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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器情牵万里——长忆王建先生(壹)

2017年11月13日 10: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邓聪    【 收藏本文


一、下川与荒屋旧石器情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建先生是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在东亚旧石器学术界中享有盛名。1978年王建先生等发表《下川文化》,公布22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刀①,为国内首次的发现。王建先生参考周明镇翻译奥克莱K.D.《石器时代》著述,对比西方同类backed knife石器,既典雅又科学地翻译成琢背小刀,已成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器订名经典之作。琢背小刀一般在长石片一侧急角度加工琢制,另一侧保留原石片刃部的工具。

    《下川文化》公布后,旋即引起东亚考古学界热切的注目。日本旧石器学术界对《下川文化》高度的重视。下川遗址的琢背小刀,被认为与日本旧石器時代晚期较早期阶段的文化,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从1950年代以后日本旧石器发展的趋势,我们很容易理解下川琢背小刀的出现,何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到1980年代初期,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逐步得以建立。据加藤晋平教授的研究,日本从距今三万五千年至一万年前间,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I期       以石斧形石器及石叶制作石刀为特征
第II期      石刀盛行的时代
第III期     细石叶石器群的时代
第IV期    两面加工尖状器(石枪)出现时代②

    日本旧石器时代石刀,在第I和第II期阶段占有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如果能分析清楚石刀的来龙去脉,则日本旧石器晚期文化渊源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日本旧石器研究初期,石刀被视为标准化石,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编年的研究,起著示标作作用。在日本北海道、本州至九州等地,按工艺区分各种不同石刀的类型,如杉久保型、茂吕型、国府型等。日本各地多样石刀变化的组合,下延到两万多年前细石叶文化的阶段。

    在《下川文化》发表以前,除日本以外,环顾东亚地区旧石器晚期遗物中,却非常罕见石刀的出土。究竟日本列岛旧石器时代第I、第II阶段石刀,是独自产生的特征性文化,抑或是在东亚大陆旧石器文化互相交流中形成的问题,这是日本考古学界急切有待解决的。1978年山西省下川“琢背小刀”的横空出世,让日本考古学界意外的惊喜。王建先生从石器工艺学角度,首次科学地确认下川遗址中“琢背小刀”的存在,其在东亚旧石器研究史上,毫无疑问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二十世纪下半段,日本旧石器最初发现者之一东北大学芹泽长介教授,正是旧石器研究的领军人物。芹泽先生对中国旧石器的发现十分关注。1980年10月,芹泽教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支持,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及盖培两位著名学者,赴日本各地考察旧石器最新的发现。当时我是东北大学研究院的学生,承芹泽师之命与裴、盖两先生,一同在东北仙台和山形县等地考察。1980年后芹泽先生在旧石器的讲授中,曾多次提及王建先生对旧石器的业绩,高度评价下川文化中琢背小刀和雕刻器重要的发现。很遗憾那时我未有机会前往太原。然而我从导师口中,已得悉下川遺址发现重要的意义。王建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

    1982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邀请了芹泽先生,分别访问了北京和山西太原等地。5月28日,芹泽先生专程到山西考古所,探望了王建先生③,他们过去虽从未见过面,在下川遗址出土旧石器标本短暂的切磋期间,就一见如故(图版一)。承王建先生的好意,芹泽教授拍摄了下川琢背小刀和雕刻器等石器。日后,芹泽教授在其著述《旧石器知识》(1986)和《荒屋遗址――第2、3次发掘调查报告书》(2003)中,分別阐述了当时考察下川石器的收获。芹泽先生对下川琢背小刀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学者王建先生所发现的琢背小刀,显示从中国出土与日本十分相似大量的石刀,东亚大陆下川遗址这是首次的发现④。芹泽与王建先生倾盖如故。可惜1983年芹泽先生从东北大学退休,双方未有进一步开展合作。


图版一  1982年5月,王建先生与芹泽长介教授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察下川遗址出土石器。

    另一方面,王建先生与芹泽教授间的友情,因爱屋而及乌。日后芹泽的弟子佐川正敏和笔者,均得到王建先生悉心的指导。1988年秋,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巩启明先生照拂,我前往西安参加半坡遗址纪念学术会议,有幸邂逅王建先生及公子王益人氏。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王建先生显得格外亲切和蔼,三句不离石器的研究,如沐春风(图版二)。


图版二  1988年秋,石兴邦、王建、邓聪 摄于西安(由右至左)

    1989年我在大屿山东湾遗址发掘,地层3米厚之深,底层出土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石器,并没有发现陶片⑤。为此我邀请了王建先生来港指导工作。因王先生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有重任,未能成行。最后王益人兄代父考察。我们间都是醉心石器的工艺,彼此交流了很多中外石器的研究。直到1989年秋天,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前往山西太原考古研究所交流学习。此后,每次往访,王建先生均倾情接待,山西的旧石器和汾酒,令人乐不思蜀。

