸和明确的事实。加上受兰克学派“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影响,考古学也就特别注重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相信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他进而强调,与“资料”“技术”和“方法”不同,“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规律的总结,并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加]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另一个原因,应该与我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有关,即将考古学看作是历史学的分支,好比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以史学为依从和为史学服务的考古研究,其问题和答案都与历史有关,不需要理论的解释。这种倾向在古典考古学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或以色列的圣经考古中也很明显。

    然而,考古对象的物质性使得这门学科更像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俄国考古学家利奥·克莱因(L.S.Klejn)指出,考古材料是物质遗存、器物和各种东西,并非是由语言锁定的概念。历史学家处理的是思想和语言领域的材料。文献资料处于历史学家相通的语言领域,但考古材料则不是,它们处在另一个领域。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考古材料(特别是它们的信息)转换到思想和语言的领域中来。考古学家所能理解的器物语言只是一种隐喻的表述。这种理解要将器物的语言转变为真实、普通和自然的语言,即一种词汇与概念、思想与关联的语言。这种转换的特别难处在于,不像民族志的器物,它们可以由当代土著提供解释,考古制品已是古物,它们的使用者早已不在,了解的线索早已切断(L.S.Klejn,“To Separate a Centaur:on the Relationship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in Soviet Tradition”Antiquity,67,1993)。

    要解读物质遗存,并将其转换成历史的语言,这就涉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或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是指我们如何了解事物的真相,关注对人类知识性质及可信度的了解。认识论考察知识如何获取、知识中肯定性与或然性的不同程度,以及知识(具有某种程度的肯定性)和信念(缺乏肯定性)之间的区别。过去两千年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认识论取向,一是经验主义,强调感知的作用;另一种是理性主义,强调推理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B.G.Trigger,“Archaeology and Epistemology:Dialoguing across the Darwinian Chasm.”AmericanJournal of Archaeology,102(1),1998)。长期以来考古研究主要由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所主导,而科学研究强调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在这两种认识论中理论的作用和地位完全不同。

    经验主义研究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它们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入之见而保持中立,绝对可靠。因此,经验主义者重视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认为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洞,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尔(C.W.Greenwell)“只管收集事实,永远不要考虑理论”的名言,就是经验主义者对待理论态度的典型表现([英] 保罗·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王晓秦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有的学者对理论也有类似的看法,把理论看作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甚至有人觉得,考古研究强调理论为先导,不是以材料为基础,简直就是本末倒置。

    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论对理论的看法刚好截然相左。前者完全排斥理论的作用,而后者则将其视为科学研究的向导和获取真知的必由之路。因此,考古学强调理论是对自身科学性的一种反思和追求。美国科学哲学家胡佛(K.R.Hoover)和多诺万(T.Donovan)指出,“科学是一种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过程,它不是一堆知识。它是我们声称知道某些事情的几种途径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方法是一套标准,用来决定有关真相不同观点的矛盾如何解决。它为研究者提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一种策略。它也为研究的受众提供一种判断能力来评估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是如何提出和使用证据的”。他们还说,“科学作为一种思考与研究方式,最好不要把它看作存在于书本、机器或罗列数据的报告里,而是存在于脑子不可见的世界里,它必须与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相关”(K.R.Hoover and T.Donovan, The Elements of SocialScientific Thinking, Boston:Wadswarth,10th ed,2011)。

    科学也从不妄言“真理”,它是指确凿无疑,这是不存在的。所谓科学研究,就是减少现象世界里不确定性的过程,通过观察和研究使得这些现象能够被部分了解。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最主要的差别是与讨论或漠视不确定性的方式相关,这门学科期望做出确定性推断的程度远高于自然科学。但是,社会科学特别是考古学研究的难度又远大于自然科学,被视为一种“硬科学”。难度越大,期望值自然越低。这会使考古学变得更加枯燥乏味(S.Weiner,“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Science and Integrative Archaeology.”IsraelJournal of Earth Science,56,2008)。

    考古学认识世界的途径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的另一标志就是学科交叉或科技考古的发展趋势。考古记录包括两个方面:我们肉眼所见的所有人工制品,也即所谓的显性材料;还有在这些物质材料中隐藏的信息,也即所谓的隐性材料。自放射性碳断代方法诞生以来,各种其他分析手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决各种考古学问题。其结果是,今天考古学的解释不仅要立足于肉眼所见,而且也要利用通过显微技术和其他分析手段提炼的各种信息。这些由显性材料与隐性材料提供的信息,能够使考古学家更好地了解和解释考古记录的成因以及它们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从而能进行较为全面的历史重建(S.Weiner,“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Science and Integrative Archaeology.”Israel Journal of EarthScience,56,2008)。

    在这样一种趋势下,研究什么问题、收集什么材料、采取什么方法和技术、提取何种信息、如何整合这些显性和隐性的信息来对考古材料做出历史阐释就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正如英国考古学家马修·约翰逊(M.Johnson)所言,考古学家和没有头脑的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考古发现转化为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这些法则不管是明确的还是含糊的,从根本上说是理论的。事实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M.Johnson, 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9)。因此,理论用来决定我们选择哪些材料,并对我们研究的结果做出解释(B.Myhre,“Theory inScandinavia Archaeology Since 1960:A View from Norway.”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London:Routledge,1991)。伦福儒和巴恩则提出了理论、方法与材料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论决定了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指导采集哪些材料和标本。技术和方法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要求来寻找和采集样本。这三个方面彼此衔接,相互依赖。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方法选择的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英] 科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理论优先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科学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演绎法并非是脱离材料的凭空猜测,而是帮助我们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找到问题所在和研究方向。这是自然科学采用的思维模式,运用一种理论的逻辑来提出命题,以便能够予以检验。科学的程序被设计来防止偏见的产生,一种理论的前提必须将其置于可以被证伪的基础上。由理论出发的演绎提供了一种探索的程序,构建的理论被用来引导许多特定谜题的破解(K.R.Hoover and T.Donovan, The Elements of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Boston:Wadswarth,10th ed,2011)。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种实证主义演绎比作历史的侦探。考古学家好比福尔摩斯的破案,将各种碎片化的线索拼合起来重建历史。福尔摩斯首先根据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从脑子里预判案情发生的场景,然后采用严谨的推理来梳理事情经过的逻辑关系并进行科学分析,再用证伪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来最终锁定嫌犯。一旦演绎揭示了谜底,它们对于普通人的常识来说都极其简单。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适用于人类所有的经验性领域,而柯南道尔的小说是对实证主义力量的称颂。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把考古学家比喻为临床医生。新考古学提倡的各种理论被看作是药方,其目的是防止和治疗考古研究中的主观性。理论指导的考古研究能为人工制品分析带来客观和健康的认识,从系统论到中程理论,都是对其他理论无效时的一种补救措施(M.Shanks and C.Tilley, Social Theory and Archaeology, 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Mexico Press,1987)。

