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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器情牵万里——长忆王建先生(贰)

2017年11月15日 17: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邓聪    【 收藏本文

    总之,雕刻器起源是否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目前旧石器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欧亚大陆北部普遍出现雕刻器。中国雕刻器认识和研究起步于上世纪的70年代。198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公布周口店旧石器早期文化113件所谓“雕刻器”,很可能只是砸击技术下出现的石制品。目前周口店遗址“雕刻器”被全面否定,又再回复到裴文中时代对周口店石器的认识,周口店遗址中并不存在有雕刻器。另一方面,1978年王建等从技术工艺学,以斜刃雕刻器、屋脊雕刻器为主雕刻刀面位置作基准的角度,开展了中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器工艺学分类的创建。1988年《下川雕刻器》研究发表,从中西雕刻器研究的角度,确定了下川遗址雕刻器模式。另一方面,近年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对雕刻器上刀面使用分析,又为中国雕刻器研究 开创性的尝试。

四、从下川追索到辰清
 
    1978年《下川文化》所提倡的斜边雕刻器,既是下川遗址出土最典型的代表,这种雕刻器分布在东亚以至北美洲,意义重大。在中国最初发现雕刻器,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现今中国范围,有关斜边雕刻器初期的发现,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20-30年代,首先由欧洲、俄国考古学者在黑龙江所确认。早期雕刻器中国是怎样认识的呢?上世纪20年代,步日耶(H. Breuil)公布水洞沟和萨拉乌苏发现20多件雕刻器[38]。但这些标本不保存在国内。首先,1920年代水洞沟遗址中被认为的“雕刻器”,连步日耶自身在报告书中也承认,这些“雕刻器”欠缺欧洲从工艺技术认定雕刻器的特征,很像一些被折断的石叶(图七)。后来,裴文中对水洞沟雕刻器持否定的态度[39]。近年,水洞沟多次发掘工作,也罕见有雕刻器。看来,早期对水洞沟的“雕刻器”认定,未能为学术界所接受。
 
    然而,大约同样1920-30年代间,在黑龙江省首次发现类似下川遗址的斜边雕刻器。1980年代末,黑龙江省博物馆等将上世纪20年代国外(日、俄为主)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发掘或调查工作外文报告,翻译成汉语,集合成《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出版[40]。2013年,这些相关文章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入《昂昂溪考古文物》一书中再出版[41]。由于这些论文过去发表在东北边沿地区刊物上,流通量少,不受注意,竟变成“死材料”,一直未受重视。

 

图七 水洞沟的雕刻器(布日耶1928)

 
图八  1931年调查昂昂溪西侧第一地点及采集石器
a.昂昂溪车站附近的居住址
1.富拉尔基  2.昂昂溪车站  3.齐齐哈尔  A和B为遗址
b.第一地点采集雕刻器(a.A.S.卢卡什金1991,b德日进1991)

    笔者从上述一些文章中,搜集到两条珍贵的资料,都与旧石器时代的雕刻器有着密切关系。第一是1928年9月9日,俄罗斯学者A.S.卢卡什金在齐齐哈尔的昂昂溪西侧,被命名为第一地点一处长320、宽85米土丘堆积中,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和动物碎骨等。卢卡什金认为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居址[42]。卢卡什金邀请法国德日进为动物骨骼、骨器和石器作鉴定,分别撰写了报告。如众所周知,德日进从1923年开始,在中国进行古物学和地质学的调查。他本身虽然是古生物学家,从1912年开始他与法国旧石器权威步日耶神父过从甚密。1923年,德日进发现和研究水洞沟遗址,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据德日进对昂昂溪第一地点石器分析,其中包括:磨制石斧、矛、镞、石刀、雕刻器、“长箭头”、“具隆凸的箭头”。另图版中发表圆柱状的细石叶石核。在文章总结中德日进指出这里存在有“真正的雕刻刀”(图八)。具体上什么是真正的“雕刻刀”呢?推测应该是指具有西方旧石器时代在石片上预制台面后,再打击出雕刻刀面的工具。德日进的报告有关雕刻器部分原文被中译如下:

    “在第一地点采集的一件典型的雕刻器(悬摆式雕刻器,见图四)。这件工具的工作刃缘,由石片的一侧边缘f构成(在其上端的左边),而第二次加工的凹口n,则在右边。石器的下端被加工成刮状,两侧边缘也通进了加工,但仅限于标本的上边。”[43]

    以上所指f面,可以解释为雕刻刀面。按发表的石器测量,雕刻器长4.8、宽1.7、厚0.7厘米。我们有理由相信,德日进曾经仔细观察过这件雕刻器,指出预制台面(n)和雕刻刀面(f)关系,并说明器身沿边向背加工,基部有近似端刮削器的修整。在年代上,A.S.卢卡什金和德日进都认为这里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其中出土一些陶器与石器是否同时,较难断定。但打制石器中既存在一些石叶制工具,所指“长箭头”,应是现今东北亚地区10,000年后常见“石刃镞”,至于玉髓压制的长方形条形器,是用作镶嵌在骨柄刀梗中的石刃。雕刻器本身年代有可能是属于较早期阶段的石器。无论如何,1928年由德日进所确认昂昂溪第一地点雕刻器,石片周沿向背二次加工,预制台面,在左上边打击出雕刻刀面等技术因素考虑,当然是典型斜刃雕刻器无疑。


图九   1938年黑龙江辰清采集石器
1.细石叶石核  2、3、7.石片  4、5.雕刻器  6.凿?  8.二次加工椭圆形器  9、10.石叶(斯塔里科夫1991修订)

    此外,1938年夏天俄斯塔里科夫在黑龙江辰清采集了一批打制石器[44]。按他的分类,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刀、锥、凿、箭头和雕刻器。他指出辰清与海拉尔的新石器文化内容都比较一致,并强调“满洲新石器遗址中常见的陶器,这里却绝对没有”。我们按现代东亚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认识水平,将辰清石器重新排列,原报告发表时1/2大比例,为更清晰说明,改动为原大,原图的编号也改订了(图九)。以下讨论,按本文的排列为据。斯塔里科夫本身为民族学者,颇具考古学的素养。他在辰清采集石器线图的表达,既有正、反面和断面的部位。且石器轮廓、破裂面、折断等描绘水平,都相当专业。
 
    图九的1石器原被订为雕刻器,今改订为细石器石叶石核,是日本被称为峠下技法细石叶石核,简称峠下型石核。这种石核是以北海道峠下遗址出土石核作命名,起初日本学术界一度把这种石器作为雕刻器看待。1972年鹤丸俊明按北海道增田遗址出土资料整体论证,此种石器是为生产细石叶的石核,得到学术界普遍的接受。这种石核的特征是横断面呈D字形,预制台面由横向加击修整后,再纵向打出短石条(spall),形成平坦台面,细石叶生产过程常常扭转向原素材石片的腹面是重要特征。辰清的石核身后部折断,也是峠下技法常见破损方式。这件台面在前一阶段有密集横向的加工,原石片素材一侧保留素面。如从石核体细石叶作业方向观察,其断面就是D形,而细石叶生产也明显扭向原素材腹面,留下几道剥落细石叶的痕迹。峠下型石核最初在日本北海道发现,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半岛都有发现。2016年11月27日,笔者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石器研讨会上,看到近年吉林枫林遗址出土的黑曜石峠下型细石叶石核。前几年前承赵金海先生指教吉省大洞遗址也发现了峠下型细石叶石核。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北京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整理十八站遗址出土石器资料中,实测过一件黑曜石制峠下型石核,石叶素材,断面D形,同样细石叶生产扭向原素材腹面。另一方面,1985年冬笔者在首尔延世大学孙宝基先生研究室内,看到一件从石壮里出土黑曜石峠下型石核。在西伯利亚以东阿穆尔河下游Utstj-Uljma I遗址中,既有涌别型石核,也有峠下型细石器,同遗址也出土典型左边斜肩打出的雕刻器,笔者曾经做过实验观察和测量。

图十  东亚地区与辰清相类似的雕刻器
1.辰清  2.十八站  3.下川  4、5.荒屋  6.黑龙潭
 (1.斯塔里科夫1991;2、3、6.邓1995;4、5芹泽2003)