    1989年8月和1990年3月两次的机会,王建先生把下川出土的旧石器,倾囊相授(图版三)。在此期间,我整理了下川出土各种的石器。其后我也曾就下川石器,写过一些概括性的文字⑥,但都未及深入分析,惭愧未能报答先生的学恩一二。1980年我是以专攻细石器技术的课题,取得日本国费留学东北大学的资格。芹泽先生和我相见之初,他就把发掘荒屋遗址最典型的石器标本,让我学习整理。因芹泽和王建两先生的厚爱,我有机会学习中日间的旧石器。下川、荒屋两处著名的遗址,王建、芹泽长介两位学者间旧石器的情缘,今天已成为中日间旧石器文化交流的佳话。


图版三   1989年夏,邓聪在王建先生山西省考古研究室交流(由左至右:陈哲英、邓聪、王建、王向前)

    1996年后,我忙碌于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考古工作,未有更多机会前往太原。2005年5月一次路过太原,屈指一算和王建先生不见有十多年了。此次会面期间,尚巧遇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多年不见,王先生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图版四)。我们一同观察了一些山西新发现的旧石器,又共同浅尝了美味的汾酒。没想过这一次的分别,竟成诀别,痛失良师。此前2006年3月,芹泽长介先生也驾鹤西去。中日间两位旧石器巨人的交往,已成绝响。


图版四  2005年5月邓聪探望王建先生

    今年二月蒙王益人先生的眷顾,邀请我为王先生仙逝,写一些纪念的文字。我想到现今下川和荒屋早成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丰碑,而两地出土的雕刻器关系密切。本文旨在介绍东亚地区雕刻器一些最新研究的状况。其中包括:

其一,周口店到下川等雕刻器辨别诸问题;
其二,荒屋遗址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
其三,东亚地区雕刻器的技术、功能、分布。

    拙文中包括一些过去我在日本本州东北、北海道、南韩、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黑龙江、山西及山东等地实地调查的收获。王建先生一生对山西旧石器贡献良多。他对东亚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仅以拙文奉献先生,怀念先生谆谆教诲日子。昔日在太原与先生一同观察下川的旧石器,「后来借得风光力,不记如痴似醉时。」王先生常说,我们间是旧石器与汾酒的缘份。而今醒眼始朦胧,长忆王建先生。

二、周口店“雕刻器”的无中生有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发源于欧洲的学问。我国旧石器时代研究开展的初期,受到欧美、俄、日等学者的刺激和影响。旧石器类型中的雕刻器的辨别和探索,欧美学者的成果很值得借鉴。在1960年,哈佛大学牟维斯总结当时雕刻器代表性的研究⑦。早于1911年法国M. le Capitaine Bourlon把从Abri de Masnaigre出土雕刻器系统的分类,兼顾雕刻器形态及技术方面的考虑⑧。1956年Sonneville-Bordes、M. Jean Perrot发表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器一文,综合分析Perigord范围所有重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雕刻器资料,按雕刻器刀口位置、刀口形态、刀面数目等分类,其中一些特殊形态,则以遗址名称作命名。Bordes夫人雕刻器形态、技术分类,受到世界学术界广泛的认同,成为一时代经典之作⑨。东亚地区进入1970年代日本早川正一、藤本强分别详细讨论西方雕刻器研究的成果⑩。总之,大约1950-1960年代,西方旧石器学界对雕刻器在技术形态分类,已达到一定高度的水平。

    1970年代以后,涌现一批来自东亚日本、韩国年青学徒,留学欧美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中国如众所周知原因,从1950-1980年末一段颇长期间,中外旧石器考古学交流十分匮乏。1930年代裴文中曾在法国留学。他也仅在1957年曾短暂返回巴黎,祝贺步日耶教授80岁大寿⑪。二十世纪下半段,当时中西间旧石器考古学基本上难以沟通背景下,中国雕刻器研究推进只能自力更生。二十世纪70-80年代公布周口店和下川遗址旧石器时代雕刻器研究的两个个案,是很值得深入分析的。现今看来周口店遗址中雕刻器的辨别,难以成立。下川遗址雕刻器的研究,成为中国雕刻器探索的典范。

    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雕刻器研究,有了更多的关注。北京大学王幼平《雕刻器实验研究》用实验论证雕刻器的功能,又参考国外欧美、日本、俄罗斯等雕刻器研究的成果,难能可贵⑫。1998年,王益人、王建发表了《下川雕刻器研究》,系统介绍国外雕刻器研究史及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探索下川相关标本详细类型学分析,并涉及中西雕刻器对比研究,为迄今中国雕刻器探索最深入的研究⑬。此外,2016年赵海龙等发表吉林大洞发现大量的黑曜岩雕刻器,从实验和出土雕刻器对比研究,对雕刻器功能上分析,开展了有意义的探索⑭。