    科学理论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可相对区分为处于较低层次的经验规律和处于较高层次的理论原理。各种经验规律的普遍性程度是不相同的,而各个理论原理的普遍性程度也是不相同的(张巨青主编:《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同样,考古学理论在研究中涉及诸多方面和各个层次。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D.L.Clarke)将概念的理论与信息的理论和推理的理论区分开来,分别把这些理论称为考古学的形而上理论、考古学的认识论以及考古学的逻辑与解释。这三种理论相互重叠,并渗透着其他各种层次的理论,它们是考古学阐释的各个步骤。沉积前和沉积理论考虑考古记录中人类活动、社会形态、环境因素和沉积特点的关系。沉积后理论考虑这些沉积特征发生了什么,诸如损毁、侵蚀和扰动。提取理论主要是发掘和野外对残存沉积物进行采样的理论。分析理论关注信息的提取与处理,阐释理论考虑如何将这些特征与不可直观和无法体验的古代社会和环境原因联系起来(D.L.Clarke,“Archaeology:the Loss of Innocence.”Antiquity,47,1973)。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认为,考古学理论可以被视为由高级、中级和低级三个层次理论组成的体系。考古学的高级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高级理论相一致。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文化唯物论和文化生态学可以被看作是高级层次的理论,它既适用于考古学,也同样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因此这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理论。但是,高级理论不是直接从考古发现的材料中来予以认识和检验的,也无法直接用来对考古学的具体发现作出规律性的解释。要达到知其所以然的境界,高级理论的运用取决于中级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中级理论是在直观的考古遗存与物质现象与非直观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关系的理论。路易斯·宾福德(L.R.Binford)的“中程理论”和迈克尔·希弗(M.B.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中级理论的代表,它被比喻为考古学解读物质现象的“罗塞塔碑”。中程理论与中级理论关注物质与人类行为之间相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并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因此,中级理论和中程理论好比是破译考古现象中人类行为信息的密码。考古学高级理论的阐释和运用,取决于中级理论研究的成果,它是对考古现象做高层次理论阐释的一个必需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对于考古学实践来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将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

    低级理论是考古学的实证研究理论,对一些反复观察到的现象做规律的总结。这是一种经验型的研究,包括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判断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和传承。有时,考古研究也推测一些器物的功能和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但是这种分析仍是一种依赖直觉的常识性推测,并不具备理论所要求的规律性特点。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低级理论所得出的一些总结仍然是有待于检验的规律,尚未上升到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陈胜前也有五个层次考古学理论的看法:(1)考古材料的解读,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2)遗址形成过程解读,包括埋藏学、遗址废弃过程和地质学研究等。(3)行为信息提炼,包括人工制品的技术、葬俗和民族考古学类比;(4)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解释;(5)考古学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思考。他认为,当今中国考古学主要限于第一个和第四个层面的探讨,即类型学和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两个层次的推理是脱节的,因此无法从考古材料来直接讨论社会规律问题(陈胜前:《考古学理论的层次问题》,《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考古学利用一套理论体系来对材料和现象进行阐释是比较晚才发展起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学的进展主要是依赖材料的积累,各个层次的理论还没有完善,于是像一些古代科学那样,传统考古学的阐释大体上是以直觉方法和经验认识为基础的。直觉思辨方法比较注重经验事实或感性知识,这是科学中最基础的部分。经验事实和感性知识是指人们对亲身观察到的事实作出描述和记录,在经验事实和感性知识之上是运用理性方法对其进行处理,从而上升到理性事实和抽象的认识。因此,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门学科科学化的过程。然而,思想和科学的历史不是自发的。考古学中应用理论的历史不能与实际的研究状况和考古学在某特定国家中发挥的作用分开(S.Cleuziou[et al.],“The Use of Theory inFrench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Europe,London:Routledge,1991)。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理论在世界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而回顾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学理论的进展。

二 国际学界的发展

    布鲁斯·特里格在《考古学思想史》里介绍了考古学范式从进化考古学向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发展的一般性趋势。虽然对考古学理论的明确关注被公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努力,然而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在1936年曾在英国史前学会会刊上呼吁考古学家在研究中要有理论意识,要有系统地讨论如何研究史前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问题(V.G.Childe,“Changing Methods andAims in Prehistory.”Preceedings of thePrehistoric Society,No.1,1936)。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从哲学和认识论来思考考古学研究。

    柯林武德是一位观念主义者,他认为研究过去离不开人们当下对事物性质的看法,而且考古学家都是以习得的概念来看待过去的。考古学家只会感知他们想找的东西,除非这些东西与他们的兴趣相关,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比如,英国考古学之父皮特·里弗斯(A.Pitt-Rivers)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学先驱,虽然他的发掘过程极其严谨细致,但是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柯林武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东西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东西本身或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主观的积极探究([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柯林武德对当时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所有经验主义的研究都难以做到真正客观,都离不开研究者的观念、兴趣和社会背景。

    自20世纪30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对器物史和文化历史学导向的范式逐渐感到不满,出现了一些强调理论指导的呼吁。张光直认为,考古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还是在“二战”以后,而且这一讨论的中心主要在美国,且数十年不衰。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和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而是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因此,考古学家可以在丰富多样的理论中选择符合自己立场和观点的理论,并从这些体系中得到启发与激励([加] 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总体来说,由于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不同,各国有自己特有的考古学传统,相互间的影响和互动也各不相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考古学理论在几个不同国家里的发展,以便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一份参照。

(一)美国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考古学还是以文化历史学范式为主导。但是,与旧大陆国家的考古学不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而是印第安土著的历史,所以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科定位上属于人类学的分支。于是,新考古系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就提出了“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的口号。

    新考古学首先对文化历史学研究的归纳法和依赖经验直觉的方法提出批评,认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无法判断其正确与否。受德裔美国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C.G.Hempel)的影响。宾福德强调考古研究应当采用科学方法,以减少判断的主观性。他认为,为了做出科学的解释,必须从一般性原理出发进行假设,然后通过经验数据和独立的分析数据对其进行严格的检验,即所谓的规律—演绎模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人类的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许多一般性法则,于是这种演绎采取了假设—演绎的模式。

    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受功能主义影响很大,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社会多为狩猎采集群和早期农耕社会,主要关注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所以被称为生计聚落考古。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主要采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理论研究这些社会的生存方式,在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中,还流行许多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理论,如人口压力理论、竞争宴飨理论、广谱经济理论、最佳觅食理论和最省力模式等。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倡导的一种理论,他把社会或文化看作是由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组成的三层蛋糕,并在下面加了一层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看作是左右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了解人地关系和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释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生态学方法强调生物自然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动植物、气候和地形——但是它的真正贡献是为研究提供的一种视角。通过这种视角,考古学家将人类和自然看作是一系列动态和互动系统中的参与者。文化与环境的阐释概念导致产生了富有成果和可予检验的模式(P.J.Watson,S.A.LeBlanc and C.L.Redman,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An Explicit Scientific Approa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采纳文化生态观,导致了对许多传统观念的重新评估。比如,以前根据类型学划分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到底是文化传统和族群差异还是适应不同环境造成的功能差异?而以前从传播迁移或从融合和碰撞来做简单解释的文化现象,则从交互作用圈和世界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考虑。对人地关系的重视,使得考古学家采纳了生物科学的许多有用概念。比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Barth)率先采用的社群“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概念:“任何一个族群的‘环境’并不仅由自然条件来定义,同时也取决于他们所依赖的其他族群的存在和活动。每个群体只是开拓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留下其大部分给其他群体利用……采用某种动物生态学的概念,尤其是生态位的概念——某群体在整个环境中的位置,他们与资源和竞争对手的关系。”(F.Barth,“Ecological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North Pakistan.”AmericanAnthropologist,58,1956)。生态位不能与环境区域和聚落的简单地理位置相混淆。环境区是指由其自身一批动植物所占据的不同区域,并以特定的地形、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特点。生态位是被某文化有选择地栖居的,包括这批群体的采办系统,加上他们与动植物和邻居的其他关系。于是,两种文化可以在同一环境区域内比邻而居,占据差异很大的生态位。

