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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下)

2017年07月14日 11: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孙秀丽    【 收藏本文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日益高涨,为了应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当时留在大陆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对于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救火”行动,同时也成为一场文化的盛宴,后来的学生再也无此殊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四期学员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离开训练班的日子

    训练班开办期间,全国各大行政区也相继成立了文物考古工作队。第一届训练班结束,庄敏(后担任《文物》月刊主编、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启益、黄明兰、张金铭相继留在了文化部文物局工作,庄敏还做了第二届的辅导员。其他学员则立即被抽调到各大区的考古队参加发掘,当时重要的考古工地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直到1955年前后,各区考古队随着大行政区撤销建制陆续解散,学员也回到本省文物单位。

    这一时期,郑州作为全国考古的重中之重,形成了全国支援郑州的局面。之前河南省成立了两大文物工作队,郑州的是一对,队长安金槐,洛阳的是二队,队长蒋若是。由于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整个华东文物工作队20余名业务人员被调到郑州支援,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在1954——1955年兼郑州考古队队长。加上来支援的训练班学员,考古队业务人员最多达到上百人。这种发掘规模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郑州也因此成为很多人学考古的启蒙地。


第三期训练班在北大一教前合影 何国涛提供 )
坐排左起:张珩、高履芳、 贾兰坡 (左4 ) 、张政烺、韩寿萱、尹达 (左8) 、裴文中 (左9) 、王冶秋 (左11) 、吴仲超、唐兰、陈万里、苏秉琦 (右2)
前排立者左起: 庄敏、吕遵愕、何国涛 (左5);
二排立者左起: 罗哲文 (左7)

    1956年—1958年,中科院考古所又成立了黄河水库考古队,主要是配合三门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建设。队长夏鼐,副队长安志敏,成员从全国调去。考古队分了四个组,除了吴汝祚,其他三个组长徐秉琨、云希正(第三期)、刘启益均是考古训练班学员。60年代初,山西侯马发现铸铜遗址,进行了著名的近百人参加发掘的“侯马大会战”,广东的麦英豪(第二期)、莫稚(第四期)、曾凡(第三期)等一批训练班学员也前往支援。

    安金槐后来成为一期学员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位。他在50年代发现并确认了郑州商城遗址;60年代初在郑州发现商代原始瓷器;70年代发现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揭开了龙山文化时期古城研究的序幕。著有《郑州二里岗》、《巩县石窟寺》、《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中国考古》等多部专著。他还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蒋若是一直担任洛阳文管会副主任,文化局副局长。50年代他主持发掘洛阳烧沟汉墓,提出了汉代五铢钱的分期断代标准,这个标准后来成为考古发掘中对汉代墓葬断代的标尺。《烧沟汉墓》也是汉墓断代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汪宇平(第二期)在几十年间几乎跑遍了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行程4000多公里,先后发现了近20处旧石器时代遗址。1956年在萨拉乌苏调查发现了著名的“河套人”头盖骨和股骨化石。1973年发现了著名的大窑石器制造场遗址,并分别在1976年和1979—1983年进行大规模发掘。1986年主持建立大窑文物保护管理所,此后长期生活在大窑,直到1998年88岁高龄时,孙子汪英华接替了他的工作。

    麦英豪在2004年再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53年他和夫人黎金一起从第二届训练班回到广州文管会,一干就是52年。他在50年代组织广州汉墓发掘,70年代以后四次组织出国文物展,80年代主持广州南越王墓、秦代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三项大规模发掘。在文物保护方面,麦老“抓小放大,化解矛盾,有效保护”和“文物保护,既要宣传群众,又要宣传领导”的经验,使广州市的文物保护一直为全国瞩目:市政府斥巨资搬迁了儿童公园,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等遗址都在广州市的黄金地段获得原址保护并建起博物馆。

    在辽宁,徐秉琨先后主持朝阳唐墓群、北票冯素弗墓和法库叶茂台辽墓群、朝阳喀左青铜器窖藏等重大发掘;孙守道(第四期)以调查并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考古著名。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谭维四(第三期)先后主持了楚都纪南城、江陵望山楚墓与沙冢楚墓、随县曾侯乙墓等考古发掘与研究(其夫人白绍芝毕业于第二期训练班)。副馆长王劲(第三期)在1955年和训练班学员程欣人等一起组成石龙过江水库文物对,调查发现了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遗址群。60年代她主持了武昌放鹰台新石器遗址的大规模发掘。70年代先后组织或参加发掘襄阳太坡东周墓、江陵马山楚墓等遗址。是训练班少数几位奔走在田野前线的女学员之一。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主要的考古发掘,几乎都有牟永抗(第三期)参加。他从1956年开始,先后主持发掘钱山漾遗址、湖州邱城遗址(在印纹陶、黑陶下面发现了红陶地层,第一次建立了长江下游史前的“三迭层”)及吴越国王室墓;70年代主持发掘桐乡罗家角遗址;80年代参与发掘良渚反山墓地和瑶山墓地。在浙江古瓷窑研究、印纹陶研究、古玉研究和史前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在河北,郑绍宗先后在旧热河区,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组织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发表专著及论文多篇。一起参加发掘满城汉墓的还有第二期学员孙德海(河北省文物队队长),孙德海在1974—1978年调查发掘了磁山遗址,把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提早到距今8000年左右。而刘来成(第四期)则在1977年主持了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发掘。

