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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铭崇:商人服象——事实与想像

2017年11月22日 11:00   来源: “台湾人文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作者: 黄铭崇    【 收藏本文


商人「服象」与象之南迁

    在现代的考古发达以前,我们对于「古代发生什么事情?」、「哪里有什么东西?」只能依赖传世文献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中有一段:「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一般的解释是说,商代的人驯服了大象,以暴虐东夷。周公以部队驱逐象群,将它们赶到了江南。这则记载经常与《孟子・滕文公下》的另一段文字一并讨论:「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悅。」此段文字的意思是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接著讨伐东方的奄国,历经三年而掳获其国君,追逐飞廉到天涯海角并且把他杀了,一路上消减的国家有五十余个,把虎、豹、犀、象驱赶到远方,于是天下大悦。这些记载经常被认为是史实。


图一 殷墟甲骨刻辞中的「象」与「为」字。「象」字象形,特征是其长鼻。「为」字明显地是以手牵象之形,但是文例多是「为宾」或「宾为」,与牵象的原意已无关系。(图片来源:根据《甲骨文字编》1967, 1968。)

    早在1930年,当时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徐中舒先生(后来为四川大学教授)曾写过一篇〈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他引用罗振玉对于殷墟卜辞中的「象」字之讨论(图一左),指出殷墟出土过象牙器、象骨器等,殷墟甲骨刻辞亦有「获象」的记载,显示商代华北地区的确有野象。其次,河南简称为「豫」,《说文解字》:「豫,象之大者。⋯⋯。从象予声。」但徐中舒认为「豫」原本应当是从「象」从「邑」,因为字型讹变的关系,变成了从「象」、「予」声。故河南地区有象,至殷墟时尚盛。 又根据甲骨文的「为」字从手牵象,罗振玉即指出:「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殷墟书契考释》,图一右),则象在商代为寻常服御之物。所以,他认为出土的文献与遗物,证实了这两则记载。他还进一步认大象之南迁,与周公将虎、豹、犀、象驱往江南有关,并且以文献资料讨论了更晚阶段象南迁的问题(徐中舒,1930)。徐中舒的研究打破以往认为殷墟的象是从南方进贡而来的看法,至少在简称为「豫」的河南在商代是有大象的。
 
    在1928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掘,除了零星出土的象骨、象牙以及象骨器、象牙器以外,已经出土过两座象坑,是商代用象来祭祀的遗迹。但因未正式发表,仅由胡厚宣在《殷墟发掘》中罗列了本资料,并未引起注意(胡厚宣,1955)。1978年在西北岗墓葬群中,又发现一座象坑,于是发掘者杨宝成与甲骨学者王宇信合作,撰写一篇〈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由于在后来发现这座象坑的象颈上系有一个硕大的象铃,说明当时已有驯养象的事实。他们进一步认为象的南迁,不可能是以部队驱赶所致,而是因为环境变迁,也就是西周时代环境劣化,象群无法继续在华北生存,所以才渐次往南迁移(王宇信、杨宝成,1982)。
 
    我们曾经利用与安阳市邻近的邯郸市的文物普查资料与根据孢粉分析所建构的环境资料比对,发现从商代晚期开始,有一个寒冷期,跨越西周与春秋,一直到战国才回暖。相对地,聚落数量在商代以前持续成长,到商代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寒冷期,聚落数量大幅减少,一直到战国时期才恢复到商代的水准(黄铭崇等,2013a)。所以,在此一寒冷期,发现山东地区在晚商时期的环境变化相对和缓,而且此一时期使用绳纹陶鬲的商人在山东地区大量出现,与当地原住民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近一步推测原因,在山东北部的渤海湾地区,商王朝是为了盐而强力进驻,在山东南部则是有大批可能为自主移民的商人,导致商王朝必须出面保护(黄铭崇等,2013b)。不排除有其他原因造成商王朝与东夷之间的冲突。
 