    如果说西方在上世纪50-60年代,已开展雕刻器系统的探索。国内也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旧石器类型学,其中雕刻器是典型的器物。由于我国旧石器类型发展初期,处于相对封闭状况,缺乏在国外学习旧石器先进的经验。在国内晚期旧石器发现稀少,积蓄的标本也不多。在这样条件下要独自形成一套晚期旧石器类型学的系统,有相当的难度。就如雕刻器辨认来说,一些形象相似的残缺石片、细石叶石核、楔形石器与及两面精致加工尖状器等,都与真正雕刻器在形态甚至技术上极为相似,需要长期间的摸索,对遗址出土石器整体考虑慎重分析。东亚旧石器学术史上有关雕刻器反复探索辨别的例子,不胜枚举。日本细石叶石核中峠下型和广乡型石核,早期被视为是雕刻器。到1980年后鹤丸俊明从北海道细石器文化中将之矫正分辨出来。从楔形器具体使用或生产石片过程中,否定楔形器中产生所谓雕刻器。从学术史角度来说,雕刻器的辨别并非一片坦途,反而是崎岖蜿蜒。这里我们可以从周口店所谓雕刻器的认识,汲取教训。

    1930年代裴文中在周口店及山顶洞石器群,并没有发现真正的雕刻器。裴文中指出周口店石片石器有六种:(1)石核工具、(2)尖状器、(3)刮削器、(4)平圆形器、(5)两端刃器、(6)杂形器。他分析周口店石器工业三大的特征:

1.真正之石器甚少(即有第二步修制工作者),无第二步修制工作之石器甚多。
2.工具之用途并未分化,即如一件工具,可用于刮削与刮切,又可用于钻凿。
3.工具皆具有“个性”,即每件工具有每件工具的式样,而无多数同样工具,可属于某一式样者⑮。

    裴总结指出,周口店上万件石器中,无一与欧洲各史前文化期中相同者,故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工业互相比证。这样,因周口店既不存在雕刻器,无从与欧洲旧石器时代雕刻器对比。另外,裴氏总结周口店石器的第三点特征,正好是现今我们所熟悉楔形器或者称为两极石核技术内涵一致。这方面在下文中将详细论述。

    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出土的石器,非常稀少和不典型。按裴文中研究,山顶洞石器分为:
(1)火石、燧石石器和石片、
(2)砾石石器、
(3)石英石片石器。
    第1项一件,火石端刃刮削器,“鸟喙状之尖部不是由一次打击而成,肯定不是一件雕刻器”。其余就是一些石片或刮削器。第2项是一件大型砾石石器。第3项17件,所谓石英石片和石器⑯。我们按现今分类来判断,都是楔形石器的制品。

    因此按裴文中原来的发表,周口店早期及晚期石器,并没有过雕刻器。裴文中在1965年在国外发表两篇综合论述中国旧石器的论文,分别在西班牙和日本发表,其中并没提及中国旧石器中有雕刻器的存在⑰。他甚至否定了早期步日耶有关水洞沟及萨拉乌苏的雕刻器。事实上,裴文中是国内最熟悉欧洲旧石器的学者,当时他并不认为中国出土过典型的雕刻器。

    周口店石器被认定出雕刻器的说法是怎样出现的呢?按笔者所见,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中存在有雕刻器。1962年张森水发表《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中提及,他的原文是“在中国猿人石器中找到了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雕刻器打法相似的标本,其中有一种‘雕刻器’颇似笛嘴形雕刻器。这种石器有无制作和用途上的意义,目前尚难确定。有待更多的材料发现和深入的研究”(图一)⑱ 。


图一  周口店出土雕刻器(P.3739)(张1962)

    从以上行文分析解读,作者对“雕刻器”制作及功能问题仍抱疑问,形态上这种石器与晚期旧石器的雕刻器制作技术有相似之处。原文“雕刻器”一词加上括号,有未肯定的意思。那么支持张的证据是什么呢?张在论文中提及,H.步日耶认为:“中国猿人雕刻器很多。”⑲。1973年,由邱中郎、顾玉珉、张银运、张森水公布1966年周口店H地发掘报告,发现猿人化石及石器173件。有关这次新发现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其中雕刻器3件,以标本P3739最典型。“用脉石英厚石片制成,台面为自然面。先将两个侧边加修理,然后在顶端,左右互击几下,左侧似乎斜向打下两个小石片,右侧则斜向打下一个小石片。这样形制的标本与雕刻器的形制是一致的,但是否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样的用途,目前还不能下断语”。最后,本文作者还附带了一句,“雕刻器或雕刻器的打制方法,在周口店第一地点曾见于第8-9层,但以第4层为最多,形制亦较复杂”⑳。

