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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 晋国“霸业”各不同 ——2017年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纪实

2018年01月18日 09:00   来源: 《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16日第5版    作者: 游恺 杨菊    【 收藏本文

    “晋界讲坛”是山西博物院近年来着力打造的品牌教育活动,它以“晋魂”陈列与山西区域文化为主题,结合国内外研究热点、最新考古发现、观众需求,推出一系列具有主题性、延续性的系列讲座。继第一期“文明摇篮”和第二期“考古的故事”主题之后,2017年依托“晋魂”基本陈列中最重要、最能体现三晋文化核心的展览推出第三期——“晋国霸业”。

    讲坛全年规划九场公众讲座,一次晋文化探访,邀请九位国内著名专家和教授,从历史、考古、文献、技术、文学、思想、地理等多方面,就晋国的崛起和繁荣,以及它对山西乃至中国历史和华夏文明进程的影响,向公众做多视角的权威解读。单奏成篇、合奏成章,在此荟萃成文,看诸位学者如何演绎不同的“晋国霸业”……


[讲座专家为听众签名]

漫说晋国、晋文化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美丽的山西在三千多年前孕育出了一个强盛的晋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晋文化。晋国的崛起与繁荣,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发展,书写了长达8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构成了中原华夏文化的核心。经过多年来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晋文化面貌逐步清晰,晋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被一一揭示。考古成果的取得促使人们从厚重的晋文化中感受到教益和启发,也鼓励着我们积极传承三晋文明、创造新的文化。

    由于年代久远,晋国开端至今在学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籍中的“晋水”和叔虞进献“异亩同颖”之嘉谷已为晋国的起源提供了不同的文献依据;西周初年成王将其弟叔虞封于唐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对北方戎狄族通过融合、同化,保证了北部边境的安定和睦。

    “覺公簋”中的铭文侧面印证了“燮父徙晋”的历史,虽然史料中“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所在仍然值得学界商榷,而“由唐迁晋”之后,晋国都城的所在地随着“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而逐渐变得清晰。其后几代晋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晋国逐渐强盛。春秋晚期,公室衰落,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承继晋文化宗脉,变法图强,勤于王事,发展经济,称雄战国。先秦时期晋文化的发展壮大绵延近千年,构成了中原华夏文化的核心,其历史意义尤为重要。


历史地理看晋国


[马保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晋国存在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国争霸、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晋西南乃至整个山西的历史地理问题就显得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晚新生代以来,山西就处于地质构造运动中形成的地堑系的中部主体位置,由北向南一个又一个的地堑盆地形成了一条“S”状的地带。温暖湿润的东部季风、踏实厚重的马兰黄土为古老的农耕文明创造了适宜的外部条件。

    晋既是一个国名,也是一个地名,更是一条河水的名称,包含有较为浓厚的地理内涵。从说文象形的角度虽然很难探究“晋”字的本源,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或可解释:今山西的临汾盆地、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等在内的串珠状盆地就是被东边的太行山、太岳山与西边的吕梁山包裹在里面的。所以“晋”本义或许就像《韩非子·外出说下》中所提到的那样,为“内”或“插”。

    西周初年,成王“剪桐封唐”,叔虞建国于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区区之地。用历史地理的视角纵观晋国疆域的发展史发现,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自然地理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晋国疆域扩张的力度以及每一步进程都是和晋国的国力联系在一起的。临汾盆地四面皆山,晋国初期的国力较弱,很难在其边境地区得心应手地扩展其领地,而一旦晋国突破这些山脉的交通要塞,很快就会据其扼要而全部占领新的地理单元。正如在晋献公时,晋国灭掉附近多数国族,将疆域扩展到今天的整个运城、临汾盆地。而后,晋人在此基础上南下拥有南阳;东越太行雄踞东阳;将太行山由原来的界山变成自己国境之内的山脉,至此晋国的疆域达到了鼎盛,直至三家分晋。纵观晋国在地理上的发展变迁,犹如绘制在山西大地上的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早期晋文化探索的重要成果


 [刘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晋国的历史是一段辉煌的历史,它的辉煌史,不仅仅写在竹简、木简和史书中,还深深植根于地下。这些地下的材料,就是一座座晋国墓葬,就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出土器物,就是一处处晋国文化遗迹。海拔1400米的塔儿山位于襄汾、翼城、曲沃交界。山之北,是著名的陶寺遗址,那是唐尧时期所建立的早期“中国”之所在;山之南,即是在考古界声名赫赫的天马—曲村墓地。晋国早期的最核心秘密,就埋藏在这近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下面。

    早在1979年,北京大学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在翼城和曲沃两县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邹衡先生曾经在勘探后评价:“其规模之大,埋藏之丰富,气势之雄伟,远非一般晋邑可比!”在经过科学发掘的西周时期诸侯墓葬中,晋国的资料最为系统和全面。这处晋侯墓葬包括晋国早期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大量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和玉器,时代从西周早中期之际到春秋早期,连续相沿两百多年。晋侯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周代埋葬制度,为确定多种器物的用途和期别以及探讨晋国历史等都提供了空前的丰富资料。   