    为了了解社群在各种环境里对不同生态位的利用,遗址域(catchment area)概念被来分析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根据遗址里出土的人工制品和生态物,对遗址的生计或经济形态提出假设。然后详细勘察遗址周边的地形、土壤、植被和其他环境资源条件,最后生成地图。遗址域分析是一种理论的检验,推测人们日常行走距离、搬运的最大范围,以及遗址中出土的生活资源的可能分布,判断这些资源的最可能来源。遗址域分析与出土材料相结合,有助于解释遗址的生计行为、遗址功能和环境条件([英]科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主编:《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从文化生态学来了解人地关系和文化适应,导致环境考古学的兴起,并刺激了聚落形态方法的诞生和农业起源研究的深入。聚落考古学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R.Willey)所开创,在斯图尔特的启发下,威利从四种聚落形态:生活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和墓地的历时变化来了解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社会变迁,标志了考古学文化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G.R.Willey,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in the Verú Valley,Peru.Washington,DC: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Bulletin no.155)。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和自汤姆森三期论发明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理论进展就是提倡系统论(system theory)。系统论是来自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理论方法。该理论认为,系统和系统关系存在于许多生物和非生物的现象中。大到天体和太阳系的运转,小到人体和生物体的循环,都属于不同的运转系统。主导这些系统的法则有时不但类似,甚至可以十分相似。采用系统论的概念,要比考古学家在分析描述中所采用的一对一的因果机理解释更加合理。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采纳控制论来分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或亚系统,引入正反馈和负反馈的机制,观察系统的平衡和失调。系统中某个亚系统的失调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负反馈在面对外来波动性输入时,会以一种基本稳定状态维持着系统,而正反馈会引起系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是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将文化视为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其亚系统由诸如如人口、技术、经济、贸易、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组成。而文化系统又和生态系统组成了一个互动的功能系统,环境的变迁会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文化系统的运转和变迁。三是采纳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希·贝塔朗菲(L.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研究生命系统的增长态势,比如种群数量与土地载能的关系。系统论方法特别适合于计算机模拟研究,对众多变量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模拟,并做出长期趋变迁趋势的判断,并检验考古观察和阐释的合理性(P.J.Watson,S.A.LeBlanc and C.L.Redman,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An Explicit Scientific Approa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K.V.Flannery)是开发利用系统论研究的顶尖学者,在对中美洲瓦哈卡河谷圭拉那魁兹洞穴的研究中,他采用电脑模拟来论证农业起源的理论。电脑程序将一个四人游群置于四种植被带中,然后根据潮湿、干燥和平均年份的随机顺序观察他们觅食策略的变化。有趣的是,该游群确立了两种策略,在潮湿年份中采取比较积极的策略,会进行栽培植物等试验性活动。而在干旱年份比较保守。模拟的结果和遗址出土的材料特点十分吻合,说明预判的觅食策略能够解释遗址的生计和觅食活动。然后,模拟在其他变量不变,变换生态系统的五个参数来进行观察,一是更加潮湿;二是更加干旱;三是极端气候消失,都为平均年份;四是人口增长;五是保持四人的平均水平。模拟发现,这些过程都没有加快农业的发展进程,甚至还会导致趋缓。因此,该项研究并不支持农业起源于人口压力的理论阐释(K.V.Flannery,GuiláNaquitz: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Mexico.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9)。

    过程考古学还强调研究社会演变规律的重要性,采用新进化论模式来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20世纪中叶,出于对当时学界以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B.Franz)历史特殊论为主导的现状不满,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L.White)重拾对社会变迁一般性趋势的重视,将社会的进化观带回到舞台的中心。新进化论在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马歇尔·萨林斯(M.Sahlins)和莫顿·弗里德(M.Fried)等学者的努力下得到完善,并以塞维斯的四阶段社会类型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为代表,概括了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性发展趋势。

    在新进化论的框架下,考古学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来探索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其中对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着墨尤多,起初由比较偏好强调某一主要动力的单因论解释如水源论、战争论和贸易论,慢慢转向系统论的多因论阐释。

    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学的目的不应是描述而是解释。考古学家的解释不应是猜测,而是必须了解材料,利用考古材料来论证其观点,并最终解决“如何”和“为何”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了解“何人”“何物”“何时”“何地”的问题。由此可见,考古学从描述转向阐释,理论的作用就非常关键。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是对研究客体的科学认识。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因此,理论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在另一方面,理论又是研究的向导和感官识别的判断基础。它指导田野发掘、采样和分析程序,并做可行的研究设计,以便使研究向预先设定的目标前进。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今天仍然是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的主要范式,虽然它受到许多批评,其中包括来自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但是过程考古学探索社会演变规律的目标、关注系统论和文化变迁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强调严格的方法论设计和在考古学阐释中重视各种理论建设,仍然使得它充满活力,并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的考古学实践。

(二)英国

    虽然英美两国在语言和学术传统上十分接近,但是由于学科定位、社会思潮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英国考古学对传统方法的反叛来得比较迟缓。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并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当新考古学思潮传到英伦时,英国考古学界开始的反应相当负面,从漠视、嘲笑、批评它行话太多,贬低它毫无新意到斥之为非英国做派等不一而足。格林·丹尼尔(G.E.Daniel)把新考古学看作是胡言乱语而不屑一顾,认为美国考古学是从最无收益的考古材料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对自己的材料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只能埋头于理论和方法,把时间耗在讨论文化过程和动力法则上来寻找安慰([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作为《古物》(Antiquity)杂志的主编,他在刊物上组织了有关考古学发展方向的讨论文章。1973年,戴维·克拉克在《古物》杂志上发表了《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公开为新考古学辩护。就像他先前出版的著作《分析考古学》(Analytic Archaeology 1968)一样,他提出了自己有关新考古学的独特见解,呼吁强调方法论,优化分析程序与概念,讨论考古学知识与解释的性质。他特别表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好奇心和愿景,要求从本学科以外来寻找新思想。克拉克的考古学新思想标志着英国考古学开始偏离传统的经验性和非理论的考古学范式。

    戴维·克拉克英年早逝,无法践行他的新考古学纲领。新考古学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是科林·伦福儒(C.Renfrew),他本科读的是自然科学,后来在美国短期执教。虽然伦福儒对探究通则持保留态度,但是他拥护新考古学的实证方法,并将系统论用于他对爱琴海地区的文明发展,把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概念引入欧洲的个案研究之中。于是,英国考古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和书写模式,从一种系统论框架来强调社会和经济变迁,并将有关交换、纪念建筑、墓葬、聚落形态和中心位置的考古材料作为研究这种过程的证据。同时在研究中重视科技手段、地理方法和数理统计。

    伦福儒的著作没有像克拉克那样受到敌视和攻击,部分原因是他的著作没有晦涩的行话,比较易懂。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是对特定材料做出解释,而非阐述方法论本身,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降,由伦福儒倡导的这种考古学,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已经成了这门学科当下最流行的研究模式。它代表了社会—经济取向的英国过程考古学特点,这就是强调社会与经济过程,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采纳新进化论的社会类型学,采用一种涵盖所有新科技、数学统计和地理学方法在内的方法论。

    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英国考古学受到来自欧洲大陆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的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矛盾与冲突的思想来开发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权力和冲突的来源不限于对日常生产的控制,而且涉及繁衍、地位、知识和显赫物品,特别对后者分配、传播和交换的控制。该方法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强调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共有的一般世界观,而是用来使社会中不对称的关系自然化和合法化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通过物质文化和祭祀活动的投射使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并对考古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该方法的另一吸引力在于,它将社会变迁的解释坚定地放在社会内部。虽然这点很像系统论的视角,但是变迁的原因并非系统的失调,而是内部的矛盾。它提供的也不是一种通则性的解释,而是对特定案例的特殊性解释。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承认社会的交换和互动网络以及它们所象征的主导结构是非常广泛的。考古学家借鉴沃勒斯坦用于解释晚近历史的世界系统理论,将它用来解释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各种社会在某区域网络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差异。