    其后,文焕然从环境史的宏观角度探究大象往南退却的原因,并且绘出每一个阶段大象存在的北界,与其逐渐南迁的过程,方法上与徐中舒基本相同(文焕然,1995)。澳洲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 教授写了一本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国的环境史》),他则是利用文焕然所讨论的「大象退却」的现象,进一步申述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族群等问题对于环境变化的影响。
 
    从以上讨论,看起来「商人服象」以及「象的南迁」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不过,在王与杨文章中点出了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甲骨文中其实没有使用象来作战的记录,那如何解释「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呢?现在网路上有一些文字,就把这项记载视为商王已有「战象」暴虐东夷的证据,或骑著战象攻打东夷。以下,我将检视古文字、考古出土现象与当时的铜器、玉器等工艺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晚商时期的象,并且说明我不认为商代有战象的理由。
 
管理象的族氏与服象的象奴
 
    甲骨文中的象出现的次数不多,有两种主要用法,一种是用来指大象,另一种则是指「象」族氏。族氏「象」也出现于商代铜器铭文,目前已知者,可以分为三组,一组为安阳薛家庄M3出土的一对爵与觚,铭文均为族徽「象」。一组有两件爵的「象」字写法相同,尾巴皆分为三叉。另一组则铭文都是「象(族徽)祖辛」,包括一尊、一卣与一鼎。带有族徽「象」的铜器并不多,显示「象」这个族氏并不繁盛,人口不多。商贵族的族徽有一种是「职事性」符号,比方带有马的符号,可以证明与养马有关系(黄铭崇,2013)。因此,象这个族氏,可能就是负责管理豢养象的众人与奴隶。由于象这个族氏的人数并不多,说明服象的事业比起养马而言,并不算重要的工作。
 

图二 晚商时期铜器上的族徽「象」,带有此一族徽的铜器不多,说明「象」这个族氏人数并不多。商贵族的族氏有时是「职事性」符号,比方附带有马的族徽是负责圈养马的族氏。所以「象氏」也有可能就是从事「服象」的工作。(图片来源:笔者根据「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绘。)

    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但是比起获其他动物,获象的辞条不多,而且获象的数量也不多,通常是一、两隻,最多七隻。不过,甲骨文中田猎「获象」,究竟是活捉生象,是打得死象?我认为「获象」应当是两者的总和,而且应该以后者居多,因为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有雕花虎肋骨,其背面就记载畋猎时「获大凁虎」,说明这隻老虎其实是被猎杀。而且要捕获生象要花费的力气比较大,也可能造成人员很大的伤亡。捕获的象,极有可能是失去公象保护怀孕的母象或小象。关于获象的纪录,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们都与「梌」、「噩」、「叀」三个地点有关,这三个地点,近年学者研究,多认为在山东一带(钟柏生,1989),也就是东夷的领域。所以,商人如果要「服象」,必须到东夷的土地上去找,可能不断骚扰位于山东半岛西南的东夷人。 

图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出土的两座象坑,一座仅有象骨,另一座除了象骨以外还有一个人的骨架。(图片来源:史语所殷墟考古发掘档案。)
 

图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发掘的一座象坑,除了一具象骨以外还有一具猪骨。(图片来源:杨宝成,1987。)