    还有一部分年轻学员从训练班毕业后又考入正规大学读书。胡继高(第一期)从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到华东文物工作队,1956年留学波兰,就读于哥白尼大学美术系文物保护专业,与1962年获硕士学位后归国。研究成功有效治理莫高窟壁画“龟裂起甲”的方法;给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大型漆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成功脱水;主持揭取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丝织衣衾等书画及丝织品。在文物保护方面是国内较早的一位专家。


1952年4月考古所同仁合影,右三为夏鼐。(摄于王府井大街考古所院内夏正楷提供)

    留在文物局工作的黄明兰(第一期)1955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洛阳市文物管理处副主任。洛阳古墓博物馆馆长、洛阳文物二队队长,主持了包括卜千秋墓在内的一系列西汉壁画墓发掘,主编《洛阳汉墓壁画》、《洛阳铭碑记石》等著作。朱国忱(第二期)1957年考入辽宁大学,但很快被打成“右派”遣回原单位。70年代以来主持过渤海上京宫城系列遗址和金齐国王墓、渤海三灵2号墓等发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山西戴尊德(第一期)是平朔考古队第一任队长,解廷琦(第二期)主持发掘了大同方山古墓,畅文斋(第一期)和杨富斗(第二期)是侯马考古工作站前后两任站长,解希恭(第二期)在临汾组织了4期省、地文物干部训练班。在边疆地区,李遇春(第一期)1959年带领新疆考古队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入尼雅地区调查发掘。云南孙太初(第一期)主持昭通汉晋古墓及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群发掘,“滇王金印”的出土,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历史的神秘面纱。于豪亮(第一期)为简帛文书的整理考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逸友(第一期)在内蒙古、河北调查古北方长城遗迹和金界壕,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居延塞遗址,主持发掘黑城遗址,著有《黑城出土文书》。赵生琛(第一期)于1974—1981年带领青海省文物工作队,主持西宁大通上孙家寨考古发掘,共发掘马家窑、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墓葬1295座。提出“上孙类型”文化命名。


1955年7月第四期训练班在北大合影(高天麟提供)
坐排左起: 李仰松、佟柱臣、侯仁之、韩寿萱、王冶秋、尹达、向达、裴文中、 夏鼐、苏秉琦、张政烺、陈梦家、陈滋德、贾兰坡、张珩、宿白、安志敏
前排立者左起: 吕遵愕、赵其昌、何乃汉
后排立者左起: 庄敏、朱希元、吴荣曾
蹲坐者: 王去非(右3)、郑振香(右1)

    可以说,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之前,各地重大考古发掘多数是由训练班学员主持或组织的。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办考古训练班重在实践,要培养像黄埔军校学员一样在实践中作风过的硬的队伍。80年代初,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的黄景略先生第一次把这四次训练班成为“考古的黄埔四期”。此言一出,得到考古界广泛认可。正如宿白先生所说,这个训练班一方面给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工作打了个基础,建立了一些工作方法和制度。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组织人员(即后来各省考古所、博物馆的负责人),取得很多业务成绩。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在。训练班被称为文物考古的“黄埔”,性质虽然不同,但他对于文博界的重要性而言,是有道理的。

作为样板和模式

    这四期学员回到各省,有参加了各大区由专家领队的发掘,很快能独立工作。到1956年,“速成”的300余名学员已经使全国的考古力量形成一点规模。很多省份是在考古人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这四期训练班培养了第一批干部,支撑起工作局面。惟洛继续补充考古力量,河北、辽宁、安徽、浙江、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省又纷纷借鉴北大训练班的模式,组织针对地县级干部的短训练。滚雪球式地扩大基层考古力量。

    河北省先后办了两期。1957年,河北省文管会从各市县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在正定举办文物训练班,请裴文中、祁英涛(古建专家)主讲,从北大训练班毕业成员的学员也参加授课。这批学员后来成了河北基层市县的文物骨干。另一届是邯郸岳城水库训练班。郑绍宗说起一件往事:1959年冬,年近60的裴老应邀来到岳城水库考古工地,给各县抽调的干部一面发掘一面讲课,还带领学员在水库周围调查发现了磁县观台窑等遗址。1960年春节就是在水库工地过的,没有荤菜,大年三十晚上,大家到附近河里捞些小鱼作下酒菜,和裴老一起,和白薯干酒过的年。


1995年3月, 曾昭燏(右六)组织南京博物院业务人员调查六朝陵墓。(南京博物院提供)

    浙江省在1956年举办第一次省级考古训练班后,1957年连同从北大训练班回来的,专业人员已经达到14个,可惜后来都在文革中流失殆尽。1972年又培训了第二批。1978年前后,由牟永抗等人在实地培养了一批能从南方的熟土堆积中找墓边为特征的技工,一直到90年代末都是浙江野外工作的骨干力量。