    在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Hodder)的努力下,后过程考古学以一种明确的运动亮相。他采用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卓见来研究物质文化。霍德认为,物质文化并非是过去人类行为的被动反映,而是过去社会活动意义深远的组成部分。为了了解它们,我们未必要通过各种改造过程用正确的研究程序来推断过去,而是要找到解释过去文化含义的途径。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即结构主义方法,并以霍德主编的《象征与结构考古学》为先声[I.Hodder (ed.),Symbolic and Structural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物质文化中所见的形态被视为各种对立面的结构体,并最终被视为潜在结构原理的特定表现,而社会就是用这些原理来对其人群和环境进行归类,并构建社会关系的秩序。这种原理在不同地区的物质文化(墓葬、房屋和陶器纹饰等)中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但正是这些原理构成了过去各种文化的最终解释。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这些原理以及物质文化体现这些原理的方式。

    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物质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意义,即所谓的象征考古学。意识形态并非社会现实的面具,而是这种现实的组成部分,它还是各种原理的组成部分,社会个人就是用这些原理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的。通过意识形态的这种概念,考古学就能从理论上将物质文化的象征性解释与社会结构和长期变迁的解释联系起来。

    霍德还提出了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的概念,他提出物质文化与其含义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上是主观的,但是其含义至少部分源自其背景和先前的背景。这种背景是指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历史的背景。于是,背景考古学再次强调文化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紧密关系。考古材料不仅是推断证据的基础,而且是需要读懂的一种“文本”。

    后过程考古学对过程考古学实证论的一个反映,就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操作的自我评判意识。这种被称为批评考古学(critical archaeology)的思想特别要求关注考古学在现代欧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当下政治讨论中如何看待过去,还有就是如何从欧洲人自己特有观念的讨论如何沿用到其他社会研究中的问题(T.Champion,“TheoteticalArchaeology in Britan.”Archaeological Theory inEurope,London:Routledge,1991)。

(三)法国

    法国有着悠久和杰出的古物学、古典考古学和旧石器考古学传统,来自里昂的雅各布·斯庞(J.Spon)是第一位用现代意义来应用考古学术语的古物学家和铭刻学家,将考古学专门指称研究过去人类社会的物质遗存。他还认为古代铭刻是比文献更直接和更可靠的信息来源,因为文献会被重复创造。古物学家伯尔纳·蒙福孔(B.de Montfaucon)出版过15卷本的《古物说明和图版描绘》,为早期的古物研究提供了榜样。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碑的双语铭文,为埃及学和法国的东方学或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的摇篮,布歇·德·彼尔特(J.Boucher de Perthes)、爱德华·拉泰尔(E.Lartet)和莫尔蒂耶(L.L.G.de Mortillet)确认了打制石器的人工性质和更新世人类的存在,而后两位根据法国旧石器的类型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和分期。由于史前学和古典考古学在法国属于不同的领域,因此拉泰尔和莫尔蒂耶在法国的学术体制内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因莫尔蒂耶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而受到广泛关注,但是这门学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法国史前学在步日耶和博尔德的努力下,完善了文化历史学范式的方法论和类型学体系。

    继莫尔蒂耶、步日耶(A.H.Breuil)和博尔德(F.Borde)之后,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LeroiGourhan)是对法国史前学贡献最大的考古学家。他是所有欧洲考古学家中最精通人类学的一位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尝试用结构主义理论建立一种器物的民族志学,判然有别于步日耶和博尔德建立的器物类型学。他用一种不同于考古学文化和器物类型的视角来分析考古遗存,试图用结构分析来揭示物质文化的内在关系,了解器物趋同的功能制约和文化或族群之间的风格趋异。他提出了“操作链”的概念,意在分析器物从加工到废弃的生命史以及它们在不同阶段的形变序列。他视人类的文化演进始于工具,是大脑和肢体协同的产物,然后是族群的分化,最后是扩充人类记忆的技术进步。勒鲁瓦—古尔汉还采用抽象符号的统计学分析来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的分布规律,试图用结构关系来解读其内在的含义。他倾向于认为,其中马和野牛的图像象征了男女性别关系,将马与男性相连,而野牛与女性相连。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完全放弃了这种方法([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总的来说,法国考古学家很少采用理论,也鲜有建树。法国有许多思想家对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如埃米尔·涂尔干(E.Durkheim)、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P.Althusser)、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米歇尔·福柯(M.Foucault)、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费尔南·布罗代尔(F.Braudel)等,但是他们对本国的考古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法国的学术传统独立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人类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类型学,是“欧洲大陆的一块孤岛”。这种独立性可能一方面与法国源自启蒙运动的自命不凡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家体制的厚此薄彼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考古学无论田野工作还是在高校,像是一片学术沙漠。法国考古学以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一般的哲学传统置身于欧美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潮流之外。法国考古学界与美国考古学界来往很少,限于个人参加各自召开的学术会议。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外是宾福德与博尔德对莫斯特文化的争论,宾福德将博尔德归于四批不同人群的莫斯特传统看作是功能差异。这使得博尔德的工作在美国广为人知,但是应该更加引起美国考古学界重视的勒鲁瓦—古尔汉的研究却不为人知,他的著作也很少被译成英语。

    法国考古学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文化技术的探究方面,通常被称为民族考古学方法。这种方法与美国新考古学提倡民族考古学十分相似,希望能够解释有关物质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而这在打制石器的实验复制上十分成功,而在骨器、陶器、冶金和农业技术上仍处于草创阶段,而且主要服务于博物馆展示。

    尽管有来自其他学科和英美考古学的影响,但法国考古学可能还会沿袭它源自启蒙运动的传统,主要关注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y)。理论阐释主要立足于经验性的研究,用类比、实验方法和技术分析来了解物质文化。法国学者认为,未来考古学理论的繁荣取决于不同学术传统的互动,而非采用某种单一的“正确”推理方法(S.Cleuziou[ et al.],“The Use of Theory inFrench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Europe,London:Routledge,1991)。

(四)斯堪的纳维亚

    北欧是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是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为后来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榜样。瑞典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斯文·尼尔森(S.Nilsson)坚信文化进化学说,认为人口的增长促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狩猎采集者向最早游牧者的转变。他最早采用民族志类比来了解人工制品的用途,进而了解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他是第一个用实验手段来解释石器打制方法的考古学家。丹麦地质学家约翰·斯廷斯特鲁普(J.J.Steenstrup)最早从环境考古来研究文化变迁,将松、栎与山毛榉及榆树植被分别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相对应。自1848年开始,以詹斯·沃尔塞(J.J.A.Worsaae)和廷斯特鲁普领衔的丹麦等第一届厨庖贝丘委员会开启了将考古发现与古环境研究相结合的先河,结合考古学、地质学和生物学方法来研究史前先民是如何生活的。1905年开始,瑞典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G.de Geer)利用冰缘湖泊的纹泥为斯堪的纳维亚12000年来的冰川消退断代,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历矫正的自然年表,并与能够断代的考古发现相联系。瑞典人伦纳特·冯·波斯特(L.von Post)开创了孢粉学方法,改善了斯廷斯特鲁普对北欧冰后期植被变迁的先驱性研究,并为砍伐森林和引入驯化植物的过程提供了证据。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O.Montlius)完善了器物类型学方法来建立相对断代,并是从整个欧洲范围调查史前史的第一位考古学家([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处于一个乐观和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强调采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聚落发展和重建古代的生活方式,开发了许多新的发掘技术。动植物学家参与的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为常态,并由那些不以形态学和类型学为导向的考古学家主导,他们主要采用与历史时期早期的民族学类比来研究考古遗存。