    辰清图九的4、5石器无疑是雕刻器,就是芹泽长介所指的典型“荒屋型雕刻刀”。从此石器身外型及背面底部对向剥离痕来看,素材本身很可能就是石叶。原石叶的台面一面作为雕刻器的刀面位置,器轴与剥离轴基本重合,沿边向背加工,又在基部腹面对向加工,器身上宽下窄,逐渐收束,在预制雕刻器台面后,从左肩打出雕刻刀面。辰清4号雕刻器相似的石器,笔者在中国下川、柴寺7701、山东黑龙潭、黑龙江十八站、韩国水扬介、俄罗斯乌斯季乌利马、日本荒屋、タチカルシュナイ等实测过同类型的雕刻器。它们间共同技术基本上是一致的(图十)。
 
    辰清6号石器被称为凿,呈不规则方柱体,形制并不常见,难作进一步讨论。2、3和7号石器是石片,可能有二次加工,但具体难以讨论。8号石器是大型石片,经向背细致加工呈椭圆形,已折断,可能是某种器物的素材。最后9、10号石器都可能是石叶工艺产品,在进一步加工可制作成雕刻器等。


图十一  西伯利亚萨哈林岛Sokol遗址
1.细石叶石核  2、3.雕刻器  4.二次加工椭圆形石器(木村1999)

    1938年斯塔里科夫在辰清采集的十件制作相当精美打制石器。考古学上这些石器的同时性是难以保证的。采集者强调没有发现过陶片,但暗示在此地发现石器与海拉尔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一致。当时采集者没有把辰清的石器作为旧石器,是碍于时代的局限。因为斯塔里科夫采集不到陶片,他不把辰清的石器直接归属新石器时代的范围。而辰清报告的题目是《小兴安岭中部的石器时代遗存》,时代上就具有较大的弹性。按现今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理解来看,辰清出土峠下型细石叶石核、雕刻器,甚至加工椭圆形素材等,这几种石器时代上相差可能不远。从靠近辰清地点如萨哈林(Sokol)遗址也有同样石核与雕刻器共存的发现,就是很重要的例证。辰清出土打制石器,大部分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有一定的根据(图十一)。
 
    现今看来,1923年德日进等在河套水洞沟的考古发现中国旧石器文化。此后16年,辰清的旧石器也是十分重要的发现。1930年内蒙古和黑龙江如扎赉诺尔、海拉尔、哈尔滨黄山、齐齐哈尔昂昂溪以及辰清出土旧石器。1920-30年代西北水洞沟、华北周口店及黑龙江和内蒙,分别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研究几个核心的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雕刻器的发现过程来看,俄罗斯学者A.S.卢卡什金和斯塔里科夫的发现,法国德日进对昂昂溪的雕刻器确认,辰清非常典型的“荒屋型雕刻器”,更且还发现有峠下细石叶石核、石叶等打制石器,当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辰清的旧石器一直要等待到廿一世纪今天,我们才能够初步的理解。1957年,日本芹泽长介在日本新潟荒屋遗址发掘,就发现400多件雕刻器和大量雕刻刀片及细石叶石核等工具。这种特殊雕刻器逐渐在东亚广大范围内被辨识。中国《下川文化》中雕刻器研究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

五、雕刻器与细石叶石核辨别困难

    下川雕刻器研究是中国旧石器晚期类型学建立重要的基础。近年中国东北大洞也发现很多同类型的雕刻器。如众所周知,在亚洲东北广大范围内,出土与下川雕刻器技术形态上十分相似的石器,彼此间对比研究,知彼知己,对未来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根据。

    亚洲东北地区雕刻器的研究,日本和俄罗斯方面都很多精湛的研究。首先,东亚雕刻器的确认,我们同意把带有雕刻器刀面的石器作雕刻器,简洁明快。但雕刻刀面又如何定义呢?从技术上,我们可以这样对雕刻器规定,在石片或石叶侧沿一端,最后打击出一条或数条雕刻刀片,形成雕刻刀面。这定义在运用过程,也不容易掌握。其中如山田晃弘所指出:打击石片,在打击点位置的边旁,也可能会出现雕刻刀面的纵向剥离,这当然不是雕刻器。其二是楔形石器问题,在两极打法剪断破裂,也容易产生一些类似“雕刻器”。上文中所分析周口店中“雕刻器”是不能成立的。其三东亚地区细石叶石核与雕刻器两者十分相似。前者目的是生产定型的细石叶,而后者雕刻器刀面为发生功能的主要部分[45]。实际上,在出土遗址中要区分上述两者,有时必须就遗址整体石器对比考察,并且从工作链角度,对制作过程各种石片形态及功能的分析,这样是可以很明瞭地区分出来。具体上操作如下川一些被称为石核或平刃刮削器,为何不是细石叶石核或者是雕刻器呢?这都需要详细的分析。