     殷墟考古出土的象骨在哺乳动物群中,也算是少数(杨钟健等,1949)。此与田猎所「获」的象与其他动物比较,数量少是一致的。整个安阳殷墟将近九十年的发掘总共出土过三个象坑,都在商王陵墓区的东区,第一座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夏鼐先生在1935年,在商王大墓区1443号大墓东边三个大坑的最西一座,墓号1426,墓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5.7米,墓曾被盗掘,内含一幼象骨骼(图三左)。第二座也是同年由王建勋先生发掘,墓号2040,南北长5.2米,东西宽3.5米,亦被盗掘,内含一成年象骨骼,以及一人的骨骼。象的头、前腿、与坐骨被盗掘者破坏(图三右)。第三座为1978年在武官村北地,一系列动物祭祀坑中的35号祭祀坑,内有一具幼象以及一具猪骨(图四,杨宝成,1987)。所以,《吕氏春秋》所说的「商人服象」是毫无疑问的。《甲骨文合集》8983:「⋯⋯宾贞,⋯⋯以象侑祖乙?」此处用来侑祭祖乙的象,应当就如此类的象坑。     值得注意的是,三座中有两座为幼象坑,幼象既不能做工,更无法用来作战。另一座象坑的成象,其实也不大,这座象坑有「象奴」,也就是同时殉葬一人。商王朝虽然在祭祀祖先或其他仪式中有大量的杀殉,但是它基本上是个「用武之国」,为了保持战斗力,是很少以自己人——不论是贵族或众人来陪葬。所以,这个象奴,应该是个异族人士。     田猎中被猎杀的大象除了让军队饱餐一顿以外,象牙与象骨都被商王朝最高级贵族——主要是王室成员拿去製作最珍贵的象牙器与象骨器。根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田纯子女士的研究,殷墟的许多大型雕花骨器是象骨器与象牙器,象骨器是以大象的腿骨截断,掏空内部,装上器底与手把,并且浑身雕以饕餮纹等纹饰,甚至镶嵌绿松石,异常豪华绚丽(图五),可以说是商代艺术中困难度最高、最细緻的登峰造极的工艺品(内田纯子,2013)。它们之所以珍贵,除了工艺困难度高,耗工耗时之外,主要是因为材料的数量并不多。在某个程度上也说明在安阳一带,象应该可以算是濒危动物。 

图五 A&B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带鋬觚,左边一件镶嵌绿松石。C为现藏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带流觚的残片。D为商王大墓出土的象骨觚,上半部已残。(图片来源:A&B《殷墟地下瑰宝》107, 105,C《国立历史博物馆・馆藏精品》96,D《殷墟器物选粹》232。)


 
    据此,我们对于「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商王朝的兵力,不论是装备、人员训练和后勤支援等,远比东夷要强大,要暴虐东夷其实根本不需要动用战象。何况,「服象」倒反而可能是东夷的传统,《孟子》中说舜是东夷之人,而在神话中舜以象耕,其后代妫姓,都与象有关。帝辛时期几次征伐东夷,也没有看到动用象的纪录。从随葬象奴看来「服象」的是应当异族,非常可能就是出产象的东夷地区,他们也会随著被驯服的象殉葬。商王朝的这类需索,也许对于东夷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也许才是「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一个合理的解释 。
 
晚商时期的母子象与「可爱大象」的意象
 
    在商代与象的形象有关的艺术品中,仅有一件年代为中商时期,是一件典藏于巴黎基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大象尊。这件象尊长96公分、高64公分,相当巨大,形体上也比较具象,并未有过多的风格化的处理,所以能够将象作为巨大野兽的威风表现出来。背部有盖,已失。鼻部已断(图六)。它全身布满纹饰,身上的饕餮纹正面形把尖锐的排齿露出,这是比较典型中商时期偏早的饕餮纹风格(图七)。
 

图六 法国基美博物馆藏的一件〈象尊〉,从它身上的饕餮纹可以判断其年代当在中商时期(约1400-1300 BCE)(图片来源:BRONZES ARCHAÏQUES DE CHINE, pp. 152, 154, 155.)
 

图七 法国基美博物馆藏的〈象尊〉的饕餮纹(图片来源:笔者绘。)

 
    另还有两件青铜象尊,一件采集自湖南醴陵仙霞村,盖已不存。长26.5公分,高22.8公分。它的原始形状应当与美国弗利尔-赛克乐艺廊所藏的一件母子象尊相同,象尊的背上有一盖,盖钮做成了一个小象。 弗利尔-赛克乐艺廊这件高仅17.5公分。这两件器的时代应为殷墟晚期。(我们必须说明,在湖南出土的铜器,并不代表在湖南当地生产,有学者已经很有力的解释,湖南地区的许多精美的青铜器,是在克商战役前后,商王朝贵族逃难时携带来的,所以,他们出土时,并不具有以觚爵等酒器为基底的组合,经常是单个出土,醴陵采集的铜象尊就是此种例子。)这两件象尊同样全身佈满纹饰,而且纹饰的主体是突出于表面的半三维表现,底纹则是常见的云雷纹。象的脸部有点类似现代的「吉祥物」,露出短短的象牙,显得十分可爱(图八)。当盖取下放置在器的旁边时,就呈现「母子象」的意象(图九)。
 