    1985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一举公布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中共113件雕刻器㉑。因此,在1998年王益人就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期雕刻器数量相当多,而中期的很少,呈现出一种哑铃状分布㉒。

    对于周口店的雕刻器的提出,学术界一直有所保留。1984年春,本文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研究室内,曾详细观察周口店遗址出土两极打法的石制品。1986年由笔者所执笔《石器工艺学研究之一:两极法初探》中,就把1985年公布如鸽子堂石英II层被认为是雕刻器的P4957标本,改订为楔形器㉓。1988年,笔者《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1985年版)一书书评指出,“在1984和86年间,笔者分别在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内,观察过若干北京猿人的石器标本。笔者的印象中北京猿人的石器中,存在着大量多种型式的楔形器。根据阿部朝卫氏楔形器的动态分类方法。笔者可以指出如图三中过去被分类的北京人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石器,更订为楔形器可能更为恰当”㉔(图二)。


图二 中国猿人石器类型的更订(邓1987)
1. 笛咀形雕刻器 2. 角雕刻器 3. 两端石片 4. 砍砸器 5. 正尖尖状器 6. 复刃刮削器 7. 单凸刃刮削器 8. 角尖尖状器 9. 盘状刮削器 10. 平面雕刻器 11. 两刃刮削器(4. 依芹沢长介,1986年,其余依裴文中、张森水,1985年)

    有关楔形石器或称为两极技术的制品,在史前人类石制品中普遍存在的。1979年阿部朝卫公布圣山遗址400多件楔形器拼合动态式分析的成果。楔形器自身及碎片,区分为三种主要模式,显示楔形器是一种形态不稳定,制作过程中形态产生剧烈变化的石制品,也可能是一种生产石片的技术㉕(图三:a、b)。这里我们再回味裴老对周口店石器整体评价,“真正之石器甚少,工具皆具有‘个性’,即每件工具有每件工具的式样”。这和我们对楔形器或两极石制品的特征,互相吻合。这是裴氏在研究周口店数以十万计石英石器后,总结出两极技术石制品特征最精辟的见解。日本阿部朝卫以圣山遗址楔形石器的拼合资料,科学动态归纳出两极技术石制品形态上剧烈变化的模式。在1988年笔者已指出周口店中中国猿人的所谓“笛嘴型雕刻器、角雕刻器、平面雕刻器”的标本,应更订为楔形器。

图三 阿部朝卫楔形石器(左)及碎片模式图(右)(阿部1979)

    1985年公布周口店遗址共113件雕刻器,从其中已公布13件所谓雕刻器线图来看,这些石制品均与两极技术有着密切关系(表一)。如L8-L9 P3446,原报告书谓:“原是一件砍砸石片”。鸽子堂石英II层两件P4957、P4956,L6 P2594、P5018毫无疑问是楔形器。而L3P5202,是楔形器的碎片。当然,在国际学术界中,有些学者还是倡议过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存在着一些雕刻器。目前,周口店猿人旧石器共17,091件之多,其中原料由石英和水晶分点分别占89%和4.8%,共93%之多,都是两极技术的石制品,轻而易举可以从这些石制品中挑出一大堆类似雕刻器的石器。然而,这些类似“雕刻器”石制品,就不能归类为真正雕刻器的范围。笔者并无意完全否定周口店猿人石器中存在有雕刻器的可能性。《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举列P2516单直刃刮削器、P2013复刃刮削器、P2251长尖石锥、P2015正尖尖状器,这些石器线图一侧或两侧,以箭头指示加击方向(表二)。在石器上以箭头表示模式,长久以来国际上公认作为旧石器雕刻器的模式表示。上述周口店这四件石器如果不是雕刻器的话,线图上就应该删去箭头的表示。问题是如P2015的正尖尖状器,是否真是雕刻器呢?这方面笔者未曾见到实物,无法确定。


表一 周口店遗址中各种“雕刻器”为砸击石核、石片或楔形石器(裴、张1985)

表二 周口店出土石器具有雕刻器箭头指示(裴、张1985)

    周口店“雕刻器”的问题,可以从以实验考古手法去探索。北京大学王幼平在1980年代末期就尝试以实验方法,目的之一是“怎样区别有意加工与偶然形成的‘雕刻器’,以及如何建立中国雕刻器的分类标准等”㉖。据实验考古成果,王指出似“雕刻器”的产生,有三种:(1)外形似“雕刻器”;(2)砸击法产生的似“雕刻器”;(3)石核似“雕刻器”。第一种只是形态上相似,很容易排除。第三种特别指细石叶石核与雕刻器类似,但通过两者所生产细石叶及雕刻刀片细致对比,也可将两者明确的区别出来。困难的第二种由砸击法也就是两极技术所制作石制品,往往出现似“雕刻器”的标本。王曾指出:

   “使用砸击法剥片时,石锤砸在石核上,由于反作用力强大而产生的效果,使受力端产生放射状断裂并形成凿状角,刃角处正是砸击的受力点。在这里看到打击的痕迹,它与雕刻器小面上的痕迹很相像。”㉗

    在王氏通过实验的体会指出两极技术产生石制品中似“雕刻器”的产生。而且,他还提到从出土石器标本中,“只要仔细寻找出由于砸击法而产生的各种痕迹特点,才能将其与真正的雕刻器区别出来”。在王文结论一再语重心长指出:

    “既有因各种偶然因素形成的外形相似者,也有因剥片产生的似‘雕刻器’,还有为了装柄或修理把手等目的所进行的雕刻器打法。单在以往的雕刻器的描述与研究中,上述几种情况被认作雕刻器的均可见到。”㉘

    笔者同意王幼平的结论,尤其是“不能仅仅以雕刻器打法与小面的存在或仅据外形相似而广泛地使用雕刻器这一命名”。王文是1992年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发表,文中虽然指出两极技术的砸击容易产生似“雕刻器”,但具体上并没有举例出土石器说明。另王文曾引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中“角雕刻器”和“直雕刻器”两种作为雕刻器的例子,也没有直接讨论周口店出土砸击石制品与似“雕刻器”关系,留下一些有待深入的课题。

    事实上,在旧石器研究的范畴内,凡涉猎过两极技术和楔形器研究的学者,均对砸击形成石制品中可能出现类似“雕刻器”有所了解。山西旧石器考古专家王益人在1993年《下川楔形析器研究》中,从下川旧石器晚期的楔形器研究指出:

    “……上述的‘似雕刻器’或‘雕刻器打法’的石制品在形态上归为雕刻器,但其内在含义与雕刻器却不同。”㉙

    1998年王益人等又再强调,周口店的“雕刻器”上的雕刻小面,很可能是两极打法造成的类似于楔形析器剪切破裂面,它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雕刻器不能画等号㉚。

    总之,裴文中生前对周口店石器制品的分类中,并没有雕刻器。裴的身后1985年出版《中国猿人石器研究》,所提示周口店113件的雕刻器,从公布线图及照片看来,均不具备成为旧石器类型学中雕刻器的条件。目前可以确定,周口店131件“雕刻器”的辨别,从旧石器工艺学立场上并没有足够的根据。雕刻器的确立,要从遗址出土全体石器组成中考察,更重要是从石器本身连锁动作的角度去考察,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工作。周口店所谓从无到有的“雕刻器”,其深刻意义不容忽视。

三、从下川到大洞的雕刻器

    1978年《下川文化》中,公布17件下川出土的雕刻器,分为三类,即斜边、屋脊和鸟喙状三类。以下略作讨论。

    斜边雕刻器共12件,占最大多数。据原文的描述:
    “十二件。制作一致,都是在较厚石片的一边,从劈裂面向背由近端至远端全部经过精细的修整;另一边亦作了同样修整后,再在这个边上由端斜向敲掉一个小石片,使左右两边夹角形成一个狭厚的锐尖。”[31]

    对以上斜面雕刻器的定义分析如下:
1. 石片素材;2. 沿边向背全面加工外,也有向腹面加工;3. 由石片素材远端斜向打制出雕刻刀面;4. 雕刻器刀面与另边形成一锐角。

    以上石片素材选择如一定厚度,素材全面向背加工,以至石片远端一侧打出倾斜的刀口形成夹角大小等,均符合雕刻器制作技术的准则。

    第二类雕刻器是屋脊形雕刻器,共四件,其主要特征是“斜向两侧各击掉一条窄的石片,……平视如剑头”,也似屋脊。第三类的鸟喙状雕刻器仅一件,由于一侧端向背一凹缘,形成了鸟喙状的锐尖。鸟喙状也是按形状而命名。

 

图四 下川出土雕刻器(邓1995)

图五 下川出土雕刻器及其他(邓1995)

    1977年《下川报告》共发表17件雕刻器,具有线图仅8件。在其后的研究中,王益人把鸟喙状雕刻器改为长身横刃雕刻器,可能是下川雕刻刀标本中鸟喙特征制作并不明显。其次,1978年报告原图7:3和7:6斜刃雕刻器,分别改订为屋脊形雕刻器和交叉刃角雕刻[32]。在斜边雕刻器方面,很值得重视两点是向背沿边加工,由素材远端斜向打击出雕刻刀面的特征。从迄今所发现下川雕刻器特征中,沿边向背加工和自石片远端加击出雕刻刀是很重要的特征。下川报告执笔者并没有排除由石片的近端打出雕刻刀面的存在。笔者实测13件下川雕刻器中,仍然有3件雕刻刀面是从石片近端一侧加击形成(图四:2、9、图五:15)。无论如何,从石片远端一侧制作雕刻器刀面,是很值得重视的,也是在下川雕刻器研究的初期,研究者通过慎密思考喝破其中的奥密。下川雕刻器以原石片打面一侧作基部,在石片远端打出雕刻刀面的设计,原因可能与器轴与石片剥离轴的考虑相关。