    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和民族学成为高校考古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新的人类学理论引入考古学界,大家都开始熟知美国考古学家沃尔特·泰勒(W.W.Taylor)、戈登·威利、阿尔伯特·斯波尔丁(A.Spaulding)以及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的名字。这与弗雷德里克·巴斯的工作密不可分,巴斯195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引入挪威,并开始影响北欧的考古学。过程考古学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系统论方法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中流行。参考沃尔特·泰勒的论述,巴斯将文化定义为“当地某人群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在他看来,考古学只能重建很有限的一小部分古代文化,这是巨大的挑战。

    基于农田、房屋和古坟地理学研究的聚落考古在北欧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瑞典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史前的农业景观,引入新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空间发展”。这对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终使得这两门学科融合到同一趋势之中。与此同时,文化生态学和古环境变迁也越来越受重视,随着工业开发而来的抢救考古的发展,大型学科交叉项目在抢救考古学的框架下组织起来,地质学和动植物专家共同参与,并对学科定位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考古学从过去以历史为背景的人文学科转变为优先考虑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叶,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已经建立起能与英国考古学比肩的理论平台,并且直接立足于英美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戴维·克拉克、科林·伦福儒和路易斯·宾福德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引入了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洛普(E.Boserup)有关农业发展与人口的理论、埃尔曼·塞维斯有关文明起源和原始社会结构的理论,以及英国考古学家埃里克·希格斯(E.Higgs)有关古经济学的理论。塞维斯、萨林斯和弗里德的新进化论被全盘采纳,产生了一种生态学—系统论—新进化论的范式。在此范式内,基于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等亚系统的演绎系统论主导着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研究。

    该时期另一重要进展就是开始逐渐接受理性主义的演绎法,量化分析和电脑技术也日益重要。假设检验、建模和概念的严格定义给传统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推理方法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变得更加自觉,程序更加明确。不管是归纳还是演绎,主要还是采用实证论,相信考古材料中蕴含着客观的信息和知识。

    随着后现代思潮和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反实证论的观点,对中立和政治无涉立场的考古研究提出质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挪威考古学家阿恩·约翰森(Arne Johansen),他关注考古学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并对考古研究的基础即理论和经验材料的关系提出质疑。他认为并不存在自身意义的考古材料,它们是由考古学家的假设和提出的问题而构建的。因此,考古学无法像新考古学建议的那样从事客观的研究。虽然北欧学界并不完全认同约翰森的观点,但是他提出的考古学永远无法成为一门客观的学科则被大家逐渐接受。

    受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家伊恩·霍德、迈克尔·罗兰兹(M.Rowlandz)和克里斯多夫·蒂利(C.Tilley)的著作以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的首选。许多年轻考古学家在霍德《行动中的符号》(Symbols in Action)和《象征与结构考古学》等著作的启发下,开始用符号学研究岩画的象征意义,并将器物看作是原始社会中价值、规范和地位的象征。还有就是弗雷德里克·巴斯的著作《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ries),将物质文化看作是标示族群身份的俚语(idiom),并将族属从一种社会组织来定义。还有一些尝试是将结构马克思主义、象征主义和物质文化的意识形态结合到一个总体理论之中,这种研究的主要兴趣关注社会的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和社会方面。

    总的来说,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理论讨论的基础仍然立足于考古学的基本概念:类型与文化。在这个层面上,考古学的范式仍然是历史学、定性和以器物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但是,在过程论后过程论的影响下,研究课题涉及经济、社会、人口迁徙、早期语言、宗教信仰、族属和政治结构等各个方面(B.Myhre,“Theory inScandinavia Archaeology Since 1960:A View from Norway.”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London:Routledge,1991)。

(五)德国

    早在19世纪70年代,海因里奇·谢利曼在特洛伊的发掘为考古的地层学方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上半叶,德国考古学为欧洲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做出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堪比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一战前,古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a)提出了所谓的“聚落考古”来研究族群分布。这种方法将器物类型学和地理分布相结合来分辨史前人群。这种方法的原理是:(1)典型器物类型能够分辨“文化”;(2)这类器物类型的分布代表了“文化区”;(3)明确定义的文化区与特定的部落或族群相对应;(4)如果前后之间没有明显的中断或变迁,相关的部落和族群能够从晚近的历史阶段上溯到史前。

    科西纳的方法对欧洲史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成为柴尔德构建考古学文化概念和文化历史学范式的榜样。但是,柴尔德对这一方法做了修正,强调器物组合而非个别典型的器物类型,而且他的范式相对侧重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方面而非科西纳的族群和种族方面。“二战”之后,科西纳的方法因其内在的缺陷和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而被德国考古学界所摒弃。

    20世纪60年代,德国考古界对新考古学思潮反应并不积极,认为戴维·克拉克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缺乏事实根据或“新瓶装旧酒”。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不仅针对史前考古学,也存在于考古学的所有分支领域里,如原史时期考古、罗马区域考古和中世纪考古中。近东考古学和古典考古学因为它们处理的材料完全不同,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课题密切相关而完全与其无关。古典考古学主要由艺术史的方法所主导,与考古学的其他分支没有什么来往。在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大部分精力仍然放在描述上,努力改善分析技术和遗址内的石制品空间分析,并越来越重视拼合方法。

    被视为比较进步和开放的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受英美新考古学思想的影响而非科西纳传统概念的延续,德国考古学开始采用学科交叉方法来研究聚落形态,并辅以各种实验考古学的手段。虽然德国新石器时代学者了解欧美过程考古学的新概念,但是他们很少应用或根本没有理论。结果,其研究仍然是以器物类型和年代学为主导,其成果仍然局限于分辨当地和区域分布的人群和文化,将它们置于各自的文化序列之中。

    德国考古学家也有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和争辩,介绍史前考古学的发展趋势,讨论联系史前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批评德国考古学中以材料为主导的取向,并呼吁转向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但是,这些文章只是零星的论述而无法形成气候。德国考古学家对欧美新考古学的态度基本是负面和否定的,而对后过程考古学更是一无所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理论探讨的目的和内容不太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难以接受新考古学的“反历史学”立场,因为占学界重要地位的古典考古学和中世纪考古学都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

    拒绝过程考古学和人类学模式,使得考古学对解释文化变迁如中石器向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铁器时代向罗马时代的过渡特别薄弱。理论阐释的薄弱造成德国考古学所有的分支领域都缺乏研究综述,为此辩解的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撰写历史”。然而,他们既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材料,也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这种情况被形容为“德国考古学派的悲惨命运:只是描述材料,不反躬自问这到底有何价值”(H.Härke,“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Paradigms,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West German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London:Routledge,1991)。德国考古学漠视理论的态度与其历史背景有关,战后德国学界清算科西纳的理论方法,造成学者对所有理论的不信任,倾心于精湛的发掘技术、类型学分析和完善考古年代学。

(六)日本

    田野考古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由西方学者引入日本,长期以来采用一种民族主义取向的文化历史学范式。柴尔德的许多著作很早就被译成了日文,对日本考古学的理论传统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历史唯物论被许多日本考古学家所采纳,但是其解释文化变迁的传播论却并不吃香。这种偏好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历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有关,日本考古学家不但寻求一般规律来解释日本历史的发展,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初讨论区域政体如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互动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转变时期移民与当地土著之间的互动,但是将这种文化变迁与发展混为一谈。

    公元8世纪日本古代官僚国家形成之后未见有大规模移民,形成了一种同质性民族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他们直系祖先的习俗和思想无须通过艰巨的理论研究来了解,这也导致在日本考古学家中缺乏有关认识论的讨论。而且,日本政客和商人也希望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是同质性大和民族的一员,本质上团结在天皇的统治之下。