晋都新绛——晋国晚期新田城址 

 

[谢尧亭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新田”是一种古老的垦田方式,在《诗经》里已再三提及。作为古地名的新田就是今天的山西侯马,因最早在一块“新田”建设聚邑而得名。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而迁都于此,历十三世。期间经历厉公被杀,悼公复霸,平公强盛,定公失霸直至春秋末年六卿兼并,三家分晋,国君被迁,晋绝不祀。新田为晋国后期二百余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迅速展开。数十年大批晋国遗址和文物的出土,向世人展现出晋都新田辉煌壮丽的历史风貌。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新田遗址内共发现大小不等11座古城,其中平望、牛村、台神三城相互套接成“品”字形鼎足而立,是当时晋国最高的权力核心——宫城所在。虽然关于新田外郭城和诸古城的性质、关系、功用问题仍然扑朔迷离,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城市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结论古今皆通。晋国先进的手工业生产为其称霸中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新田遗址中发现了铸铜、制陶、制骨、制石圭遗存。其中以铸铜遗址的考古发现最为令人惊叹,出土了大量制范工具、铜锭和数万件精美的陶范,二百多年铸铜工业锤炼和凝就的血与火的精神将代代升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驰名中外的“侯马盟书”就是在新田盟誓祭祀遗址中发现的,圭形的玉石片上留载的不仅是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与残酷,更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春秋末期晋国社会图卷。新田遗址中还存在着广大的墓葬区,上马墓地、柳泉墓地等重要发现虽然被盗毁严重,但仍然为我们寻找古老晋国的踪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赵简子与晋阳

 

[渠传福  山西博物院研究馆员]

    晋国,是春秋时期中原第一大国,春秋五霸之一。赵氏家族位居晋卿多年,自赵叔带弃周投奔晋文侯开始,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春秋晚期,赵氏是晋国诸卿中领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卿,赵鞅在晋国执政期间,史称“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晋阳,因坐落于晋水之阳而得名,为太原之前身。我们的祖先自旧石器年代起就繁衍生息于汾河中游这片沃土,周代开始统称这一带为大卤、太原。春秋战国之交,赵简子赵鞅主政晋国,纵横中原;匡合诸侯,争执牛耳;铸刑鼎,纳阳虎,风云当时。晋阳诞生之初,即以军事重镇闻名于世。

    1988年,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经研究考证,墓主人或许是晋国末期执政正卿赵简子。墓中随葬器物共有3421件,其中青铜器1402件,此外还有16辆车和44匹马组成的大型陪葬车马坑。赵卿墓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春秋时期晋国势力逐渐北进,越过霍山,进入晋中盆地,而后又灭掉代国,控制了桑干河流域,奠定了延续2500年之久的西北农耕与游牧文化交会地带。赵简子建立晋阳城并使之坚不可摧,是在历史的棋盘上——在两种文明交会的前沿投下了关键的一子,也使得他自己和后来的赵国成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政策新的火炬手。晋阳历史文化的两大主线:一是身系天下安危的中原军事战略重镇属性派生出的金戈铁马韵味文化;一是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交流、民族交汇的前沿和枢纽地位所产生的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两条主线交织贯穿,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铭铸晋史——从出土文献谈晋国与晋文化

 

[董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追寻晋国的古老历史,除却流传至今的史籍所载,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等出土文献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墨子·兼爱》中设问:“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墨子答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虽然二重证据法也有缺陷,出土文献资料也未必是实录,但对于缺乏史料的先秦历史来说,那些记录历史的竹帛、金石、盘盂,仍然值得重视。晋侯墓地出土的文王玉环、叔虞方鼎、晋侯鸟尊、晋侯苏钟、晋姜簋;西周时期其他邦国遗址出土的荀侯匜、霸国鸟形盉、倗国肃卣;其他地区博物馆保存的多友鼎、戎生编钟、子犯编钟;传世铜器晋公盆、曲沃伯徒戈等重要文物和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重新勾画了先秦时代山西地区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对传世史籍的重要补证。

    纵观文献的记载,晋国的国家凝聚力随着两周时期宗族血缘纽带的疏远而逐渐变得松散;其国家形态也逐渐由“城市国家”逐渐扩大为“领土国家”。晋献公时期实现了局部统一,文公的霸业,启东道与南阳,打通东南而与秦、楚、齐等大国接壤并立。由于未能找到在更大范围的领土上统治人民的办法,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不以谋求更广袤的统一为目标,而只寻求势力之间的平衡。不管怎样,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秦国在晋、楚等大国的统治经验上,发展成熟了中央集权制,最终实现了更大区域的统一。


天地之灵  华贵雍容——晋国玉器艺术成就与赏析

 