    1978年下川报告中对雕刻器确认,在方法论上并未有采用较多西方旧石器的成果。上世纪60至7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中外旧石器研究方面难有交流。然而,由于研究者王建先生本身在石器工艺扎实的基础,在掌握一定数量标准雕刻器标本中,从而归纳出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雕刻刀技术上几点重要的特征,下川雕刻器系统形成是在国内环境中产生的。当然,这并不能说毫无瑕疵,如雕刻器各部位的区分和命名等,“斜向敲掉一个小石片”所指是雕刻器的刀片,雕刻器的刀面(Burin Facet)即小面,是最重要使用部位,当时并未详细论述。
 
    1978年《下川文化》公布后,华北地区雕刻器的存在,随即引起东亚地区旧石器同行的注目。80年代初国内始恢复招收国外留学生,中国考古学当然是其中一项备受国外学术界所欢迎的分野。1982年,当时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在北京大学留学的佐川正敏,活跃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也很关注山西省下川出土的石器,其后因芹泽长介教授关系,直接观察了下川出土部分的石器。佐川本身具备对旧石器研究的基础,直接观察和测量下川遗址的旧石器。佐川是首位国外旧石器研究者直接分析下川的雕刻器。
 
    1983年,佐川发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群变迁的预察》一文中,特别以下川旧石器为讨论的核心。佐川对下川雕刻器的分析,认为下川雕刻器的素材,一般为长石片或者是石叶,前者占多数。他对雕刻器的分类,以器身的修整及雕刻刀面设置的位置作基准。按雕刻器加工分为四类:
I、在一面进行局部加工;
II、在一面周沿加工;
III、在一面周沿及另一面局部加工;
IV、两面均精细加工[33]。

    另外,他论述到雕刻器的定位问题,把雕刻器原石片背面打面的一侧作基部,分左右刃部和交叉刃三种。如此,综合以上素材沿边加工:I、只有左刃;II、有左右和交叉刃;III、有左刃;IV、有交叉、左或右刃。并且,他举列一件可能是从雕刻器的台面打下的刀片,发表了实测线图。

    雕刻器类型学的订定,按素材的设计、二次加工、雕刻刀面对应位置、左右刃部的区别等,都是中日双方共同关注的特征。佐川在参考《下川文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继承了芹泽长介教授对荒屋型雕刻器分析的观点,为下川雕刻器技术上区分,订定清晰明快的标准。

    1989、90年间两次笔者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建教授的好意,直接观察了下川旧石器各类形的石器。1995年在日本熊本市“姶良火山喷火后九州及当时人们――两万年前石器文”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下川石器群考察》[34]。其中讨论下川雕刻器的分类,比较下川和荒屋的雕刻器,华北地区雕刻器分布等问题。对于雕刻器区分,按雕刻刀面位置及素材加工分为六种。I、横断雕刻刀面;IIa、左刃雕刻刀面;IIb、右刃雕刻刀面;III、交叉雕刻刀面;IV、欠缺二次加工;V、尖头器型;VI、上下两端雕刻刀面。其中,IIa类占58.5%,左刃与横刃雕刻刀面为下川雕刻器的特征。在对比下川与荒屋两处遗址雕刻器技术方面,两者左刃雕刻器均占有多数,均存在从雕刻刀面上向雕刻器背面加工的技术。更且,雕刻器腹部的局部加工技术,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除了两面加工尖头器雕刻器外,基本上荒屋和下川间雕刻器具有共通的技术。

    1998年3月,王益人、王建在《文物季刊》发表《下川雕刻器研究》,可以说是1978年发表《下川文化》以后,又经过二十多年两代人长期的奋斗,一方面在研究视野上,已彻底融合到国际石器技术的潮流,并以下川丰富的旧石器资料作为最新方法应用的尝试[35]。其中楔形析器及雕刻器更是其中研究的重点。《下川雕刻器研究》,毫无疑问为中国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研究树立一新的方向。这篇论文以文章形式发表,俨然已具备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艺学专著的雏形。文章中包括雕刻器在中国研究的历史回顾、雕刻器定义和时代界定,又兼顾西方雕刻器学术发展过程,从牟维斯到Tixier对雕刻器工艺学分析的演化。王氏父子指出中西间雕刻器特别是在素材上差异较大,西方是以石叶为素材,相对比较定型,模式化程度较高。中国方面以不定型石片作雕刻器素材为主,在素材二次加工控制形状成为雕刻器制作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下川雕刻器本身分析,不能完全按西方既有雕刻器的分类,墨守成规。下川遗址中雕刻器的分析,从定位、观察、测量、分类等,又必须自立门户。