图版六  1986年,孙宝基教授与邓聪(手持石壮里峠下型细石叶石核)

    至于雕刻器与细石叶石核的区别,东亚地区考古工作者一直遇上较大的困难。前文曾提及在日本1960年代以来,把置户忍路子及峠下出土的相关石制品称为雕刻器。80年以后,这些分别更正为细石叶石核。目前情况,韩国方面也出现雕刻器与细石叶石核确认上混乱的状态。1973年,韩国延世大学孙宝基发表著名石壮里遗址报告,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一件黑曜石制雕刻器[46]。1986年我在孙氏研究室内曾上手观察此实物,并手持此石器与孙氏合影(图版六)。此石核为石叶素材,石核体细石叶生产剖面呈D状,台面在石叶一侧向背加工形成,属典型的峠下型细石叶石核[47]。北海道服部台2遗址出土大量峠下型细石叶石核(图十二)[48]。2000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金尚泰又认为上述石壮里细石叶石核,应是广乡型细石叶石核,对此石器认识一转再转,问题变得更为复杂[49](图十三)。事实上广乡型细石叶石核主要是大型石叶纵轴方向作细石叶生产,细石叶长度较长一般也6-7公分。1984年8月12日,笔者在北海道远轻町先史资料馆测量了白滝村鸿上台地遗址出土一些广乡型细石叶石核。其中一件0463广乡长11.4、宽4.3、厚1.3厘米,估计这件细石叶石核是以大型石叶加工而成。从台面不断更新打破细石叶作业面的状态推测,这件石核原来长度可能更大。现存该石核细石叶剥离痕,长度已达到7.5厘米。同地点出土细石叶被折断。另一方面,同期间笔者也在同一博物馆内,实测了峠下型细石叶石核。其中一件M42123石核长4.6、高2.7、厚1.2厘米。石片或石叶作素材,仅在背面一侧细致加工,另在预制台面位置横向打出生产细石叶的台面。原石片腹面一侧基本没有二次加工。这样石核的细石叶作业面呈D字型,细石叶生产有扭向原石片腹面方向的倾向,为峠下型细石叶石核(图十四)。广乡型与峠下型细石叶工艺技术上区分是一目了然的(图十五)[50]。金氏是否未有看到石壮里的峠下型细石叶石核的实物,因而在判断上有可商榷之处。另外韩国江原大学与庆熙大学合作发掘的上舞龙里遗址,由黄龙晖、申福顺报告旧石器时代晚期中一些黑曜石石器,包括刮削器和雕刻器等[51]。按报告所显示照片及线图,其中至少有一件是广乡型细石叶石核和五件的雕刻器。其后,金尚泰正确确认出上舞龙里中属于广乡型的细石叶石核。但同时他又把一些典型的雕刻器,当作了细石叶石核[52]。韩国方面目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作在起步阶段,近年积极在东北亚各地交流,取得可喜的成果,仍难免出现上述混乱的情况。


图十二  北海服部台2遗址出土峠下细石叶石核(1/2,千叶1982)

图十三  韩国石壮里遗址出土石器的三种不同命名和摆置方式
a.孙宝基1973雕刻器  b.邓聪1986峠下型细石叶石核  c.金尚泰2000广乡型细石叶石核


图十四  北海道远轻町先史资料馆白滝村鸿上台地遗址出土广乡型石核(4)及细石核(1、2)、Tachiharushunai遗址峠下型细石叶石核(3)