图八 湖南醴陵采集的〈象尊〉,以及美国弗利尔艺廊典藏的〈象尊〉,这两件采作时代为晚商时期(约1300-1046 BCE)(图片来源:《中国青铜器全集・商4》130, 129。)
 

图九 母子象,这是非洲森林象。(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除了青铜象尊之外,河南的新乡市博物馆藏了一件白陶象尊,形体相当小,高仅8公分,长16公分,全身雕以花纹,背有一孔,失盖或根本无盖(牛万新,2011)。身上装饰的鸟纹说明此器的年代为殷墟末期。这件白陶象尊,比起前两件青铜象尊,可能更具象一些,描绘的可能是像西北岗2040号象坑中刚刚成熟(转大人)的成象。
 

图十 新乡市博物馆典藏的白陶象尊 (图片来源:《新乡市博物馆藏文物图录》,页68。)


 
    殷墟出土的象形文物还有玉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西北岗大墓时在1567号大墓发现一件鼻部及尾部已残的闪玉玉象,色泽深绿,长27公分,高12.6公分。全身饰以勾云纹,原来应当有S形象鼻,也有尾巴(图十,李永迪等,2009)。西北岗M1728出土一件闪玉做的小玉象,长3.7公分,高2.3公分,鼻部内卷,形成一孔可以穿绳为吊饰(图十一右,李永迪等,2009)。殷墟妇好墓出土两件小玉象,形体与西北岗M1728出土者近似,但稍大,而且呈立体形。一件长6.5公分,高3.3公分,另一件略小,长6公分,高3公分。身上略施勾云纹(图十一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2)。上几件玉象都相当可爱。
 

图十一 河南安阳西北岗M1567出土的晚商时期玉象(约1300-1046 BCE)(图片来源:《殷墟器物选粹》,页196-197。)
 

图十二 左: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象。右:西北岗M1728出土的晚商时期玉象(图片来源:左《殷墟玉器》,页95:右:《殷墟器物选粹》201。)

 
    除了表现全象形体以外,还有只取象头的表现方法。例如: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藏一件安阳出土的象觥,它的头部特殊,做成了象头,有上卷的长鼻(图十二左)。又如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的一件虎食人卣,它的提梁两端的牺首做成了象头(图十二右)。由于此处的象头必须与器物的整体风格一致,所以已经不再「可爱」,我把它们的表现手法称为「饕餮化」,变成饕餮主题的表现手法的一部分。
 

图十三 左: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藏的一件〈象觥〉,正前方主要的兽首为象,为了配合觥的整体形象,此处的象头已经「饕餮化」,不再具有可爱的特征。右: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著名的虎食人卣的背面,此处要读者看的是提梁的两端的「牺首」是象头。(图片来源:左:《白鹤英华》14,右:《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页81。)
 

    泉屋博古馆藏的象纹觥,器身分上中下三段,比较特殊的是器身上段前端的纹饰为象纹,此处的象纹虽小,却有不少细节,比方鼻部的一节一节,象牙,尾部的分叉,脚的蹄足等等,都清楚表现。比较特别的是在头上,长出了内卷角(图十三)。虽然,此处象纹已经「饕餮化」,但是比起其他兽纹,象纹还是缺少了「凶猛的」特征。
 

图十四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的一件〈象纹觥〉以及象纹的放大(图片来源:《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篇》107。)
 

    从以上带有象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的工匠,对于象并不陌生,他们对于象的形象的掌握相当准确。不过,他们对于象显然有特殊的认识或情感,简而言之,对于商代的工匠而言,象是「可爱的」,而且母象与子象间的亲情关系,也让他们印象深刻,进而制作出母子象尊这种作品。
 