    下川雕刻器研究从定位开始,器身各部位名称及测量方法,都是抽出属性最基本的设定。器轴与石片剥离轴方面,王益人等提出“以石叶为坯的雕刻器,其器多与石叶的打击轴重合或平行;但对石片为坯材的雕刻器,其器轴与打击轴有的重合,有的斜交,甚至垂直”。这显示石片剥离轴仍是雕刻器设计考虑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具体上,下川雕刻器的分类,兼顾及形态、器身二次加工、雕刻刀面台面预制、雕刻刀面设置等。这些分析主要以技术角度为基准。其中雕刻器刀面设置,成为进行技术系统的首要特征。按此,王益人等就雕刻器系统分类表列详细有序流程图,分为三级分类。第一级按雕刻刀面打击方向,单刃和双刃,前者在分纵刃、斜刃、横刃和交叉刃四类。双刃的再分多刃等。第二级按石片素材性质及二次加工区分;第三级按二次加工特征分类,完成了系统性按技术区分下川雕刻器类型,即:I、纵刃雕刻器(3件);II、斜刃雕刻器(29件);III、横刃雕刻器(18件);IV、交叉刃雕刻器(20件);V、两端刃雕刻器(4件),共72件。以上五种雕刻器的分类下,再细分若干亚种。

    王益人等论文结论中总结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器的特征。他们指出:
“多以石片为坯材,器身两侧边缘都经过一定程度的整形加工(以石叶为坯材者也不例外)。在类型上,以修边斜刃雕刻器和屋脊形雕刻器为主,交叉刃角雕刻器次之,横刃雕刻器则更少。其中斜刃雕刻器以修边者居多,而且左斜刃雕刻器占有很大比例。这些特点与下川雕刻器的特点相近或相同。”[36]

    总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石片素材,沿边二次加工,预制出雕刻器打制台面,向左侧倾斜的雕刻刀面走向居多。这是雕刻器共同普遍的特征。王氏父子不仅为中国雕刻器技术类型学提供了系统分析基础,也为在东北亚更广泛范围内雕刻器对比研究,树立了科学的模式。

    下川雕刻器研究为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器研究,揭开新的一页,带动了中国北部旧石器类型学研究的发展。2016年赵海龙等发表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雕刻器制作技术与制作及使用微痕新角度分析,颇引人注目。大洞遗址位于吉林长白山,红旗河汇入图们江的河口地带。在2007、2010年两次发掘中出土黑曜石制品逾万件,包括石叶、细石叶及楔形石核,工具有刮削器、雕刻器等,尤以雕刻器十分典型。大洞遗址的文化层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21,350±120 b.p.[37]。

    赵文公布和龙大洞出土九件称为斜刃雕刻器的标本,为黑曜石制作(图版五)。文章内容探讨了雕刻器一些用语、制作技术及实验复制和显微镜对出土雕刻器使用功能的考察,对石器技术与功能分析并重。

    在雕刻器各部位命名上,赵文提出棱刃、棱刃角和棱轴角等概念,以表述石器可能使用范围及其属性。他指出雕刻器棱刃指刀面侧沿与石片素材腹背面相交边棱,腹棱刃和背棱刃,并由之引申之棱刃角和棱轴角属性(图六)。有关和龙大洞雕刻刀制作工艺区分:“1.选择毛坯、2.修理器身、3.修理台面和剥片背、4.打片”四个步骤,详细未及论述。


图六 和龙大洞出土雕刻器部位及命名(赵2016)


图版五 吉林和龙大洞出土雕刻器(赵2016)

    雕刻器功能的探索,赵文核心是包括通过实验复制使用痕对比方式,以高低倍显微镜观察,和龙大洞出土雕刻器刃部微痕分析,推测使用方式及对象。据指出雕刻器上有三种痕迹:擦痕、磨痕和崩痕。大洞雕刻器上雕刻刀面与腹面夹沿“斜棱刃是与加工对象表面接触最紧密的位置”。并且,泥河湾二道梁遗址出土雕刻器与刀片拼合上,发现:“斜棱刃上存在疤状痕,在拼合小片的相同部位也发现了使用后产生的疤状痕,说明该件标本至少经历了两次斜棱刃使用和一次更新斜棱刃的连续过程”。