    在我国方面,在旧石器晚期阶段雕刻器的辨别上,也存在一些问题。2016年公布《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53],有关雕刻器定义:“每件器物在适当位置打制出一个锐利的雕刻刃”,所指“器物”究竟是什么?按当中的分类包括“石片”和“石核”两种,这样“雕刻刃”的特征的界定,有待讨论。下川报告中如“元宝”式石核的雕刻器,究竟是石核或者是雕刻器呢?或者是把石核改作成雕刻器呢?这种石器与同报告书中大量出土石核式刮削器基本一致。这些石器与1978年以来被称为石核式的刮削器,也可能是一种细石叶石核,技术上也是相当于日本所谓榥加型细石叶石核。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检讨,其中对细石叶制成品分析也是问题关键所在,更重要是对比这些所谓石核式刮削器的使用痕观察,必定能够为此问题的解决,一锤定音。

图十五  日本细石叶技术模式(旧石器文化谈话会2000)1.广乡型  2.峠下型

    有关下川雕刻器分析的问题,笔者按《下川雕刻器研究》[54]研究的基础,把下川雕刻器按雕刻刀面制作打击方向及石片素材加工差异,作为最主要考虑因素,分为以下四类型(表三)。

    Ia-c均为由右向左打出雕刻刀面,按石器背面加工位置再分Ia、Ib、Ic三级。Id打击面方左右兼施,Ie则在雕刻器上、下部位均设置雕刻刀面。第II类背面与第I类相同外,在腹面基部加工,再分为IIa、IIb两级别。III类主要石片本身不作二次加工,加击面设置方向不一,暂不作细分。IV类背面沿边有全面或部分二次加工,雕刻刀面设置为由左而右,仅有三件。因为雕刻器在使用过程中,随着雕刻刀面不断更新,器身形态变动较大,各种分类之间如Ib-Id之间关系密切。目前仅按雕刻器本身仍是一种静态技术上分类。


    另其它A中的四件,均为两面精致加工尖状器。自1978年以来,研究者都视为雕刻器,这种分类在技术类型学不存在问题的。唯从数量较少,两面全面加工设计与上述下川雕刻器形态技术上,有着明显差异。如果这种器物作雕刻器考虑,那么就是下川出土自成体系的器种。在这方面,日本旧石器研究中存在过同样问题,可以作为参考。1975年森嶋稔整理长野县男女仓遗址,其中一两面加工精致尖状器,也是有一端先端最后作出一道细长剥离,原称为男女仓雕刻器。近年日本旧石器学术界一般将男女仓雕刻器,改称为带有樋状剥离尖状器,并不作雕刻器分类[55]。

    其它B的六件石器,应是以较厚身石片为素材,从腹面两侧向背急角度二次加工,一侧压制排列整齐系列纵长的剥离痕,其形态上与“石核式刮削器”相似,也可能是细石叶石核。

    2016年《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付梓,为下川文化整体面貌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样对过去下川雕刻器深入重新分析,无疑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目前,如何深入下川雕刻器的研究,从国内和国外类似雕刻器研究动态研究角度的综合,当前急务。东亚地区已超过150多处遗址发现过与下川雕刻器相关的资料,其中三分之二都出土在日本本州以东及北海道的范围。我们期待今后下川和荒屋两遗址出土石器对比深入的研究。


表三  下川遗址雕刻器及其他(王、王1992修订)

图十六  日本荒屋遗址周边地形与遗址(芹泽、须藤2003)

六、荒屋遗址第2、3次发掘出土的雕刻器

    荒屋遗址位于日本州岛日本海侧偏北新潟县长冈市西川口,为日本最长的河流信浓川与鱼野川合流处河岸阶地上(图十六)。1957年夏,由星野芳郎与井口通泰首次发现荒屋遗址。1958年,当时在明治大学芹沢长介首次主持发掘,出土大量细石叶、细石叶石头核和雕刻器。2004年,该遗址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史迹”保护。

    1958年4月29日至5月5日,荒屋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仅40平方米,出土石器相当丰富,包括细石叶、船底形细石叶石核、雕刻器、镞、锥、刮削器、尖状器、砾石和扁平石核等,共2378件。其中雕刻器和细石叶石核相关资料明显占主导地位(图十七)。并且,调查发掘北区发现灰坑及居住遗迹,据土坑中炭化物碳十四测定年代13000±350BP(Gak948)(未校正)。出土石器遗物中,最受注目是发现425件雕刻器,从雕刻刀面剥落刀片,就有1142件,成为日本出土雕刻器最丰富的代表遗址。