图十五 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出土的一片甲骨,为习刻者的作品。此片甲骨除了不成文句的练习以外,还画了三组图画,其中有两组比较清楚,一组为虎,一组为一隻小象跟随著任娠的母象。(图片来源:《殷墟文字甲编》2422, 2423。)
 

    母子象尊让我们想到《殷墟文字甲编》2422一片残刻辞牛肩胛骨,是学习书写者的作品,除去不成句、略显生涩的文字以外,还刻有一小象随著任娠之母象,以及一虎的图像(图十四,杜正胜等,1998)。显然,象在商代的首都大邑商(今天的安阳)并不罕见,甲骨刻辞的书写学徒不但见过大象,而且对于怀孕的母象带领著小象的图像有深刻的印象,而加以描绘。
 
 商人服象-事实与想像
 
看过以上材料,我认为商代应当是没有战象的。所谓「商人服象」,是商王与其贵族在田猎中杀死了大象,擒获失怙的小象,或失去公象保护怀孕的母象。商人把这些小象挂上象铃暂时驯养,最终在高规格的祭祀中,被当作牺牲而杀死。也许因此而有族氏因负责豢养这种幼象而以「象」为族徽。但是「象」作为族徽的铜器铭文数量不多,说明豢养象这个族氏并不是特别的繁盛。其次,是象氏中的贵族实际上只是负责管理,真正照顾象的是象奴,由于象奴与象一起被牺牲,笔者推测,他们应当是外族,很可能是东夷人。在晚商时期河南的安阳地区由于过度开发,估计象已经是濒危动物,多数的象可能来自东夷地区,所以,所谓「为虐于东夷」可能是指商王朝对于东夷索求象,对于东夷造成很大困扰(当然,索求的东西不限于象一种)。总之,商人服象的规模是有限的,也不是有系统的,更遑论有战象或由战象组成的部队。在商代这种以大型哺乳类动物为军队主要战力,包括马车队、马队等用来衝撞敌军的概念尚未形成。在东亚地区第一次使用此种战术,可能如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所言,是发生在武王克商的战役,在这场战役,周方以三百辆马车衝驰,造成从未预期大量马车衝撞的商军溃不成军,为商军在牧野战败的原因之一。商人面对东夷,有军力上的绝对优势,最关键的是商王朝有青铜兵器,东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十分有限。总之,商王朝要「为虐」东夷,不需动用「战象」,事实上也没有战象。
 
象对于生活在安阳殷墟的商代工匠而言,是可爱动物,因为他们所见到的不是幼象,就是怀孕的母象。所以,他们的创作中的象,多半是可爱的,也有亲情十足的母子象。
 
 
 
参考文献:
[1]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Vol.2, Part 1(1930): 60-75。
[2] 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书店,1955),页83, 89, 94。
[3] 王宇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页467-489。
[4] 黄铭崇、林农尧、黄一凡、刘彦斌、柯维盈,〈从邯郸地区汉代以前遗址的跨时分佈看环境/社会变迁与聚落发展〉,《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a),页601-689。
[5] 黄铭崇、林农尧、黄一凡、刘彦斌、林昆翰,〈晚商文化的分佈及其意义-以山东地区为例的初步探讨〉,《东亚考古学的再思—张光直先生逝世十週年记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b),页257-337。
[6] 文焕然等著,文榕生编,《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7] Elvin, Mark,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4).
[8] 黄铭崇,〈晚商王朝的族氏与族氏政治〉,《东亚考古新发现-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页1-94。
[9] 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
[10] 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4(1949): 145-153。
[11] 杨宝成,〈安阳武官村北地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12: 1062-1070+1145。
[12] 内田纯子,〈殷墟西北岗1001号大墓出土雕花骨器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4.4(2013): 68。
[13] 牛万新等,《新乡市博物馆藏文物图录 》(新乡:新乡市博物馆,2011),页68。
[14] 李永迪等,《殷墟出土器物选粹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No. 95。
[16] 杜正胜等,《来自碧落与黄泉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页46-47。
 

  
(作者信息:黄铭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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