    当下流行的“日本文化论”或伪科学的日本文化,包括特别强调日本文化有别于任何外来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强调日本文化作为经济成就基石的优越性。加上崇拜天皇造成对皇室谱系和墓葬进行历史和考古研究的禁忌,成为现代工业化日本的利益集团从意识形态上操纵历史的典型例子。考古学家只能放弃从皇室起源来研究国家的形成,转向考古材料的类型学研究。日本考古学家忌讳卷入政治问题,甚至避免进行理论探讨。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研究课题的关注发生了明显改变。像“技术发展”“丧葬实践”和“社会分层/国家形成”等研究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血缘关系”和“贸易/互动”的研究显著增加,反映了研究取向从进化论模式朝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这个改变被认为受英美的过程考古学、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有关。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英美的过程考古学对日本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有些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还是被日本学者所采纳。比如人口研究、聚落形态和生计活动的季节性研究。有些日本考古学家还在日本列岛开展食物采集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此外,大部分日本学者吸收过程考古学的某些思路,作为改善自身研究的方法,将其看作是材料分析的一种“科学途径”。日本考古学中既没有采用系统论和一般法则来解释文化过程的尝试,也没有欧美考古学流行的对阐释客观性的反思。对待过程考古学的这种态度与日本学者长期依赖经验方法有关,即强调收集更多有关过去的“事实”,而非完善一种阐释材料的理论框架。

    日本考古学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一种文化历史学研究,一些学者采用柴尔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些理论被认为是有用的一般性理论,并未从全球范围考虑通则性的问题。这可能部分由于日本的岛国性质,形成了日本考古学独特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H.Tsude,“ArchaeologicalTheory in Japan.”Theory in Archaeology,London:Routledge,1995)。
 
    从上面的介绍可见,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是伴随着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变革而兴起,之后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得到响应。随后,后过程考古学在英国兴起。表现出理论阐释从关注生计适应的实证论取向,转向对人类意识形态和文化象征及结构方面的关注。虽然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取向不同,但是它们都努力借鉴人类学或社会学理论来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社会文化是如何运转和变迁的。有些研究领域成为各国学者互动的产物,比如,在后过程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下,美国过程考古学将认知、象征和个人的因素结合到原来以生计聚落为中心的研究之中,出现了认知—过程考古学的范式([美]肯特·弗兰纳利、[美]乔伊斯·马库斯:《认知考古学》,寻婧元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性别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是挪威考古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直到1984年美国考古学家玛格丽特·康基(M.Conkey)和珍妮特·斯佩克特(J.Spector)发表了她们的先驱性成果之后,性别考古和女权考古学才成为北美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特色。能动性和个人考古学理论则受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Giddes)的结构化理论、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法国新马克思人类学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习性”(habitus)概念的影响。各种理论对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影响程度各异,经历了情况各异的发展,对考古实践的影响和推动也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各国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

三 在中国的发展

    考古学范式的变迁和新考古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进入中国。张光直先生在多次回国访问中向高校考古专业师生和研究所同人介绍美国考古学的进展及主要的理论方法。1984年秋他给北大师生的讲座内容结集为《考古学专题六讲》于198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讲座内容中除了“聚落考古”一讲对过程考古学的田野方法介绍得比较详细外,其他内容主要介绍分析技巧和他自己对中国考古课题的研究心得,并没有太多涉及理论问题。这些讲座内容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启蒙”,鉴于过程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的对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张光直先生对于理论话题还是表现得十分谨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985年,路易斯·宾福德访华,与贾兰坡先生商谈旧石器考古学合作事宜,参观了周口店遗址以及山西和东北的一些旧石器地点。后来由于研究思路特别是宾福德从埋藏学对周口店第一地点骨骼破碎动力和用火遗迹所提假设而引起的误会,最后使得访问不欢而散。这次交流凸显了我国传统方法与实证主义过程论的凿枘不投,我国学者擅长经验性判断和归纳法,将猿人洞出土的破碎骨骼和用火遗迹看作是古人类狩猎和用火的证据,而宾福德则从埋藏学原理出发,怀疑其中可能有自然动力的作用。因此,他访华的初衷就是想检验这种自然动力的可能性。这次访问和合作的失败十分可惜,令我们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宾福德在回国后对美国考古学界发表了他的访华观感,其中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考古学者体会不到理论与范式的作用,根本不知道如何应用理论来认识自己这个领域(刘景芝:《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

    与许多国家相仿,我国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美国新考古学的反应总体上是负面的,而这种反感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这种排斥心态一是来自过程考古学基本上是一场范式革命,是对文化历史学传统的否定。面对新范式的冲击,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用传统范式做了一辈子研究的资深学者更加难以接受,本能地予以排斥。二是我国学界长期与国际学界隔绝,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非常陌生,感觉不到有变革和改进的必要。三是过程考古学理论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行话或术语,这种行话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学者尚不易理解,更不要说存在语言隔阂的中国学者了。于是,国内面对美国新考古学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不少争论,态度也各不相同。这种争论对于学术发展来说是正常的反应,对于改变现状和促进学术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考古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争论、实践和检验,其优缺点基本已经彰显,并处在向后过程考古学转变之中。新考古学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不同思想和流派的争论,所以对于外人来看难免盲人摸象,一头雾水。因此在有关新考古学讨论之中,中国学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来评判其价值显然会有以偏概全之虞。这时,张光直先生介入到这场争论中来,为中国学界梳理了美国新考古学的来龙去脉,并评价了其优缺点。在美国,张光直先生因偏重考古学的史学地位被新考古学派归入“传统考古学家”的范畴,尽管他赞同过程论的许多理念,并为过程研究方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光直先生对新考古学的评价十分公正和中肯,他肯定了新考古学超越年代学和类型学,超越遗址和遗物描述,进入社群分析和行为重建,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但是也批评了新考古学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自认为是唯一正确路线的缺点。他认为,新考古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它的环境、生计和聚落考古,以及它采纳的假设—检验的演绎法。中国学者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解释考古现象时常常采取想当然或来自解释者的灵感,多没有系统的方法。除了年代、器物和文化关系外,在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及运作以及宗教信仰上缺乏系统明确的方法。因此,他向中国学者发出了“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呼吁。他说,中国考古学要找新的道路,与美国当年相比有许多便宜。美国这条路走了三十多年,今天回顾一下,知道哪条是康庄大道,哪条是死路一条,哪条是冤枉路。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之石,不妨学其精华,但不必蹈其覆辙(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介绍和讨论考古学理论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学界对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导致业内出现了对习用传统范式的反思,并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新的思维和方法。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其煦译的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虽然这本书主要介绍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并未特别涉及理论,但是大大开阔了国内考古学界的眼界。早期的理论文章多为翻译和综述性的介绍,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9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的历史:理论·方法·实践》。这两本文集收集了英美等国著名考古学家的代表性论文,并由编者对选编的理由及国外考古学发展的背景做了概述,成为当时学界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一个窗口。

    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蒋祖棣译的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时间与传统》(Time and Tradition 1978),由张光直先生作序。这是第一本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著作,深受业内人士的关注。可惜由于翻译质量欠佳,影响到对原著的了解。199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建华的《外国考古学史》,由科林·伦福儒作序,内容也涉及考古学范式的发展。其中伦福儒的序短而精到,他建议中国考古学家要重视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他说,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

    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光直的系列著作,包括《中国青铜时代》、《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和《番薯人的故事》四种。这些著作结合国外的许多先进理论来讨论中国的考古材料,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而且很少采用新考古学晦涩的行话,所以深受国内同行的重视和欢迎,成为行内学者们的必读书。