图十七  荒屋遗址第一次调查出土器物(芹泽1959)

    按1959年发表荒屋遗址简报,其中有关雕刻器的技术类型,区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石器腹面不加工,背面即石器的正面,沿边向背细致加工,从左肩位置制作出一至三条雕刻刀面形态,出土大多数雕刻器属于这一形态(图十七之3、4)。第二类,器身腹面下部有两面或者是半两面的加工,呈舌形状,与器身上部间形态有明显区别(图十七之1、2)。第三类,器形如栗的果实形,长、宽相约(图十七之9)[56]。

    荒屋遗址第一次发掘经过三十年后,1988年8月16日-9月19日及1989年7月20日-8月13日,东北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再进行第二、三次发掘,共发掘80平方米,发现了24处灰坑,并发现可能是半地穴居住遗迹,有些土坑内有烧土层面,共出土92,435件石器。除过去发现细石叶及雕刻器外,新发现两面加工的尖状器。1990年和2003年,由东北大学及川口町教育委员会合作,先后出版了荒屋遗迹第2、3次发掘调查概报及报告书[57],东北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会。

    东北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 1990[58]。此外,2001年川口町教育委员会在荒屋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次年公布了发掘报告书(59) 。

    综合迄今在荒屋遗址出土荒屋型雕刻器,已超过一千件,加上表采估计就有二千件之多。目前遗址发掘面积仅占遗址一小部分,估计遗址中包含可达到一万件或以上。从雕刻器打出刀片,出土已超过一万件,估计遗址内包含可能达到十万件以上。


图十八  荒屋雕刻器的四个类型(芹泽、须藤2003)
第一类1-6  第二类7-9  第三类10-11   第四类12-15


 
    从雕刻器制作技术来说,荒屋型雕刻器一般采用纵长形态石片素材为多,采取一些制作细石叶石核毛坯初期产生的石片,只要在形态上和大小上合适,都可制作为雕刻器。据荒屋遗址第2、3次发掘出土626件雕刻器中,除破损形态不明的34件,余下592件按工艺形态分为四类(图十八)。
第一类,背面沿边背向加工,左肩打出雕刻刀面;
第二类,背面沿边全面及腹面底部加工,底部呈舌状形;
第三类,长宽相约,呈栗果实形状,在右肩设凹口作台面,打出雕刻刀面;
第四类,仅在雕刻刀面的台面周围有若干二次加工。

    以上四类所占数量,顺序是364、22、4及117件。再按加工技术细部的差异,第一类细分A-C,第二类为A-D。按雕刻刀面又可以细分为a-f。从712个的雕刻刀面中,左肩573件,占大多数,右肩69件,左右的48件,上端及底部均有的共49件(表四)。

    第二、三次荒屋遗址调查共发现雕刻刀片8,349件,主要是从遗址中半地穴式居址及土坑中发现的。按雕刻器刀面加工技术差异分两类。

    第一类:从雕刻刀面向雕刻器背面的加工。在雕刻器上端可见连续细长的剥离痕,称为类修整。

    第二类:从雕刻器腹面向雕刻刀面或背面的加工调整,有些与雕刻器沿边的加工难以区别,称为类修整。综合以上,雕刻刀片以雕刻刀面调整分类,以AI类(38%)及AII类(30.2%)为主体,CI类10.2%,DI类6.6%(表五)。

    据以上两种雕刻器刀面加工修整组合,雕刻刀片的分类,出现调整类修整的雕刻器有30%,雕刻刀片也有30%之多;而出现类修整的雕刻器仅10%不足。雕刻刀片则占约20%。从而推推断,类修整是在雕刻刀面制作后加工,而类修整目的是防止雕刻刀片剥离向腹面方向倾侧。

    荒屋型雕刻器使用痕分析的综合考察。

    从雕刻器刀面及刀片所抽出使用痕种类共有11种,使用绝大多数位置是雕刻器刀面与腹面夹沿上。雕刻器过镜分析共174件、雕刻刀片890件。前者81件,后者382件是对骨、角刮削的D1、D2、C光泽类别;另也有发现对干燥皮加工的E2类细微光泽面,两者同时出现的也有,同一雕刻器也有加工两种以上的物质。对雕刻器在使用痕方面分析,从174件中,有81件(46.6%)成功检出使用痕的光泽。

