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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山西的考古往事——汾水之谊 情定晋中

2017年07月05日 16:00   来源: 《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华诞文集》    作者: 张忠培    【 收藏本文


    1979年,为贯彻导师苏秉琦的意见,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科研与教学基地,以探索冀西北长城地带先秦考古学文化和培养学生田野考古能力,经过在蔚县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感到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山西有联系,就计划将工作扩展到张家口西南的晋中盆地;同时,也为了解决国家文物局和吉林大学合办的进修班的实习问题,我们就决定在山西建立一个教学与科研基地。

    许伟是进修班教学的负责人,又在侯马进行过工作,对山西情况比较了解,就派他去山西踩点,筹划进修班实习,以及建立教学与科研基地事宜。1980年5月,他通过行政方式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取得联系,就和对方派出的刘绪一起踩点,最后目标锁定在太谷白燕。我去白燕看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就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

白燕遗址发掘工地现场 从左至右为:王克林、黄景略、张忠培

    到了白燕遗址以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克林同志作为我的老同学以个人名义也加入到我们中来,这样就由黄景略、我、王克林共同主持,许伟在这里负责常务性的工作。


张忠培先生与卜工、吴振禄谈考古工作

    1980年的冬天白燕遗址暂停发掘的时候,为向省里汇报阶段性工作,我在太谷县招待所请省里的行政部门、考古研究所和县里的领导同志吃顿饭。还在开工的时候我在村里请过当地的人吃过一顿饭,但觉得吃的不够好,这回一定要再好好招待一下。当时我告诉大师傅:“今天请生产队的负责人吃顿饭,做的好点,标准高一点,多花点钱没有关系。”但是到了晚上却停电了,我们只好点着蜡烛吃饭,灯下黑,碗都看不清楚,大师傅说:“红烧肉来了!”我夹一块,觉得不是红烧肉,绵不隆冬的没有肉味道,再夹一块,也不是红烧肉,吃了半天不知道什么玩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碗炖茄子,上面放几块红烧肉。山西人吃主食行,花样多,但是吃菜呢,都是小碟子。端上来一碟菜,大家不到一筷子就吃完了。我感觉怠慢了客人,于是决定在县招待所请客,花了20元钱一桌,这价钱够可以的,但我感觉这是很不够意思,怠慢了客人。

    这次汇报工作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建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建是山西研究旧石器的专家,做事很有魄力,在许多方面积极推进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建设,尤其在改善考古所的硬件基础设施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性格比较直爽,从加强山西考古所的学术考虑,向我提出希望他们也能够参加白燕遗址的发掘。我听了他的意见后,便和景略商量并取得他的同意后,便告诉他:这没有问题!于是到了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便加入合作的行列。


张忠培考察西部考古成果

    1980年到1981年,我们在白燕遗址发掘了两个年头,后来还继续在这里整理。1982年开始,我们又在晋中盆地和忻定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并选择杏花村墓地和忻州游邀遗址分别于1982年、1987年及1989年进行发掘。之所以选择忻州,主要是考虑白燕在忻州的南面、张家口蔚县在忻州的北面,若将这三点连成一条线,通过忻州来看张家口和晋中的文化关系,然后站在山西或河北进一步来看整个黄河腹地,即陕晋豫三省地区,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在山西的工作采用“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式。“阵地战”就是定点在一个地方进行大规模发掘;“运动战”是选择一些点,进行中小规模的发掘;“游击战”则为调查。经过多年在山西的工作,我们收获很大,主要是在晋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研究和谱系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研究。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约相当于半坡文化或后冈一期文化时期,一直到春秋,在新确认出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同时,也搞清楚了这个长达数千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更替,为山西及其相关地区树立了一个考古学文化断代编年的标尺。现在离当时,已经二、三十年了,所有的考古工作都证实这一断代编年的考古学文化的标尺是正确的。这在山西以前是没有做过的。


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期间,张忠培先生在现场指导工作

    第二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我们通过绵延约四千年的诸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认识到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延续的持久性。比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源头是什么考古学文化,但是在山西,我们通过研究知道,西阴文化是怎么转化为龙山时期的杏花文化,杏花文化怎么转化为夏时期的遗存,夏时期的遗存又怎么转化为商时期的遗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包括黄河中上游除汾河流域以外的所有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西拉木伦河及燕山南北地区的同一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能有这么长时期的持续性的发展,因此,同一文化谱系的更替的诸考古学文化持续性发展便是汾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演变的一个特点。这也是汾河流域历史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我们知道山西吕梁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归属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其所代表的族群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陶器都不清楚,但是我们通过工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太谷白燕发掘了五座墓,这些墓被毁扰过,没有发现陶器,可是每个墓都出了金耳环,这些金耳环在吕梁地区是和青铜器一起出的,这样就知道这些墓主人应该就是吕梁地区青铜器的族群。在白燕之后我们又在柳林发掘高红H1,而且最近几年我主持“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生业、文化、环境研究”课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承担 “一万年以来黄土高原东部人类生业与环境变迁”子课题项目时,又在高红进行大规模发掘。通过对高红的发掘和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吕梁地区青铜器的考古学归属。

    这么多年,我们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通过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许多创新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推动了山西晋中、晋北及其相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同时,其成果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在这里也锻炼和培养了吉林大学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成长,也促进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我们都是吃着汾河水,与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山西的工作成果,我们已经出了《晋中考古》与《忻州游邀》两本报告,第三本报告《太谷白燕》也即将出版,到那时就可以说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了。



文章来源:《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华诞文集》
口述:张忠培
整理:郝丽君

文章来源:《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华诞文集》口述:张忠培整理:郝丽君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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