    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第三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Theory,Method and Practice 2000)。这本教材全面介绍当今国际考古学的范式,从考古学探索的六大问题“何人”“何地”“何时”“何物”以及“如何”和“为何”入手来编排章节,大量采用研究案例,深入浅出地展示如何将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书的翻译引进被评为不二的选择,它特别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从未有系统介绍西方考古学的著作,而且它兼有欧美考古学之长,且是西方流行的考古学教材(陈胜前:《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边疆考古研究》2007年第1期)。由于这本名著的翻译由多人分担,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许多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翻译不甚准确,因此也引来不少批评和商榷。

    2005年开始,岳麓书社出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翻译的国外考古学理论著作,被认为是继20世纪90年代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之后的第二波翻译浪潮。这批译著包括2005年出版的马修·约翰逊的《考古学理论导论》(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1999)(魏峻译)、肯·达柯的《理论考古学》(Theoretical Archaeology 1995)(刘文锁、卓文静译)、伊恩·霍德、司格特·哈德森的《阅读过去》(Reading the Past 1986)(徐坚译),还有2008年出版的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1989)(第一版)(徐坚译)和2009年出版的尼科拉斯·戴维、卡洛尔·克拉梅尔的《民族考古学实践》(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2001)(郭立新译)。这批译著还是存在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理论考古学》和《阅读过去》这两本是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家的论著。而《民族考古学实践》是美国过程考古学家在中程理论指导下,践行行为考古学提供类比的民族志研究,译者如果没有吃透这些著作的学术背景和概念是很难译好的。

    在新旧考古学范式发生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学界习用的是文化历史学范式,其实我们对这个范式鼻祖柴尔德的著作和思想也所知甚少。周进楷曾经翻译过柴尔德的两本书,一是《工具发展小史》(The Story of Tools 1944),1953年由中国图书仪器发展公司出版;另一本是《远古文化史》(Man Makes Himself 1936),195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湮没无闻。为了更好地了解考古学范式的变革以及反思传统方法的不足,有必要翻译介绍柴尔德的原著。借柴尔德逝世50周年之际,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五本译著,分别是《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1925)(陈淳、陈洪波译)、《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校)、《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李宁利译、陈淳校)、《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解释》(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1956)(方辉、方堃杨译、陈淳校)、《考古学导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1956)(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校)。由于《考古学导论》篇幅很短,所以特将柴尔德的一些著名单篇如“城市革命”和“告别辞”以及特里格等人对柴尔德的评价文章也收录在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柴尔德的思想方法以及对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其中,《欧洲文明的曙光》被格林·丹尼尔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同时,特邀陈胜前翻译了路易斯·宾福德的《追寻人类的过去》(2013年)(In Pursuit of the Past 1983),配合这套柴尔德著作的出版,以作新旧范式的比较。

    之后,推介国外考古学理论原典的翻译工作持续至今。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和《时间与传统》(重译本)(陈淳译)、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的《考古学:关键概念》(Archaeology:the Key Concepts 2005)(陈胜前译)分别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开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启动,包括五本考古学和人类学经典著作,分别是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英文2012年第六版,中文第二版)(陈淳译)、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S.Jones)的《族属的考古》(Archaeologyof Ethnicity 1997)(陈淳、沈辛成译)、戈登·威利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Verú Valley,Peru1953)(谢银玲等译、陈淳校)、埃尔曼·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ilization 1975)(龚辛等译、陈淳校)、肯特·弗兰纳利的《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Guilá Naquitz: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Mexico2009)(陈淳等译)。其中《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和《族属的考古》已经分别在2015年和201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择这五本书充分考虑了这些著作在国际学界的代表性、权威性以及对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

    在此期间,某些零星出版的译著也值得一提。比如2010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Collapes of Complex societies 2003)(邵旭东译)、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的《理解早期文明》(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 2003)(徐坚译)和2016年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肯特·弗兰纳里和乔伊斯·马库斯(J.Marcus)夫妇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The Creation of Unequality 2012)(张政伟译)。泰恩特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可以看作是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的姐妹篇,表明文明崩溃与其起源一样值得研究。作者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详尽介绍了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崩溃的案例,然后从经济学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不仅对古代文明衰落提供了解释,也为当代文明的走向提供镜鉴和警示。特里格的《理解早期文明》是后现代语境里的一种文明研究尝试,即在一般性趋势下详细比较和了解各大文明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以便更深刻理解文明发展的具体轨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书,但是对专业学者同样深具启迪。弗兰纳利夫妇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志材料完美结合起来,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人类从平等向等级社会的发展。这是过程考古学中程理论的一例成功尝试,弗兰纳利将这种叙事方式比作用现生动物的表现来解释化石动物的习性和演化。在前言的末尾,作者特别提到了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S.MacNeish)对考古学理论的看法。他说,理论像是香水,用得恰到好处会非常吸引人。但是使用失当,则会被认为是在掩盖不好的东西。

    翻译原典可以让国内同行直接了解国外的动态和思潮,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理论性很强的论著。如果译者自己不了解讨论的学术背景、术语和概念的定义和作者的意思,按字面硬翻的话难免佶屈聱牙,言不达意,反会让读者觉得作者思维混乱或国外理论的乖谬。二是原著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论述中不会普及一些关键概念、背景和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些背景知识和词汇最好提供译注,否则会对理解造成很大的困惑。针对这些问题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综述的方式系统介绍各种理论的背景、概念、术语以及存在的争论或缺点。

    为此,本文作者从20世纪晚期开始就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这类综述性的推介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其中《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2003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201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为了在高校开设考古学理论课程的需要,本文作者编著了一本《考古学理论》教材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2007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了国际学界文明探源的理论与实践。

    1987年,美国考古学家约翰·奥尔森(J.W.Olsen)在英国《古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文章,其中指出了中国考古学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重描述而不重阐释,二是缺乏以解决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为目标的战略性研究,即世界考古学探索三大基石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J.W.Olsen,“The Practice ofArchaeology in China Today.”Antiquity,61,1987)。这两个问题都直接与理论有关。就目前来看,第一个问题仍然进展不大,但是第二个问题有了较大的改观。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近几十年来化石材料的积累和分子人类学的进展,人类起源特别是现代人起源成为这个问题的焦点。国际学界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理论或假说主要有两种,一是非洲起源说或叫“夏娃理论”,认为所有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这一论断主要根据线粒体DNA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并确定尼人是向现代人进化的绝灭旁支。二是多地区起源说,认为自直立人扩散到欧亚大陆后各自独立向现代人演进。我国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界倾向于多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可以吴新智院士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为代表(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人的起源》,《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而遗传学界则倾向于非洲起源说,认为无论是线粒体DNA还是Y染色体证据都指向现代人来自非洲(柯越海、宿兵等:《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科学通报》2001年第5期)。化石和DNA材料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我国不同学科的学者应该以放眼世界和科学中立的态度来取长补短,联合攻关。

    农业起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国内考古研究的热点。国外流行的许多理论也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并有力推动了环境考古和植物考古的发展。这使得浮选法成为田野发掘的常规操作,大植物遗存、花粉、植硅石和淀粉颗粒都被列入生态物而给予了与人工制品同等的重视。以往我国的农业起源研究主要以出土农作物的鉴定为主要途径,以“何时”与“何地”来指导发掘与研究。随着农业起源理论的普及,学界对于“最佳觅食理论”“广谱革命”“人口压力理论”“竞争宴飨理论”等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也开始思考和讨论农业起源的动因问题(潘艳、陈淳:《农业起源的实践与理论》,《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现在国际学界的共识是,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狩猎采集者到农业社群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环节,向农业发展中的狩猎采集群不一定拥有驯化性状明显的物种,而对驯化物种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此外,他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可能会成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也可能像日本的绳纹时代那样保持长期稳定的采集经济,也可能回到狩猎采集状态。农业起源这个漫长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就是美国考古学家布鲁斯·史密斯(B.Smith)所定义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美]布鲁斯·史密斯:《低水平食物生产》,潘艳、陈航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13年第3期)。而这种农业起源研究不限于目前成为主食的谷物品种,还包括各种蔬菜、豆类、水果、香料、调味品等各种植物。