    据已分析81点雕刻器具体功能,其中刮削干燥皮革与骨角各占13.2%和12.6%。此外,一些雕刻器同一的刃部,曾对不同对象物加工。另外,雕刻刀面、雕刻刀的背面沿边也有使用痕光泽,甚至在雕刻刀面类修整的剥离面上,也可以见到使用痕光泽。因此,研究者指出类修整如果说是为了雕刻刀片剥离的加工,不如解释是为了对雕刻刀面前端的整形。

    荒屋型雕刻器的使用痕个案举例。


表四 第2、3次发掘雕刻器的分类图(芹泽、须藤2003)


表五  雕刻刀面加工与雕刻刀片类型(依芹泽、须藤,2003)

 

    3664号雕刻器,为背部沿边加工,左肩打出雕刻刀面。其上使用痕集中在雕刻刀面与腹面夹沿之上,接近中央部位约18 mm范围出现使用痕的光泽,属于D1、F1光泽,且有使用形成线状痕在沿边直角交接。从使用痕光泽推断,应是进行过骨角加工作业(图版七a)。

 

    7020雕刻器向背沿全面加工,左肩打出雕刻刀面。同样在雕刻刀面与腹面夹沿上,集中发现约15 mm范围内有使用痕光泽,属E2光泽,也见有因使用形成直线痕,从光泽分类断定,应进行刮削干燥兽皮(图版七b)。

    另一方面,雕刻刀片对雕刻器功能也是十分重要的证据。据可观察382雕刻刀片所示,使用痕光泽主要集中在雕刻器刀面与腹夹沿上。整体来说,从雕刻刀片所见刮削骨角器使用较多,占19.9%,刃角在100-125∘间刃部被使用较普遍。雕刻器的雕刻刀面不断更生。其中一件雕刻器按同一母岩特征,辨认出15件雕刻刀片,出于同一雕刻器(拼合资料13-16)。这15件雕刻刀片上有些并未见使用痕,其余全部都与刮削骨角作业相关(图十九)。由于其中夹有从未使用雕刻刀片的存在,研究者推测在刃部不适合情况下,也会更新刀片调整刃角。另外,按实测图显示,随雕刻刀片的更新,进行多次类加工。

    从890件雕刻刀片中,其中382件(占41.8%)可以断定有使用痕光泽。雕刻刀片使用的部件,主要集中在雕刻刀面与腹面夹沿上。以下具体举出两例说明。

    30412雕刻刀片,是从雕刻器的左肩剥离而成。在此刀片背面左侧棱线周沿,可见到使用痕迹,属于D1、F1式的光泽,使用形成线状痕与石刀边缘交差约95∘,使用部位呈研磨痕,估计是用于骨角的切割加工(图版八a)。


a

b
图版七  荒屋雕刻器使用痕观察(芹泽、须藤,2003)

    另一件雕刻刀片30244是从雕刻器左肩剥离。从雕刻刀片背面左侧的棱线上可见有使用痕,属于E2的光泽,使用形成线状痕与沿边相交成直角。使用部位有明显研磨痕,估计是用于干燥动物皮革的刮削加工(图版八b)。


图十九  荒屋遗址雕刻器刀片拼合资料(芹泽、须藤,2003)

    总之,据观察雕刻器用作骨、角刮削的有28件、雕刻刀片有239件;用作鞣干燥皮革的雕刻器39件、雕刻刀片有76件。以上两种使用痕兼具的雕刻器8件、雕刻刀片34件。此外,雕刻器是否有装柄痕迹,目前经显微镜观察仍尚未能确定。

    从荒屋遗址出土石器群全体对比分析,细石叶与雕刻刀片数量上占有绝大多数。在石器制作工程所见,石器被制作到最终阶段的比例也是较多。很明显在荒屋遗址中,生产细石叶的石核重量比值上较其他器物为高。雕刻器和雕刻刀片数量也是最丰富的。这与同遗址出土其他石器比较,前两项数量上有压倒性的现象。从出土大量雕刻器特殊背景,推断与该遗址的存在与特殊活动有较密切关系。据使用痕分析结果,雕刻器的功能是与骨角加工及皮革鞣化工序相关。大量骨角加工作业是为了骨角器的制作,更可能与大量细石叶生产与标准化细石叶二次加工相关。荒屋遗址形成应与这些生产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图版八  荒屋遗址雕刻刀片使用痕(芹泽、须藤2003)
a.30412    b.30244