    王劲说,“考古训练班学员实际是充当了救火队,抢了一批文物出来。各省靠这些人奔走在田野前线,起了创业和带培训的作用。50年代初的中国,除了河南陕西山东,多数省份在解放前的考古都是空白。考古训练班的开办等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用两条腿走路,与正规大学的教育同步。而前者的实践经验是很宝贵的。”

    湖北省先后在天门石家河、黄陂盘龙城、江陵纪南城、江陵凤凰山汉墓考古工地举办短训班。学员们与湖北、湖南、北京的专业人员一道,进行全国会战,边干边学,晚上总结,下雨天讲课。1976年,武汉大学开始筹建考古专业,为了积累经验,先办了一个训练班,省博物馆的业务人员轮流讲课,副馆长王劲带着学生在襄阳太坡实习。实习结束后才正式创办了武大考古专业。考古专业初期的专业课,大部分仍由省博物院人员来讲。第一届毕业生王红星、胡亚莉、吴晓松等人现在都是湖北省考古的中坚。

    遗憾也不是没有。由于专业人员少,原来没有基础,王劲戏称那是一种“熊瞎子掰玉米”式的发掘,没有时间和精力坐下来搞研究,文革后期才开始弥补欠账。各地由训练班学员组织的发掘现在仍在陆续出版考古报告。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随着当年的主持人年纪大了,或者已经去世,他们手里压着许多重要发掘资料,现在成了“死”资料,考古报告几十年也出不来,非常可惜。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考古从河南起步。50年代考古人员训练班的实习也从河南郑州、洛阳开始。第一届带实习的队长郭宝钧在解放前发掘过殷墟,他从殷墟取得的田野考古经验流传到郑州,通过考古训练班学员传达到各省乃至各大学陆续创办的考古专业。正是通过各省再办训练班这种方式,产生一个“蝴蝶效应”,把科学的发掘方法普及到全国。


1986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 部分第一期创”练班学员合影。(邹衡提供)
左起: 胡悦谦、李逸友、俞伟超、安金槐(左5)、邹衡、徐秉琨、蒋若是、董增凯、郑绍宗、董其祥

    从1984年乃至9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又在山东兖州举办了六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每期半年,学员必须是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严格的考核,训练出一批出色的考古领队。此后,1993年——1996年,类似的领队班又在郑州西山继续举办了三期。这是国家文物局继50年代训练班之后第二次正规的全国性大规模培训考古发掘人才。参加者在90年代以后成为田野考古前线活跃的力量。

永远的“黄埔四期”

    “1952——1955年间,国内大小运动不断,别的文化单位都在搞批判,而训练班的气氛简直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纪秋晖先生回忆说。本着“一切以培养人才为前提”的信念。身为大专家的教员们,彼此都不带门户之见。“像裴文中、梁思成这些先生,彼此见了面都是既热情又客气,上课不涉及政治,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讲课。学习空气好,师生之间打成一片。”


1952年秋, 第一期部分学员在洛阳合影(邹衡提供)
前排: 邹衡(右2)、赵其昌(右1)
后排: 党华(右1)、郑振香(右2)、石兴邦(左3)

    那是一段激情涌动的岁月。徐秉琨说,“大家的心,像有一团火一样。觉得保护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光荣。”最初来到考古训练班也许只是偶然的阴差阳错,但这段经历却给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打下了深深烙印,注定了考古成为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麦英豪先生一直借用叶剑英元帅“老夫喜做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来勉励自己。77岁尚未退休的麦老说,要继续在文物保护事业上,“学习不止  工作不休。”作为第一届最小的成员,徐秉琨先生也已经71岁,到1995年前后,大部分训练班学员都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他们对考古事业的感情,却越来越火热。牟永抗先生几十篇论文大半是在退休后完成的。他说非常愿意支持所里年轻学者工作,重大考古发掘基本要到现场去看,简直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光阴荏苒,又是一个新的世纪。非常遗憾的是,这300余人在毕业后再也没有聚首的机会。北大考古系每逢重要庆典,都邀请一部分学员作为校友回来。80年代谢辰生先生也曾试图组织一次训练班学员的重聚,但终因种种原因未果。整整50年过去了,教员仅剩下七八位,第一届学员在世不足三分之二,年龄最大的汪宇平已94岁高龄,而同学录上的学员名字还在一天天少下去……也许时间会磨蚀岁月的痕迹,然而对于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这段可以被称为考古“黄埔四期”的日子不应该被淡忘,这是一个时代、这一辈人留给后来者的将永远是燃烧着激情、奉献了累累硕果的鲜活的一页。

    (本文采写过程中, 得到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众位先生大力帮助, 热心提供素材、图片、线索, 并不辞辛苦予以指导。在此特向宿白、邹衡、严文明、罗哲文、黄景略、石兴邦、李仰松、纪秋晖、刘启益、麦英豪、牟永抗、郑绍宗、徐秉琨、黄明兰、许顺湛、王劲、高天麟、张森水、夏正楷、何国涛、解希恭诸位先生以及汪英华等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  03期)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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