    这是对雕刻刀面使用部分直接的论证,为解开雕刻刀使用的方式提供了很重要根据。并且,作者更进一步指出“斜刃雕刻器已经成一种高度定型的器物。在进行‘刮’动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右棱刃雕刻器非常适合右手持握使用”。最后有关雕刻器具体功能,赵氏联想到以雕刻刀斜刃“刮制”骨制品的使用方式,认为对“骨器起源研究有一定启示”。

 



注解:

 

①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页259-288。
②   加藤晋平「日本人と文化のルーをアジアに求めて·日本列島に初めてあらわれた石器文化」,『現代人の起源に迫る·現代人誕生』,集英社,1986年4月9日,57-88页。
③    芹泽长介先生追悼论文集刊行会编 2008「芹泽长介先生年谱」『芹泽长介先生追悼 考古•民族•历史学论丛』,六一书房,iii-xiv页。
④   芹泽长介 1987『旧石器の知识』, 110页。
⑤   邓聪 1989「南シナ海沿岸部の無土器石器群——香港東灣下層石器群について」『季刊考古學』,29號,35-38頁。
⑥   邓聪 1995「中国华北における下川石器群の考察」『姶良火山喷火后の九州とその人びと』,114-123页。
 Tang Chung,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 China: The Xiachuan Cultur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 2 1-2, 2000, Brill, Leiden, pp. 37-49.
⑦   陈全家、赵海龙、方启等:《延边地区和龙石人沟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6年26卷2期,页105-114。
⑧   M. le Capitaine Bourlon, “Essai de Classification des Burins, leurs Mode d’Avivage”, Revue de l’École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1911, t. 21, pp. 267-278.
(原文未见,转引自Hallam L. Movius, JR. et al, The Analysis of Certain Major Classes of Upper Palaeolithic Tools, The Peabody Museum, 1968.)
⑨   Sonneville-Bordes, Denise de et Perrot, Jean. 1956. Lexique typologique du Paleolithique superieur. Outillage lithique: IV Burins. B. S. P. F. tome 53, pp.408-12.
⑩   早川正一 1973「西ヨーロツパ旧石器にあおける彫刻器の形式学的分析」,(南山大学)『人類學研究所紀要』第2号,43-68頁。藤本强 1976「型式と分类」『日本の旧石器文化5 旧石器文化の研究法』,雄山阁,147-216页。
⑪   Pei W.C., Professor Henri Breuil, pioneer of Chinese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s progress after him. Instituto de Prehistoria y Arqueología, 1965.
⑫   王幼平:《雕刻器实验研究》,《考古学研究》,1992年第1期,页5-90。
⑬   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页25-57。
⑭   赵海龙、徐廷、马东东:《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雕刻器的制作技术与功能[J]》,《人类学学报》,2016年35卷4期,页537-548。
⑮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86。
⑯   裴文中:《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1939)》,《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75-81。
⑰   同注11,Pei W.C., Professor Henri Breuil, pioneer of Chinese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s progress after him.
 裴文中 1977「中国の旧石器时代――付中石器时代」『日本の考古学I 先土器时代』新装版,河出书房新社,324-350页。
⑱   张森水:《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9月,第6卷,第3期,页270-279。
⑲   H. Breuil, “Le Feu et L’industie Lithique et Osseuse a Choukoutien”, Bull. Geol. Soc. China, 1931:XI, pp. 147-154.
  H. Breuil, “I’E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s Industries Paleolithiques de Choukoutien” (et Nihowan), L’Anth., 1935:45, pp. 740-746. (原文未见,转引自张森水先生论文《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6卷3期,页270-278。)
⑳   邱中郎、顾玉珉、张银运、张森水:《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3年11卷2期,页109-131。
㉑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㉒   同注13,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
㉓   邓聪:《石器工艺学研究之一——两极法初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6年17卷,页19-56。
㉔   邓聪:《书评裴文中、张森水着《中国猿人石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7年18卷,页291-293。
㉕   阿部朝卫 1979「ピエス•エスキーユ(楔形石器)」『圣山』,东北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会,153-159页。
㉖   王幼平:《雕刻器实验研究》,《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页65-90。
㉗   同注26,王幼平:《雕刻器实验研究》,页70。
㉘   同注26,王幼平:《雕刻器实验研究》,页88。
㉙   王益人:《下川楔形析器研究》,《文物季刊》,1993年第1期,页1-9。
㉚   同注13,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

[31]   同注1,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
[32]   同注13,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
[33]   佐川正敏 1983「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群变迁关予察」『考古学论丛』宁乐社,137-169页。
[34]  同注6,邓聪 1995「中国华北における下川石器群の考察」。
[35]  同注13,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
[36]  同注13,王益人、王建:《下川雕刻器研究》。
[37]  同注14,赵海龙、徐廷、马东东:《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雕刻器的制作技术与功能[J]》。

(未完待续)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于《珞珞集——王建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待刊))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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