    荒屋遗址石器群包括锥、端刮削器、边刮削器、雕刻器、雕刻刀片和细石叶,通过对这些石器使用痕广泛深入研究,对荒屋遗址的性质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对荒屋遗址出土全体石器使用痕分析显示,石器工具主体是雕刻器。从雕刻器及雕刻刀片数量之丰富,反映了这方面的事实。雕刻器主要用作骨角切削加工和干燥皮具鞣皮之用。雕刻器与雕刻刀片上使用痕比例上,雕刻器较多使用于骨角刮削。这可能与雕刻器对骨角加工过程中损耗较大相关。另一方面,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端刮削器刃部使用研磨痕明显。细石叶上的使用痕能够被确认的并不多,使用痕并不发达,但已确认细石叶上使用痕则明显多样化,显示出雕刻器与端刮削器等功能上的差异。综合来说,从荒屋遗址石器使用痕分析推测,这里是捕获动物资料利用的活动范围,主要从事骨角器及皮具制作。较多细石叶被二次加工的情况来看,可能与制作骨制植刃器的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这样,荒屋遗址是动物资源加工功能的场所。

 


 

[38]   H. Breuil, “Troisième Partie Archéologie”,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Masson et Cie, Éditeurs, 1928, pp. 103-136.
[39]   裴文中:《河套之史前文化》,《中央亚细亚季刊》,1943年2卷2期,页10-19。
裴文中:《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页168-169。
[40]   吴文衔主编:《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黑龙江省博物馆,1991年。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昂昂溪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42]   A.S.卢卡什金:《北满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资料――中东铁路齐齐哈尔车站附近、嫩江河谷考古发掘工作报告》,《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黑龙江省博物馆,1991年,页24-28、34。
[43]   P. 德日进:《对卢卡什金先生在齐齐哈尔附近搜集的考古资料的一些看法》,《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黑龙江省博物馆,1991年,页29-34。
[44]   斯塔里科夫:《小兴安岭中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黑龙江省博物馆,1991年,页55-56。
[45]   山田晃弘 1984「彫刻刀形石器の製作技術」『考古學ジヤーナル』No.229,22-25页。
[46]   Shon Pow-key, “The Upper Palaeolithic Habitation, Sokchang-ri, Korea”, The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vol. 9, 1973, pp. 15-57.
[47]   邓聪 1986「日本九州土器起源予察――中、韩考古学见闻(I)」『月刊考古学』临时增刊no.270,36-43页。
[48]  千叶英一 1982「III发掘调查」『服部台2遗迹/近藤台1遗迹――农地造成に伴う紧急发掘调查报告书』白滝村,9页。
[49]  金尚泰 2000「上舞龙里II遗迹の细石刃石器」『北海道考古学』第36辑,83-96页。
[50]  旧石器文化谈话会编 2000『旧石器考古学辞典』学生社,208-209页。
[51]  黄龙浑、申福淳:《II. 庆熙大学校调查》(原韩语),《上舞龙里》,江原道江原大学校博物馆,1989年,页482-660。
[52]  同注49,金尚泰 2000「上舞龙里II遗迹の细石刃石器」
[53]  张子明:《四、雕刻器》,《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228-236。
[54]  同注13,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
[55]  麻柄一志 2000「男女仓遗迹群」『旧石器考古学辞典』学生社,22页。
[56]  芹泽长介 1959「新潟县荒屋遗迹における细石刃文化と荒屋形彫器について(予报)」『第四纪研究』一-五。
[57]  芹泽长介、须藤隆等 2003『荒屋遗迹――第2、3次発掘調查报告书』
[58]『荒屋遗迹――第2、3次発掘調查概报』,川口町教育委员会。
[59]  沢田敦 2014『荒屋遗迹――北陆最大级の细石刃文化の拠点』,同成社。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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