    国外农业起源的理论也受后过程论的影响有进一步的发展,从过去比较侧重外部因素的生态环境研究转向同时考虑社会内部的因素。比如霍德认为,在社群规模随农业起源而逐渐扩大的漫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时空感的变化使人的意识和认知也相应产生渐变(I.Hodder,“Çatalhöyük in theContext of the Middle Eastern Neolithic.”AnnualReview of Anthropology,36,2007)。而女性很可能更多参与动植物驯化的过程而成为农业起源的主导者(G.J.Fritz,“Gender and the EarlyCultivation of Gourd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AmericanAntiquity, 64 (3),1999)外,食物的全球化也是目前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点。

    吕烈丹的《稻作与史前文化演变》总结了水稻起源研究历程和方法,将考古发现与民族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对稻作农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吕烈丹:《稻作与史前社会演变》,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虽然介绍了农业起源相关理论,但其重点并未放在水稻和农业如何和为何起源的问题上。

    陈胜前的《史前的现代化》明确采用过程考古学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狩猎采集者的环境适应来探讨中国多地区农业起源和不起源的原因。该书作者用当代气象资料模拟不同生态环境里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并结合考古材料讨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该书还全面回顾和评价了当今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普适性做了讨论(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本著作观点新颖,视野广阔,为业内同行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材料的榜样。读后的一点感想是,该书环境决定论和过程论色彩较浓。从全国范围环境差异极大的背景来讨论农业起源难免线条过粗,话题似乎更注重“不起源”。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不过三四个范围很小的发源地,所以农业不起源是普遍的,而起源则是特例。在不起源上着墨过多,就有点偏离农业为何及如何起源的焦点问题。农业起源其实是个小范围的微观问题,更适合用小游群适应的生态位来进行探讨,比如弗兰纳利在墨西哥瓦哈卡的农业起源研究。

    潘艳的《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根据其博士论文写成。主要创意有三:(1)从全球农业起源的视角来分析稻作起源,并紧跟学术前沿,有明确的问题导向。(2)用生态位概念分析农业起源,从人类对资源被动利用的过程论视角,转向关注先民对生态系统进行积极操纵的后过程论思考。(3)从对水稻单一作物驯化过程转向对各种资源综合利用的关注,然后从不同资源比例变化来判断植物驯化的背景与过程(潘艳:《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的一个遗憾是,作者对国际流行的几种农业起源理论只是做了评述,没有用自己的案例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或提出自己解释稻作起源的理论。

    当前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科交叉的领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是诸多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问题,理论探讨方兴未艾。中国文明起源一直与历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以夏商周三代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为中心。由于受这一影响,夏的何时何地,以及三代的年代起讫、王室世系和首都地望常是讨论的热点。至于理论探讨,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及亚细亚经济模式和军事民主制展开。由于缺乏中程理论对考古材料的解读,这种社会规律的探讨难免成为贴标签,比如将夏商的社会性质看作是奴隶社会等。

    随着新进化论概念引入中国,国内学界也开始借鉴各种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来讨论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发展动力。其中争论较大的就是酋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还是用中国古代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其实,酋邦就像“部落”或“国家”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抽象概念,用来统指部落与国家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优点是它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并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性总结,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对中国考古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判断酋邦向国家社会的演变。而中国学者偏好的“古国”“王国”和“五帝时代”则没有这样的科学定义和理论构建。

    我国文明探源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一项比较出色的尝试是聚落形态研究。聚落考古首先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首创,被誉为“考古学文化功能性解释的新起点”(G.R.Willey,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in the Verú Valley,Peru.Washington DC:Bureauof American Ethnology,Bulletin No.155,1953),以及自汤姆森提出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威利的聚落形态方法是从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和墓地四种建筑类型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来了解维鲁河谷的人地关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历时演变,为透物见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199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了解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载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997年至2002年,一支中外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植物考古和陶器分析,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在聚落形态调查的基础上,乔玉根据聚落面积来估算各时期人口的变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重建各时期聚落领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探讨人口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戴向明从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专门化来探索晋南垣曲盆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里距离伊洛河流域不到一百公里。手工业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一项重要指标,能为了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做出贡献(戴向明:《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刘莉从更大范围的聚落形态来考察二里头时期的社会变迁,认为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仍显示为酋邦社会。二里头文化二期国家结构的出现比较突然,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其初期仍是一个酋邦,到后期才发展为一个地域国家(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受张光直三代都制及其迁徙可能与控制青铜原料这一战略资源相关论断的启发(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载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刘莉和陈星灿在聚落形态、陶器及其他考古材料分析的基础上,用“世界系统理论”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认为二里头政体的扩张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原因(Liu Li and Chen Xingca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China,London:Duckworth,2003)。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将考古学、金文和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对西周的兴衰进行了详尽的历史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阐述(李峰:《西周的灭亡》,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罗泰的《宗子维城》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变迁,内容涉及礼制、贵族世系、用器制度、社会等级、性别差异、族群关系等问题([美]罗泰:《宗子维城》,吴长青等译、王艺等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虽然后面两本书严格来说属于西方的汉学研究,与考古学理论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从整个研究思路而言,与社会人类学的探索路径基本相同,只不过文献赋予这样的古史重建以更准确和更具体的帮助。罗泰和李峰都强调,文献虽然重要而且珍贵,但是不能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简单加以应用。罗泰还说,考古材料只有从文献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不受后者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提供独到的认识。解放了的考古学能够大幅度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

    从理论上来对长江下游文明起源做出综述的有郑建明的《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该文在梳理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人地关系和文化演变的歧义轨迹,并对良渚文明的兴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小结

    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情况相似,即根据本国的学术传统来吸收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的一些理论方法。虽然国内对过程考古学仍然评价不一,但是其习用的生计聚落方法已经被普遍采纳。浮选法、聚落形态、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以及科技手段,都是过程考古学的特点。方法讲究实用,接受比较容易。而理论则有门派之见,借鉴比较勉强。然而,方法和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中国考古学当下的范式可以被视为结合了某些过程论方法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罗泰在《宗子维城》中提到,虽然中国考古学家也关注社会历史,但是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几乎完全没有用于分析中国的考古材料,有文献资料的上古时期尤其如此([美]罗泰:《宗子维城》,吴长青等译、王艺等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结果,我们虽然引进了许多新方法,但是整体水平没有显著提升。最终成果仍然是描述,难以上升到阐释的层面。

    考古材料不会自动提供信息,需要考古学家用理性思考来解决问题。考古学理论可以令我们知道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如何来做,通过科学程序的步步论证,将这些材料变成能传递给公众的历史知识。所以,有无理论指导的考古研究,结果大不相同。目前,过程论的生计聚落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操作的常态,希望也能够同步借鉴相关的理论如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位模式,以问题导向来研究人地互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真正做到透物见人,从描述转向文化演变的阐释。我们每年有大量考古报告问世,大多是原始材料的描述。然而一堆考古材料不是历史,正如一堆砖瓦不是一座房子。期望学界同人重视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结合,使得今后发表的报告能够超越原始材料的描述,为读者提供历史重建的解释和综述。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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