[吉琨璋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玉是山川的精灵,数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周代尚礼,礼制将不同等级的贵族和平民联系起来,并把他们约束在相应的范畴内,从而使社会呈现和谐有序的状态。周代的玉器与青铜器一起,构成了礼制重要的物化载体。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经过系统、科学、完整的发掘,共清理出9组19座晋国国君和夫人的墓葬,其中多半数的墓葬中都出土有玉器。目前,西周时期周天子的墓葬尚未被发现,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则代表了西周时期玉器的最高水准。其中63号墓中发现了已知规模最大的玉组佩,这组玉佩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等各种珍贵玉饰共204件串联而成,工艺精湛,庄重典雅,令人叹为观止。种类繁多的礼制玉、日常装饰玉、丧葬玉、把玩玉,与史籍一起,为我们勾勒出晋国贵族完整的用玉体系。

    古代晋国玉器精湛的加工工艺同样为世人所惊叹,各种单双琢刻、镂空穿孔等技术灵活运用。写实动物造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动物纹饰中的神化动物形态变化多端、线条圆润流畅,代表震慑之力的龙和代表祥瑞之气的凤同时出现在晋国玉器之上,真可谓相得益彰。晋国玉器在历经礼的塑造和历史洗礼后,成为留给我们的珍贵艺术享受。


华夏正脉 民族熔炉——文明视野下的晋文化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山西大地孕育了辉煌的华夏文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的先后踵接,代表了早期王朝的地理正统,晋南突出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周公制礼作乐,其核心在于尊尊和亲亲,所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钟鸣鼎食是其外在表象,而庞大的晋文化考古发现则是对周礼的最好诠释。天马-曲村晋都遗址,族墓地流行,血缘关系突出,是亲亲也;但公墓与邦墓分离,晋侯独尊,是尊尊也;晋侯墓地中,九代晋侯皆与其嫡夫人并穴合葬,强调嫡庶之别,更是兼具亲亲、尊尊之真谛。

西周晋侯,多用五鼎,其夫人则多用三鼎,合于周礼;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九鼎、七鼎横行,但以赵卿之尊,仍以五鼎为盛,实属难能可贵,堪称守礼之楷模。晋虽偏远,但恪守唐诰,心系王室;骊山之变,文侯崛起,杀携王,定平王,力挽危局,匡护周室,以蕃屏周,实可赞曰:“周礼尽在晋也”!

桐叶封晋,叔虞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封伊始,晋人就面临传统与现实的双重考验。晋人在西拒虎狼之秦,南阻荆蛮之楚的同时,对于腹心之地的戎狄,或力战、或怀柔,或婚姻、或剿灭。“春秋二百余年之际,与戎狄相终始”,而晋人的崛起,更是一部与戎狄相争、交融的斗争史。三晋大地,正是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唐晋心语 ——由《诗经》看晋国文化

 

[牛贵琥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晋国天下莫强焉”。这个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其中自然包括文学在内。晋国的文学、文章方面的代表,有《尚书》中的《文侯之命》;小说方面的代表,有著名的《师旷》;诗歌方面的代表,则是《诗经》中的《唐风》。《诗经·唐风》所反映的晋国文化,可以借助季札观周乐时的评价:“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唐风》中的“勤”“正”“忠”“预”“朴”正是体现晋文化特征最恰当的形容词——勤是富国的本源;正是走向成功的保证;忠是事业的纽带;预是成功的前瞻性;朴是前进中的校正器。

    晋国初期秉持唐尧时允恭克让、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继而形成多元丰富的政治文化传统。在这样氛围中所产生的文学艺术,自然要根植于各自深厚的传统而不会为其他的文化标准或原则所左右。这就是季札感觉到《唐风》思深、忧远、令德之后的原因所在。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晋国的强大。它的稳定、厚重为人们所赞颂,而其保守、木讷也为人们所揶揄。晋国人士心灵世界忧思深远的厚重感,质朴务实的稳定性,给我们深层次理解、认识晋国的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行走的晋界——晋文化公众考察

 

 [“晋界讲坛”讲座]

    为了可以让“晋国霸业”系列讲座更加鲜活和立体,除了举办主题讲座外,还面向观众组织了“行走的晋界——晋文化公众考察”活动。为期两天的考察行程内容丰富又紧凑有序,队员们实地探访了晋文化考古遗址、参观了晋国古都博物馆与晋国博物馆,走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观摩了陶寺北两周墓地考古发掘现场。通过聆听专家讲解、与专家面对面交流,一起探访晋文化核心区域的阳光风雨,一起领略考古人以物为证,重建晋国历史片段的坚守与智慧……这是一场晋文化公众考察,也是一场晋文化学术之旅。

 

[“晋文化公众考察”队员探访牛村古城宫殿遗址]

    美丽的山西地处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清晰的历史文化脉络影响深远,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西侯度、丁村遗址记载着早期人类蹒跚的脚印;临汾陶寺遗址宣告着最初“中国”的诞生;剪桐封唐的传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共同书写着晋国800多年波澜壮阔的篇章;北朝至唐的民族融合、佛教滥觞;宋至明清的杂剧曲艺、晋商票号……浩繁卷帙的山西历史成为讲座绵绵不断的主题源泉,“替文物说话,讲好山西故事”,这是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义不容辞的责任。

 

[“晋文化公众考察”队员参观晋国侯马牛村古城遗址]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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